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教育数字化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是龙头，回顾过往，秉持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的“3C”理念，高等教育数字化取得了基础设施体系迭代升级、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国内国际合作深化务实等显著成效，为高等教育数字化全面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立足当下，围绕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的“3I”道路，武汉理工大学积极开展先导性实践探索，争做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试验田”，实现了更高质量汇聚数据资源、更高效能应用智能技术、更高水平开展国际合作，为高等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提供支撑引领。展望未来，要更加关注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生态，深化应用服务导向，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全局性变革走向深入。

虚拟教研室是实体教研室的数字化变体，是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高等教育教学支持机制。它以学科专业教学研究、课程或课程群教学研究和重大教学改革主题研究为核心，组成全国性或区域性高校和相关机构专家学者教学研究网络，是新时代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所必需，可能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方向。虚拟教研室具有校际共生、关系松散、协同创新、学术导航等特性，应当充分利用组织优势，发挥协调、推介、平台、凝聚、导航等作用。其作用的发挥，须拥有学术高地、热心教学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以及高质量研讨交流活动等条件。加强虚拟教研室建设，可采取举办教学学术论坛、组织跨校性教育教学项目研究、发挥网络连接辐射作用、建立跨校性虚拟运行机制，以及争取热心参与高校支持等举措。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尊重知识活动的生态规律，并遵循整体性原则，但由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战略的整体性、系统性不足而重点建设战略存在单一化问题，使得高等教育体系发生结构性失衡，包括非重点高校陷入资源短缺困局、高校依附性强而自主发展和服务能力弱、高校间过度竞争损害教育生态以及不同类型高校办学同质化等问题，违背了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是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须强化整体建设，由打造少数一流大学转向建设一流大学体系。高校集群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范式，引导高校在强化校际合作中实现协同创新和效能增值，是推进一流大学体系建设的有效实践路径。为此，应通过高校集群治理为高校集群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奠定学科基础和加强制度保障。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高等教育助推科技强国建设的价值旨归体现在：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肩负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代重任，瞄准世界科技创新高地建成的发展定标。基于已有的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选取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的观测指标并将其整合为研发经费、人力资源、科技成果三个维度，着重分析高等教育在助推科技强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未来高等教育助推科技强国建设可致力于以下关键策略：完善科技创新立法体系，激发高校原始创新动力；提升高校科研投入效能，推动顶尖原创成果涌现；加强人才梯队自主培养，优化高校创新生态环境；构建创新价值评估体系，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发现教育法典的宪法基础，对于坚持依宪立法，坚持把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贯彻到教育法典编纂中具有重大意义。现行宪法上的教育相关条款遍布各章节中。通过梳理发现，宪法中存在国家确认和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以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三条逻辑脉络。几乎对应的，学界就教育法典的核心价值存在“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和“发展国家教育事业”两种代表性观点。引入容纳性标准和统摄性标准对两种观点加以检视，以“保障公民受教育权”作为教育法典的核心价值更为合理，并以此作为发现教育法典宪法基础的核心抓手。教育法典的宪法基础以受教育权作为其核心，以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为优先表现形态，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作为根本立场。

韧性思维嵌入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特定场域之中，为其在行动中通过“技术赋能”塑造韧性特质、推动韧性治理以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韧性治理”和“治理韧性”二者之间有区别但又紧密联系，前者是一种治理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方式，展现了治理行动及其过程的某种特征；后者更侧重于“韧性”，是治理行动的目标指向和结果表达。数智时代大学治理韧性的基本表现维度包括时空广度、结构适度、赋权深度、目标精度和价值温度等几个方面。实践中，大学韧性治理主要包括管理型领导到创业型领导的治理角色转变、以数智化技术为支撑的治理场景营造，以及以虚拟开放平台为载体的内外部资源与信息联动等方面。

实施基层学术组织绩效管理制度是助推大学实现战略目标的基础保障。基于制度逻辑理论，对S大学4个案例学院的绩效管理制度实践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案例学院绩效管理制度的运行过程遵循着国家、科层、市场、专业这四重逻辑，分别代表着学院实施绩效管理制度所需的行动框架、行动决策、行动资源和行动共识。成熟的科层逻辑和多层的市场逻辑是绩效表现达到预期学院的共同条件，欠稳定和欠均衡的科层逻辑是绩效表现未达预期学院的相似成因，较强的市场逻辑能够分别为较弱的专业逻辑、科层逻辑提供有益补充。结论对于通过实施绩效管理制度来持续提升学院整体绩效和治理成效具有实践启示。

