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

“二奶”,现代汉语辞典缺席然而近十几年来却耳熟能详的名词,它已像越长越大的毒瘤存在于我们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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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奶”让人毫无疑问地联想到男人和女人,金钱与性交易,尤其是容易让人联想到女人的命运。二奶们幸福吗?她们怎样沦为二奶?她们为何当二奶?她们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吗?人们该谴责男人还是谴责女人?对此类丑恶现象,社会该如何疗救?……
带着这一串串疑问,女记者出身的本文作者改名埋姓装扮成落魄女人,孤身暗访深圳河畔的“二奶村”,用长达60天的时间揭开了二奶们令人心悸的生活内幕和内心真相。
——原文刊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4年第4期
作者:涂俏
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包二奶”现象日益严重。自八十年代中叶始,一批往来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二奶”。随着这个“风流军团”的扩大,一些位于罗湖的花园住宅,如怡×花园、庐×花园等楼盘,因“二奶”相对集中而闻名。
九十年代中叶,随着深圳中心区的西移,福田区成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娇”的首选地。由于福田区渔×村、皇×村、皇×新村、水×村等地邻近货柜车出境的皇岗口岸,便利司机的出入,日渐成为香港货柜车司机包养内地“二奶”的首选居住地。在关外,如布吉、宝安新城,由于房价较低,又无须持有“通行证”,在那些地方,亦有相当的一些“二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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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包二奶”现象不单深圳存在,在其他地方如上海、厦门等许多地方也有,只不过随着深圳经济飞速发展,深港两地多元交流的频密,港人在深圳包养“二奶”更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由此而在香港与内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家庭、道德等问题,早已引起广泛关注。
1999年下半年,因珠江三角洲“包二奶”之风得不到有效遏制,以维护广大妇女权益为己任的广东省妇联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呼吁制定相关法律,严惩“包二奶”的丑陋现象。据《亚洲周刊》报道:“大陆包养情妇者估计约有百万,当局酝酿修订婚姻法,严惩包二奶行为,对数以万计在中国各地包二奶的港台男人带来强烈冲击,也祸延许多女性……”。
进入新世纪,原先有所回避、遮掩的有关“二奶”的话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内媒体,但对于“二奶”的生存状态却普遍语焉不详。事实也许在云遮雾罩的某个角落。当社会对“二奶”有较理智的态度,当媒体对“二奶”有较客观的对待的时候,我一头扎进云雾中,沉进“二奶”村,努力去接近、了解、捕捉、反映“二奶”们的甜酸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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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13日,距农历蛇年春节还有10天,我隐姓埋名,离开报社舒适的公寓,搬进深圳河畔的某某村一个狭小的单元房居住。
我之所以选择某某村作为隐形采访的落脚点,是因为村里有我的朋友阿洁。早在1998年10月,我因病住院一个月,和邻床的一位四川妹结成好友。
四川妹叫阿洁,嫁了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阿南。阿南足足大阿洁18岁,但两人相爱得不行,连医院的护工都看得眼热。阿南的工作是在大陆验货、拉货,每晚要忙到12点才回深圳。阿南不在深圳的夜晚,阿洁就躺在病床上和我聊天。
她说她家安在某某村,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因地理之便,这个小渔村成为深圳市区的一部分,迅速致富,村民普遍盖起高达七八层的私房,供外地人租住。村中仅有200多户本地人,竟租住了近千户外来人员。村中的年轻靓女,阿洁说,也就是四川妹、湖南妹、贵州妹、江西妹等内地女子,多为港人所包养的“二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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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洁家楼下,有一家云南粥店,粥店的老板娘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每天早晨10时左右,多数“二奶”才刚刚起床,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衣,云集粥店吃早餐,然后便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天,喝完粥后,相约打麻将。在粥店中,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有关“二奶”的各类信息。
那时,我就打算到这个村里去住一些日子。阿洁出院,我送她乘电梯到楼下,她请我以后无论如何到她家里去玩,阿南不在的时候,她很孤单无助,希望我就在她家附近租房而居,我答应“以后再说”。这个“以后”就后到了数年之后的2001年。
我化名“阿敏”前去租房,房主一定要验看身份证件,无奈中找了一个相熟的村干部说明来意请求帮忙,并请他保密。我以每月800元的租金住进一套有一厨一卫的公寓“套房”。厨房的防盗网外,两栋私房挤压过来,抬头只见“一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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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带来的少量行李提进屋内,跑到楼下的杂货店,买了一张席梦思床垫和一个床头柜,花4元钱买了一把扫帚,将房内打扫干净,扫帚上沾着许多长头发,我好奇地扯出一根,跟我的头发比了比,原住户的头发还长过我,一定是垂在腰际的。
苦恼才让女人落秀发,前住户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又为什么人而苦恼呢?
