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一个由少数人认识到形成全党共识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1938年正式提出来的，提出的背景可以从毛泽东的个人文化背景和历史文化背景两方面来分析：
　　一、毛泽东的个人文化背景：
　　1、青年毛泽东在文化创造和选择实践中，受杨昌济先生的教诲和影响，对于中西文化，注重二者的结合，不走极端，着眼于现实的需要和可能，形成了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先实践后理论，进而取西资中的文化吸收、选择和创造观念。这种文化观为他日后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为他日后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思想方法论基础。
　　2、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已经形成了融中西学为一体的思想倾向。他早年创办的“自修大学”设在船山学社，可以被看作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形成的中国革命道路的象征。因为“自修大学”虽然极其强调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但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包括像王夫之这样的持批判态度的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后来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干部，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毛泽东在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讨论会的过程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二、历史文化背景：新启蒙运动及抗战时期“中国化”思潮的兴起对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一定的关系：
　　1、新启蒙运动，是20世纪30-40年代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在“新启蒙运动”口号下，由共产主义理论家和左翼知识分子发起，以弘扬五四精神为旗帜进行的有关思想、文化和组织活动。新启蒙运动的参加者在倡导文化之民族性的基础上，比较多地使用了“中国化”的概念：陈唯实、张申府在1936年便分别提出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科学中国化”等主张。陈伯达（为新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艾思奇在抗战爆发后到达延安，继续致力于“中国化”的宣传，后者于1938年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美国学者雷蒙德·怀利考察认为，陈伯达对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陈“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的统一起来提供了口号以及基本原理，他推动毛泽东正确地评估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历史遗产采取一种更积极态度的必要性。”
　　2、抗战时期的“中国化”思潮：从具体历史背景来看，日本侵华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大而弱的中华民族不仅要筑起军事的国防，物质的国防，而且也要筑起精神的国防。强调中国特色，弘扬民族传统的“中国化”思潮由此应运而生。抗日战争重新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和心理结构，强化了民族意识，唤起了传统文化的复兴。以此为契机，“中国化”思潮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替代曾流行一时的“全盘西化论”成为文化发展主流。颂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声浪，几乎淹没了五四以来自由主义学者“全盘西化”的梦想。这也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社会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利益的实际需要，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命运的一面旗帜，显示了毛泽东非凡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