【人类学】吴文藻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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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文藻
我于1901年4月12日(农历2月24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夏港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吴焕若在镇上与人合伙开小米店。父亲童年失学，后来也没有念过什么书，因而家中没有什么藏书。
我五岁时，便由我二姐陪我到乡下的一所蒙学堂上学。后升江阴城里的礼延学堂高小。毕业时名列第一，获“三优”奖，颇得老师曹某的赏识。我先是考上由江苏省有名的书院改成的南菁中学，一年以后，曹老师劝我投考北京的清华学堂，因为清华毕业后可以官费留美。我听了他的劝告，便在十六岁那年考上了清华学堂的插班初中二年级。同宗吴漱英代我筹了旅费，并带我进了北京。
清华学堂是留关预备学堂，一切免费。学制八年，前三年是初中，后三年是高中，最后二年相当于美国大学的二年级。课程和教材也与美国相仿，除中国史等少数课程以外，基本上都是用美国的英文原文教材。教师也基本上都是留美人员或直接从美国等聘来的外国人。在清华学堂的头几年，我是遵规蹈矩地接受美国的那一套教育。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使我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也卷入了清华的游行活动，但队伍走到西直门时，城门被守兵关了，进不去，只好在海淀一带游行。在此期间我也写过一些爱国反帝的宣传品。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也在此时开始得到了确立。
五四运动以后，我进一步接触了一些新思想。当时曾订了许多杂志，如《新青年》、《少年中国》、《醒狮》、《新潮》、《建设》、《解放与改造》、《公闻周报》等。看了不少孙中山、朱执信，廖仲凯、梁启超、陈独秀、李大剑、胡适等人的文章。在政治思想上我当时比较偏向孙中山和朱执信、廖仲凯的观点，胡适的实用主义则不感兴趣，因为胡适主要是搬杜威的那一套理论，而我则比较赞成罗素的社会思想。但对胡适提倡白话文的主张是赞同的。
梁启超也是这个时期给我影响较大的人物。尽管我不赞成他的改良主义和后来的保皇主义主张，但对他的学木思想是非常欣赏的，特别是他丰富的国学知识和治学方法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影响很大。我曾和他的儿子梁思成是清华的同班同寝室的同学，通过梁思成的介绍我曾进见了梁启超。在清华学堂的最后一年，梁启超来校讲了《先秦政治思想史》一课，使我初次接触到了我国的先秦诸子百家，对我启发很大。我后来教书讲《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就是以梁的本子为基础，穿插以西方的东西的。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我所阅读过的报刊书籍和报上连载的罗素、杜威在北京的讲演也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所有这些“五四”以后的思潮，如爱国反帝、民主、科学的思想都使我对社会政治思想及其理论发生了很大兴趣，也为我后来选择学习和研究社会学和民族学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当时，我对陈独秀和李大剑的文章也曾感过兴趣，但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的创始人。由于受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较大和对当时所谓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宣传的接受，头脑里确立的是学习西方、振兴中华，因此也不可能走上共产党人所提倡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23年，从清华学堂毕业，带着学西方和教育救国的思想，赴美留学。我们这一届是清华学堂历年来赴美留学中人数最多的一届。同船去的还有其他学校的赴美留学生。也就是在去美国的船上，与谢冰心相遇并播下了友谊的种子。
在同学潘光旦的介绍下，我进了美国东部新罕布什尔州有名的达特默思学院，插入社会学系本科三年级学习。这二年中，又接触到大量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史和理论。除了必修的基础理论课以外，我偏重学习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史和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有关的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学说。在所学的课程中，对我后来研究方向影响较大的是史帝华(J.Stewart)教授讲的意、法、英、德、美等国的思想类型。我回国后就曾以他的讲课为基础，加上自己的研究，写了多篇介绍这些国家社会政治思想史论文。
在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同时，我还选修了旁系的一些课程，如逻转学（科学思维方法），社会伦理学(价值标准、道德规范)、英国宪政史，美国政府，福利经济学等。也因此较早读到了受到列宁评论的霍布逊(J.A.Hobson)的《帝国主义论》和他的两本人本主义经济学著作《工作与财富》、《工业休系》，读到了伯里(J.B,Bury)宣扬西欧启蒙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名著《进步观念》等。