1.阿婷“老公”比她大20多岁
××村的地理形状极像英文字母中小写的“r”。顺着村口那根“r”字下部的直线往村里走,走到村中唯一的肉菜市场,整个村就仿佛被人掰成了两瓣。左边那一瓣是典型的现代住宅楼,高档、整齐而规范,共有20多栋,外称××花园。右边那一瓣却参差不齐,色泽不一,新旧混杂。这是村民们自盖的私房,少说也有140多栋。由于私房的不停扩建,栋与栋之间已是“亲密无间”,最亲密接触的楼宇之间,相隔不过半米。
1月15日上午10时,我穿着企领胸衣,廉价的牛仔衣裤,脚蹬一双棕黄松糕鞋,胸前的手机晃来晃去,在村中开始“企街”,希望以此招摇来遇见我想认识的那类女子。“企街”15分钟后,我找了一个水泥花坛边坐下,不多久,花丛中闪进一位年轻靓女的脸。眉眼纤细得像港星林忆莲。她穿紧身黑毛衣,外罩一件孕妇裙。看得出,她肚皮那儿已经颇具规模了。
“预产期还有多少天?”我以异常关切的声音询问年轻的妈咪。大凡跟孕妇打交道,谨记要找准她们感兴趣的话题。“下个月20号!”“你今年多大啦?这么小就生儿育女?”仗着自己是“大姐”,我涎皮赖脸地又问了一句。“23岁。”“老公大你几岁?”刚一发问,我便后悔,自己像个公安在查户口。“20多岁!”年轻女子并不在意,甚至还往深里说,看上去是个没心没肺的单纯女子。
“我17岁来深圳打工,后来,一位同乡的老公是在那边开货柜车的,她介绍了老公的朋友给我认识,1997年8月1日,我们就结婚了。”“你老公也是货车司机吗?”我问她。“在香港当建筑工人。”通过闲聊,我知道她叫阿婷。“你现在是一个人?”在我问过有关阿婷的“十万个为什么”之后,和我并排坐着晒太阳的她,也很关心地问我。
我点头称是,把我被人“抛弃”的故事有鼻子有眼睛地讲述了一番。“那你手中有没有攒些钱?”她为我着急起来,说:“这个年头,什么都没用,钱是最重要的。”“你老公一个月给你多少家用?”还是少谈自己为妙,我把话题转到她身上。“5000块。”阿婷很自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村里包养“二奶”的最高价钱。5000元家用还不包括房租。
我问她,村中已“嫁”女人每月家用到底有多少?阿婷大概猜想,我这个弃妇搬到这里来,一定是想找一个出价高的男人过日子,所以乐于向我介绍说,从1000元至5000元不等。在村尽头那两栋楼住的都是打工妹型“二奶”,包她们只需花1000元。“1000元能干什么?不过刚够饱肚而已?”我很吃惊。
阿婷却觉得很合算:“在工厂打工,一天干12小时以上,累死累活才不过400元。跟香港人生活,不用干活,又不用操心生计,有什么不好?”这个上午,因了女人对女人的信任,因了底层女人对“落难者”的怜恤,我不仅认识了一个二奶,似乎还得到了她的信任。我在兴奋之中,热情表示她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帮忙,我愿意陪她上医院看看。“明天早晨吧!我住在90栋楼的二楼,你在楼下一叫我就会听见。”
