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月16日—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

2、3月27日 张闻天发表《出发归来记》一文，精辟地论述了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态度和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张闻天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率领一些同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

他在陕北地区先后调查了神府县直属乡贺家川、米脂县杨家沟村、绥德县西川、子洲县双湖峪市镇乡，并在晋西北调查了兴县高家村。

搜集整理出《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等调查研究报告，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3、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渗入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以至导致后来的反特斗争的扩大化。

《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

《决定》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九日至十二日，在延安召开有两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反特斗争。

《决定》的发布和反特斗争大会的召开表明，原来在延安少数机关学校开展的审查干部工作，已转变成各个机关、学校、部队的群众性反特斗争。

4、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中国共产党随之解除对共产国际章程、决议所承担的义务。

5、6月 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并调动驻守河防的一部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4日和6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蒋介石。

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活动。9日，延安各界群众三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在解放区人民强烈抗议和全国进步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下，国民党顽固派被迫停止了这次大规模反共磨擦。

6、7月1日  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下列数语：“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

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由于党中央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未能及时纠正审干工作中已经发生的逼、供、信错误。

7月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他们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员们也要在这短促的时间内抢救他们”。

报告前后，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十多天内搞出大批所谓“特务”，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七月三十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明确规定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

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样，避免了给党带来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1944年春，中共中央开始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赔礼道歉。毛泽东对反特扩大化承担了主要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说：“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

1943年中国历史主要事迹：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保卫和扩大根据地，逐步度过严重困难局面。八路军在华北与敌人作战2.48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3.6万余人，俘5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日军投降6600余人。

新四军在华中与日、伪军作战4500余次，粉碎敌千人以上“扫荡”3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3.6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9300余人；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先后粉碎日军“扫荡”，巩固和扩大了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