在达特默思学院的学习中也接触到了一些进步思想。如《社会主义运动史》一课，就使我较早接触到了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费边派社会主义等理论。但是，开这课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宣传进步思想，特别是在讲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只讲《资本论》第一卷，又以美国流行的经济史观来批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使我对历史唯物主义一开始就没有正确的理解。在校期间我还曾参加了一个名叫“自由俱乐部”的学生组织，这个组织经常延请名人学者如罗素、美共领袖福斯特等来校演讲，这也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不少西方的进步思想。在这二年中，我还补修了生物学和化学两门实验科学。其中生物学采用的教材是以进化论为主导思想的《自然》，这两门课程也为我后来信奉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的主张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1925年夏，在达特默思学院毕业，得了学士学位。同年秋天升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研究院社会学系。二十年代时，美国大学中招收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为数不多。当时大学研究院有社会学专业的学校中条件较好，容纳人数最多的主要有东部的哥伦比亚大学和中部的芝加哥大学。这两所学校的社会学研究各有各的特色，也是美国社会学初期有名的两个学派。哥校的系主任季亭史(又译吉丁斯F.H.Giddings，1855-1931)是美国本土社会学创始人之一，他培养了大批能著书立说的专业人才，给各大学输送了专业师资。这些人后来成了美国社会学的骨干力量。芝校的社会学系创办人斯莫尔(A.W. Small)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早年曾介绍德国马克思、齐美尔(Georg Simmel)等人的学说。其后派克(Robert.E.Park)和伯吉斯(Ernest.W. Burgess)继起，以开创城市社会调查而闻名，训练出了一批干练的调查研究人员，因而其声誉曾一度超过哥校。我的清华同学吴景超，就是在该校读社会学的。我因当时人已在东部，加之清华同学陈达之劝并预约我毕业后返母校任教，我就进了哥校。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开始了正式的专业学习和研究。必修科目有季亭史的〔西方〕“文明与社会”(这是他著名的“星期五演讲”身后〔1932年〕才出书问世)，“西方社会思想发展史”，“人口问题”，“社会立法”，“统计学”和两门外国语(法文和德文)等。此外，还选修了本系奥格朋(Willjam Ogburn)开的“心理学与文化”(即文化社会学的先声)，选读了旁系海斯(Hayes)的“近代欧洲史”并参加了他主持的“民族主义学说”讨论班，谢波德的“欧洲向外扩张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旁听了经济学系塞利格曼(E.R.A. $elgmau)的(西方)“经济思想史”，哲学系杜威的伦理学等。
在哥校期间，对我后来研究方向有重大影响的是开始接触了人类学专业。先是旁听了人类学系主任、美国厉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F. Boas)的“人类学”(有时由他的女弟子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 )代课)，后来又到纽约社会研究新校上夜课，听著名人类学家戈登卫然(A.Goldenweiser)讲“早期文明”(相当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书时改名为《人类学: (原始文化)导论》，并和戈氏结识。他是一位有辩才的讲演者，对听众的吸引力很大。此外，我还常到著名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组实习参观，并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临时讨论班。所有这些都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人类及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也使我初步意识到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密切的关系以及把这两门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在哥校期间，我和潘光旦住同一宿舍里，那时他已改读生物学，侧重于优生学、遗传趋向的学习和研究，而我则专攻社会学，侧重于文化与环境方面。我们经常交流切磋，因而得益很大。
我在哥校学习三年，前两年上课，后一年撰写博士论文，我读完第一年之后即取得了硕士学位(1926年)。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学说》。我写这个题目，一方面是因为思想上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仰和追随，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内国民革命高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故写了这篇为国宣传的论文。同时，我还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放与国家”的文章。当时，在留美学生中有好几个爱国组织，我亦参加了其中以清华同学居多数的“大江社”，但因为当时的主导思想是想以学术研究为祖国服务，所以较少参加政治活动。
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者是政法学院立法教授张伯伦，他向我提议的题目是“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他是美国取缔毒品运动方面的专家。他要我写这个题目的用意是一方面引导我注意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要提高我运用历史方法的能力和分析文献资料的能力。这篇论文涉及的内容尽管与我回国后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方向关系不大，但在广泛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翻阅了一般图书馆所不曾收藏的《汉萨德的不列颠巴力门辩论录》(Hansar(d's) Debates of British Parliament)，使我接触到了一般人不容易接触到的英国议会政治史的官方记录。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1928年冬，在专业必修课笔试及格之后，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我的论文，次年夏，我得了博士学位，并得到了哥校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