加州大学的兴起是20世纪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辉煌成就，其伯克利分校是多年来全球公认的顶尖公立大学。加州大学的成功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崇尚追求科学、致力于创新、服务社会的大学精神和内部卓越的治理体系。其治理体系的特征包括通过职业化的行政领导力和专业化的学术领导力提升大学治理效能；倾尽所能多渠道筹措经费，确保高质量办学资源；引进卓越教师，并赋能他们的创新研究和教学工作；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丰富学生就读经历，担当培养未来科学家和领导者的使命；通过实施问题导向性的学科评估，不断改进质量。当然，联邦政府的政策影响，加州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经费拮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将持续影响加州大学及其伯克利分校的长远发展。

荷兰为了发现和利用更多潜在的社会劳动技能，并推进终身学习，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双轨制先前学习认定体系，在教育领域和劳动力市场两个轨道识别、承认和认定学习者在非正规、非正式学习中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通过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实施多主体协同合作、确立国家资格框架居中联结、形成配套认定程序与方式等，先前学习认定将学习与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职业院校、应用科学大学和行业企业广泛应用，促进了学习者的个性学习和职业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具备实施先前学习认定的法律依据和政策基础，在制度建设和办学实践上可以从荷兰的经验中获得借鉴和启示。

持续20余年开展的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对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以高质量的教育科研支撑高质量的教育发展，提升教育科研意识，培养学术新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23家教育类最具影响力期刊的统计分析发现，公办本科院校是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产出的绝对主力，“双一流”建设高校发文贡献较大，其他高校教育科研参与程度较低;在区域上，中西部、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高等教育科研活动的参与机构多元化、发表论文以合作署名为主，高等教育研究持续呈现开放性。综合词频筛选、分析结果提炼出2023年高等教育研究十大学术热点，对其研究进展、主要观点、研究趋势展开分析研判。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教育系统的重要功能，也是我国的一个重大教育政策目标。高等教育系统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系统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坚持独立培养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采取鼓励留学的政策，从而在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中形成了本土与留学的二元路径。但是，随着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我国自主培养能力的增强，留学培养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疫情后我国顶尖高校出国读研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同时一些无法去美国留学读研的学生转而到英国、新加坡等国家留学。在此背景下，我国应一方面抓住优秀生源供给增加的历史机遇，持续提高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能力，另一方面继续坚持教育对外开放，进一步促进留学目的国的多元化，以降低留学趋势变化带来的风险。

为提升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性，美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了大量专业型硕士学位（M.Ed.）来培养实践人才、助力院校建设。M.Ed.学位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美国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培训，学位诞生之初便与院校管理实践建立起联系，并在发展过程中持续探索管理人员的培养模式、增强其服务实践的核心功能。纵观M.Ed.学位的历史和现状，学位授权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高等教育行业标准、专业实习制度是其发展的制度保障，帮助实现高等教育专业与高校管理间的联动。从培养过程来看，培养对象具有实践经验、培养目标结合职业需求、课程体系个性化、课程内容围绕实际问题、设置实习计划是M.Ed.学位的突出特点。这为我国高校行政管理和高等教育学人才培养提供了有益借鉴。

科教融汇是推动高职教育抓住时代先机、获得战略主动、实现质态跃迁的关键举措。科教融汇从理念走向具象必须以课程作为中转站，而课程发挥其重要作用在于能够调和科技与教育融汇过程中产生的多元冲突，综合表现为一种“课程秩序”。这些冲突的调和，要求高职教育科教融汇课程在价值秩序上能够形成“求用→求真→求善”的价值位阶、在结构秩序上构建“横向跨界-纵向自生”的结构体系、在主体秩序上确立“行政-市场-专业”的最佳生态位、在制度秩序上织就“历时连续-共时联通”的制度网络、在评价秩序上塑造“主体协同-方式互补”的评价格局。这五大秩序的生成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从无形到有形再到无形、从自发到计划再到自发的过程，其又依赖于高职教育科教融汇课程组织、制度、资源、实践等方面的动态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