论文通过后，我即整装离美，取道欧洲，经由苏联，于1929年二月返抵北京。
现在，回顾留美期间的学习生活，觉得美国教育制度中不是没有可取的地方。如当时美国流行的通才教育，就值得我们参考。通才教育有博有专，先博后专，在广博的基础上进而求精求专，以“博”为“专”服务。通才教育可以造就视野宽阔和知识面较大的、适应工作能力较强的专才，我本人就有这样的体会，因为早年所学的基础理论课范围较广，故就业以后碰到的各种问题和接触到的新知识，都并不感到陌生，对这些新问题和新知识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也比没有多种基础知识的人来得省力。我一生从事的人类学(特别是其中的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两门专业所涉及的知识面都相当广博，正因为我受过通才教育，才能比较地胜任这种研究工作。
目前我国综合大学的课程内容过于狭窄，学生毕业之后，普遍感到基础知识不足，不能胜任较为高深的研究工作。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适当地参考这种通才教育方法，增设一些课程(可考虑相应地延长一些学习时间)，使学生的知识面更广博一些，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出更有才干的专门人员。
早在1927年秋季时，与哥校同学步济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始人之一)结识，他约我回国后到燕京任教。燕京是冰心的母校，她已于1928年回校任教。我和她在美国留学期间已有相当感情，因而步氏的相约使我动了心。但在此以前我已曾答应过陈达教授回清华任教，因此，决定和陈达磋商。磋商结果，以我返国后头两年在清华兼两门课为条件，同意了我去燕京。因此，1929年2月回国后，便到燕京任教。同年夏天和冰心结婚。
从1929年春到1938年夏，在燕京大学共工作了将近十年时间。在这十年中主要的是以下几项工作。
(一)讲课。我到燕京的初年，系主任许仕廉分派我担任“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的教学工作。这三门课也是我后来多年所开设的课程。三门课的教材虽然都采用一个英文教本，但每门也都自编了一种汉文教材，并且内容每年都有所改进。
“西洋社会思想史”最初涉及的范围很广，后来我把有关社会学学说划分出来，别开一门“当代社会学学说”(隔年一次)，目的是使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增加系统性和科学性。
“家族社会学”开始偏重家族制度(尤其是原始阶段)的发展史，后来转向以中国宗法社会为中心，进而就中国与印度的父权家长制进行比较。为了进行比较研究，搜集到了大量有关资料，并编写出讲稿，可惜这些材料在抗日战争中全部被日军抄走了。
我所教的“人类学”主要是文化人类学，我认为它与社会学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根据中国的国情，还是把它们结合起来研究和教学比较合宜，这个方法得到了公认，后来燕京社会学系在教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时，基本上是采用了这一结合的方法。
(二)培养专业人员。二十年代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还属于草创时期，专业人材比较少。因此，我把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材作为当时的重点工作之一。
首先，以讨论班的形式上课。大约在1935年一1938年之间，我给本科三、四年年级的学生和研究生以讨论班的方式开设“先秦社会政治思想”及“近现代社会政治思想”两课。前者以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为范围，后者以《清代学术概论》为范围，让学生在这两个范围内选择一家学术为题，撰写专题讨论的文章，然后在班上进行宣读和交流。结果证明，这种方法能启发学生每人内在的特长，锻炼他们从事专题研究的能力。当时有些学生撰写的顾亭林、黄宗羲、王船山等人爱国思想的论文都有一定的质量。林耀华同学当时写的“严复社会思想”尤为突出。
其次，请进来和派出去。“请进来”主要是指请国外有关专家来燕京讲学和指导研究生。1935年10月我邀请了正在日本讲学的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拉得克利夫一布郎(A. R. Radcliffe-Boown)教授来讲学三个月，开设了“比较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班”的短期课程。并特地请他担任林耀华硕士论文“义序宗族研究”的材料组织导师。1936-1937年，在我游学美国西欧时期，还邀请过耶鲁大学著名语言学家萨皮尔(E. Sapir)和年轻学者阿伦斯堡(Conrad. M. Arensburg )博士来校讲学和帮助培养实地调查的研究生，后因芦沟桥事变发生而未能实现。1937年春，在英国同时，为了吸取导师制的经验，我同牛津大学付校长林叟( A.D. Lindsoy)联系，由他派了他的儿子林迈可(M.Lindsay)和戴德华(George TayLol)来燕京法学院讲课和个别指导学生。
派出去是派送研究生出国留学。鉴于当时国内设备和条件较差，而欧美一些国家已有几十年的先进经验，因此，派送研究生出国深造是必要的。但当时我对诸如派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根据系内的需要大体上作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这种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选送留学生的方法，确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们回国以后都能铰好地胜任科研和教学工作，并且后来由于他们本人的努力，都成了该专业的骨干力量。例如，较早送出国的李安宅同学，先是进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Berkeley)分校人类学系(博厄斯学派的一个重要据点)跟博厄斯的两位大弟子克娄伯(A. L. Kroeber)和罗维（Robert. H. Lowie)实习，曾到新墨西哥的祖尼族人(Zuni)中从事实地调查，通过实习调查，他不仅熟悉了祖尼人的文化，从而通过对比更加理解了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而且还吸收了历史学派的所长，掌握了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技术。后来他又到美国东部的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跟著名的人类学专家萨皮尔学习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回国后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都取得了不少成绩。又如林耀华同学，是我1938年去美国出席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校庆大会时与哈佛燕京社负责人商妥去学习人类学专业(读博士学位)的。哈佛是美国最早设立人类学系的大学之一，历史悠久，设备俱全，并且校内设有民族学博物馆，系内人类学的四大分支即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课程都有，因而基本训练比较全面和扎实。林耀华回国后，深入四川凉山等地调查，取得了在国内外人类学界有一定影响的成绩。再如费孝通同学，考上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专业后，我乘1936年休假去英国之便，给他介绍了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马凌诺斯基（B. Malinowski )作导师。费孝通将他的“江村经济”资料，用功能分析法写成了《中国农民生活》一书，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很高评价。马氏还特为此书写了长篇“前言”说“此书将被认为人类学实地工作和理论的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当时送出留学的还有黄迪、瞿同祖等同学，成绩优异，都有自己的贡献。
(三)学术研究。回顾我在燕京十年的学术研究活动，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介绍和评论西方社会政治思想。
在1932年—1936年之间，我连续发表了几篇介绍和评论西方各国社会学派的由来、现状、及其学术观点的文章。其中有介绍法国社会学的“现代法国社会学”(分上、下二篇，分别载在《社全学刊)1932年第三卷第2期和1934年第四卷第二期)，介绍美国让会学的“季亭史的社会学学说”(载《社会学刊》第四卷第一期)，有介绍德国社会学的曰“德国系统社会学学派”(载《社会学界》1934年第八卷)和“冯维史的经验学派社会学”(载1935年《社会研究》86期)，还有介绍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载《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一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我也曾作过研究，并且还专门撰文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作了比较，如“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和费边派社会主义的比较”(分上、下两篇，连载在《社会问题》杂志的1931年第一卷第四期和第二卷第一期)。
在上面这些介绍西方社会学派的文章中，尽管我本人当时是力图客观地进行介绍和评论，但由于我当时受西方教育影响很深，因而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和评论这些学派，甚至对有些学派还有一定的倾向性。
第二，提倡社区研究，首先，这种研究是在前一时期燕大社会学系同仁们社会调查和民族志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社区研究，就是“大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则考察边疆的部落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状况，双方兼顾，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见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载北京晨报《社会研究》102期447页)。为了提倡社区研究，我在1935-1936年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论文，如：“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载《北平晨报)1935，1 ，9 )， “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北平晨报》1935，4，17)，“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载《社会研究)101,102期)，“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载《社会学刊)第5卷第1期)，“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载《社会学刊》第5卷第2期)等。为了推行社区研究，当时系内还派了一些研究生到一些地区的乡村去作实地调查，如徐雍舜到北平附近淳县调查乡村领袖的冲突，林耀华到福州附近的义序调查宗族组织，黄华节到定县调查礼俗和社会组织，李有义到山西徐沟县调查农村社会组织等。这些调查后来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当时，我自以为进行这种社区调查研究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入的作用。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看，这种以文化为重点的社区研究还是不很深入的，特别是由于没有进行阶级结构的分析，实际上没有涉及到当时社会的本质，因此，这种社区研究还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的。当时也曾接触到过一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工作的著作，(如陈输笙用英文写的《中国华南的农民问题》，1928年出版，但由于自己受西方社会学和民族学理论的影响较大，因而没能充分认识他们著作的真正价值。
第三，主张社会学中国化。在我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还很短。当时大学教社会学的情况是“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亦有稍取本国材料者。又继而由国人用本国文字讲述本国材料，但亦有人以一种特殊研究混作社会学者，……”因此，社会学“仍是一种变相的舶来品”。这种情况使我们面临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当时的想法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以上几段均引自《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一种“总序”)。
在社会学中国化问题上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一面介绍健全的理论和方法，一面提供正确的实地调查报告”，这也是当时编纂《社会学丛刊》的主导思想。前面所谈到的社区研究，实际上也正是这种社会学中国化问题中的一项主要的实际工作。我的主要主张是，应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并认为，这种做法“与我国国情最为吻合！”但是，由于七七事变后东迁西移，生活的不稳定而没有把这个问题继续深人地研究下去。
第四，应用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进行社区研究时，首先遇到的是用什么理论和方法来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问题。就当时我所了解的西方社会学或人类学的学派有许多，而我则选择了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
为什么要选择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理沦和方法呢?主要是我认为它和我提倡江区研究的主张吻合。我的这种思想基本上反映在我为《社会学丛刊》写的总序里。我说：“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功能观点，简单的说，就是先认清社区是一个‘整体’，就在这个整体的立足点上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并且认清这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统一体系的各部分。要想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确的了解，必须就从这一方面与其他一切方面的关系上来探索穷究”。
我在美国学习时，曾对以博厄斯为首的关国历史学派很感兴趣，但我在开展社区研究时却没有采用历史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原因就是我认为一方面历史学派过于强调研究文化的片断，即如博厄斯的大弟子罗维所说的名言:“破碎补缀的文化”，而不是象功能学派那样强调从“整体”和各部分的密切关系上来研究文化，另一方面，历史学派的实地调查方法和民族志专刊的编写，也不如功能学派那样完整。
为了推广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我一方面写了一些介绍功能主义学派的文章，如“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期)，“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社会学界》第九卷)，“文化表格说明”(《社会学界》第十卷)等；另一方面又请了功能学派创始的大师之一布朗来中国讲学，并请他和佛思(Raymond Firth)写了关于农村调查方法建议的专题文章，供我们参考。同时，还请布朗作林耀华同学的导师。
现在，西方人类学界尽管在理论阐述上已强调“结构”的分析，但功能主义的调查技术仍为大多数专家所沿用。关于功能主义学派后来的发展变化和现在对功能学派的认识，在1981年发表的《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今昔》(载《民族研究》1981年1期)中作了介绍。总的来说，功能学派没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分析法，但它的调查方法，即参加者观察法，有不少我们还是可以借鉴的。
(四)其他学术活动
1、1933年夏，与冰心及郑振锋。顾领刚。雷洁琼、容庚等同志曾有塞北之行，写有《蒙古包》小册子，由平绥铁路管理局出版。
2、1938年夏—1937年夏休假出国，游学了美国西欧，先是代表燕京大学出席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大会，在会上结识了前来受奖的马凌诺斯基教授。会后，我又去英国伦敦大学访问了他，并参加了他主持的人类学研究班。与他交流了两国民族学研究情况。马教授得知中国社会学界巳采用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文化，十分兴奋，以他尚未发表的打印稿《文化论》相赠(后由费孝通等译出)。
此后，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访问了法国社会学年刊派创始人杜尔干( Emile Durkheim)的继承人－－莫斯教授(M Mauss)。莫斯让我阅读了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打印本讲稿“民族学方法”(即他身后发表的《民族学手册》(1947，Manuel dl Ethnographie.(paris))并让我作了笔记。通过
莫斯的介绍，我又结识了与该派接近的著名学者布格雷( Charles Bougle )，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专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从布格雷那里我了解到法国社会学从杜尔干起就同法国让·饶勒斯(Jean Jdares)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潮有很深的相互影响。
在巴黎逗留时期，我增编了“西洋社会思想史”讲义中法国启蒙时期“百科全书的社会思想”那几章。对诸如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鸿、卢梭等启蒙思想家都予以了增订。这也就是我“西洋社会思想史”讲义的第二稿。从上述思想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一种“中国热”，对这些我特别作了引述。七七事变后，我讲义的初稿和二稿都留在燕京大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部被日军抄走。
1937年春。我还曾到牛津大学了解该校导师制的做法。并与巴里奥(Balliol)学院院长老林叟(时任牛津大学付校长)商定帮助燕大法学院推行导师制的计划。这个计划即从大学本科三四年级挑选成绩优异的学生予以特殊指导，毕业时授予荣誊学位。但由于1938年日军侵入北平，我离开了燕大，我所要推行的“社会科学荣誊学位导师制”就没有贯彻下去。
自从1938年夏离开燕京大学后，直到1961年从日本回国，我的生活一直处于战时不稳定的状况中。
先是在昆明云南大学担任由英庚款在云大设置的社会人类学讲座课程，同英庚款委员会派来的研究人员如江应梁、密贤璋等人共同进行专题研究工作。1939年，为云南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委托在昆明建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为此，我还同一些同行合议成立了云南人类学会，公推李济为会长，并请他作第一次学术演讲。但后因会员分散，工作就停顿了下来。
我在云大时期由于忙于安排同仁们的实地调查和教学任务，因此未能认真从事著作，仅仅撰写了“民主的意义”(载《今日评论》周刊1940年第四卷第八期)和“论社会制度的性质与范围”(载云大《社会科学》学报1940年创刊号)。更遗憾的是，虽身处多民族的地区，却没有把握良机亲身参与实地调查。
1940年年底，因英庚款讲座受了干扰，不能继续，那时有在重庆工作的许多清华同学，动员我到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研究工作，我们就搬到重庆去了。
1941年2月开始参事工作。我的职责是对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和提出处理意见。同时，还兼任了蒙藏委员会顾问和边政学会的常务理事。
在重庆期间也做了一些学术活动，例如作为云大、燕大的代表与教育部联系，筹设燕京大学成都分校并推荐林耀华为社会学系代主任，协助《边政公论》杂志审稿、撰稿和介绍稿件，推荐陈永龄去新疆教书、李有义去拉萨研究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问题等。学术文章写得很少，仅有《边政学发凡》(载《边政公论》1942年第一卷第5，6合期)、“印度的社会与文化”(载《文化先锋)1943年第2卷第18期)、“现代国家的福利功能观”(刊物名似为《社会建设》，尚待查核)和一些关于青年和儿童问题的论文。
从1943年初到1946年上半年期间，共出访三次，第一次是1943年2月－4月，参加了以我的同学教育部次长顾一樵为团长的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我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问题和教族(信印度教民族和信伊斯兰教民族)冲突问题，为国内研究民族和宗教间题提供参考资料。
第二次是1943年的6月至年底，参加了当时中央设计局组织的、由西北检察使罗家伦率领的西北建设考察团。我分担的任务是以新疆民族问题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因正是《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之际，我对该书不承认中国有各民族存在的客观事实有不同看法，故调查报告未能写成。
第三次是1944年底，参加了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率领的赴美代表团，去参加战时太平洋学会的年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
闭会后，我利用在美国的机会，了解美国战时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状况。从1945年1月到4月底接触到了一些新情况。如，访问了美国社会科学评议会，耶备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及商学院“工业社会学”研究所，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普林斯顿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等，通过各该校的负责人了解到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态。总的收获就是了解到了行为科学的研究已从社会关系学发展到了以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三门结合的研究。
1946年初，我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我担任该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
我的主要职责是一方面了解美军总部对日管制的政策和措施执行的情况，另一方面是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战后重建的情况和形势。我当时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力求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当时做的专题研究，如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各政党，新宪法下会议政治的运用，财阀解体，日本工人运动，日本战后经济复兴计划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提供情报资料，作为制订对策依据，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在日期间，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同行业人士多有接触，使我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到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在我到日本以前，对国民党的统治早已不满。1950年6月份我向团长提出辞职，退出了代表团。离职后，因不能回国，就以新加坡星槟日报驻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继续留居了一年，同时与国内取得了联系，于1951年秋，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忱，回到了祖国。
回到新中国的头两年－－先是学习新思想和了解新情况，为接受新工作做准备。
1953年10月，正式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从那时起到现在的将近三十年时间里, 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
从1954年到1958年，曾先后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主要任务是教学和编写讲义大纲。也曾写了两篇之章，一篇是用英文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情况”浅述（载英文杂志《中国建设》），另一篇是“对马凌诺斯基功能人类学的批评”（油印一百份，但未发出，后因运动均散失）。
1958年4月因被错划为右派而受到了撤销教研室主任的处分，并被剥夺了教书权，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59年12月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曲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1979年，党的政策终于得到了落实，把1958年的错划予以改正。
从1959年以后，基本上是从事内部文字工作，大部分成果都没有发表，少数发表的也都不具名或者用笔名。例如，1959年至1966年期间与费孝通共同进行校订几种少数民族史志（当时称“三套丛书”）的初稿，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会学新出名著的评介和资料摘述（对其中有些还建议翻译成论文），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词目撰写释文及审阅修订草稿，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大量资料及意见，并担任校订民通译美国科学家保林〔即诺贝尔奖金两次获得者莱纳斯·鲍林〕的《不要再有战争》（编入《资产阶级社会学资料选辑》第三辑，1965 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英国阿拉斯太尔·蓝姆著《中印边境》（1966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厉史、地理、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但此项工作因文革开始而中断，大量未装订成册的原始资料均已散失。
1966年文革开始后靠边站, 住牛棚, 直到清队写交待为止。1969年冬到京郊石棉厂劳动，1970年夏又转到湖北沙洋干校劳动，直到1971年8月。那几年，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学术工作自然停顿了下来。
返校后，作为民院研究院新设的编译室成员, 和室内其他同志共同翻译并校订了尼克松《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1972年，商务印书馆），共同翻译了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原著1946年出版，上中下三册，1975年三联书店）和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世界史纲》（原著最新版，全部译稿已于1978年初交北京人民出版社，据告即将出版）；1976 年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厉史、地理、民族英文参考资料汇编》原打印本装成六卷，油印共出五卷（最后一卷文革中连同原始材料已都散失），供内部参考用；为编译室《民族问题资料摘译》推荐有价值的英文资料，并校订部分汉译文稿，完成了《辞海》世界民族类词目第二版的修订工作等。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各种学术研究又得到恢复。社会学也开始受到了重视和发展。1979年3月，我十分激动地参加了重建社会学的座谈会，在会上作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发言，谈了我多年想谈而没能谈的间题。
1979年秋，民院让我参加带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任务。我在集体开设的《民族学基础》课中分担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教学任务。在教学中，我采取了自己开讲并辅导学生各自讲述自己论文的办法，实验证明，这种做法能锻炼学生独立钻研知识的能力和较快地得出成果。例如，研究生王庆仁，根据我讲课的大纲和我给他提供的参考材料，整理出了“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今普”一文，与我联名发表在《民族研究》1981年第一期上。
近几年来，我深感我们对西方民族学战后的发展和变化了解太少，因此特别注意关于这方面材料的收集，1981年底，我写了“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综合介绍和评论了西方民族学战后出现的诸流派及其理论（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2年第2期）。
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未被承认，现在重建和创新工作还有许多要做。我虽年老体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作出贡献。
转自《人类学之滇》
转自 微信公众号：二闲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