第二天上午10点,估计阿婷起床了,我拎着在街口买的一袋进口提子和芒果,站在90栋的楼下等她。阿婷见我带来水果,很开心地收下了。她盘了头,整个人利索不少。大大的孕妇裙罩在她并不算大的肚皮上,有种夸张的感觉。我像个真正的“三陪”呵护着阿婷,出人出的士费还出力气。
这些天来,阿婷临盆前都是一个人去看医生吗?村中出租屋里的那些女人生孩子,难道都没有人照顾?对于准妈妈来说,远在异地他乡,又是孤身一人,说多困难就有多困难。阿婷对于前方的路,充满乐观情绪。她说,她们大多来自农村,自小农活一一历炼过了,别说一人看医生,就是独自去医院生孩子,也是常有的事情。毕竟,港人的工作负担重,像她老公,很少请假,请假是要扣工钱的。这次生孩子,他答应请两天假,会提前过来陪她生产。
阿婷的几项检查指标都不错,母子都蛮健康正常的。只是没有准生证,医院会为阿婷她们接生吗?那么多的二奶在此生儿育女,难道计生工作就没有人管?阿婷很有把握地告诉我,这附近的每一家医院,只要肯付钱,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更别说接生了。医院的大理石地面锃亮光滑,阿婷的平跟布鞋踩在上面悄无声息。
晚上10点25分,我的手机响了。阿婷在电话里很兴奋地说,她老公回家了,听说我陪她看医生,谢谢我,想请我吃宵夜。我很高兴地答应了。我所认识的村内那位干部曾经告诉我,要想了解“二奶”的生活很不容易,首先要接近她们,然后结识并交朋友。接近她们的办法是在一个固定的西餐厅吃饭,固定的美发厅洗头,固定的美容院美容,固定的夜总会娱乐,就一定能认识你想认识的人。
也算运气好,在露天休闲区,轻易地就认识了阿婷,并且交上了朋友。更让我意外的事,我还能认识她的男人,也许可以了解到被包者与发包者之间的契约关系。由于市区的迅速膨胀,原先田野间的自然村都变成了城中村。
村口,也就是街口一家火锅店里,阿婷的老公已经点了火锅套餐在等我。一份野鸡、一份山蛇、一份草龟拼在一块煮。香气氲氤中,掩不住阿婷老公脸上的疲惫。即便在村中看惯了一对对的老夫少妻,但我还是觉得他们之间,不止相差20多岁。
阿婷那张青春的脸与她老公脸上纵横的沟壑所形成的反差,足足有一代人到两代人的差距,至少看上去就像父女俩。“多谢,小姐贵姓?从哪里来?”阿婷的老公很客气,端起一杯“金威”敬我。“我叫阿敏,来自江西南昌。”
我篡改姓名,出生地不敢乱报,毕竟还有脱不掉的江西口音。频频举杯中,我的豪爽博得了阿婷老公的信任,他郑重地将年轻的“妻子”拜托给我,希望我有空常来看看阿婷。当他听完我的“悲惨”故事后,他说等年后,他会想法给我介绍一个香港男人,鼓励我不要对生活担忧,毕竟,好人好心有好报。
寒夜。火锅。海鲜。阿婷幸福的脸庞。
香港男人的托付,望着杯中琥珀色的啤酒,想到阿婷肚里的孩子,揣测着身边这位看上去还算成熟的有责任感的香港男人,我不由得反问自己:作为二奶的阿婷将来一定不会幸福吗?如果将幸福仅仅界定为有人关心,有一点物质基础这两项呢?
这有一种危险:我是不是把二奶的商品属性看得过于简单了?不管怎样,我的心情极靓,我为自己“卧底”所迈出的第一步而感到高兴。
2.她们为什么情愿被男人包养
阿灿是我“企街”时认识的第二位二奶。
“企街”,原本是粤语中闲逛的意思。对于一个入住××村考察“二奶”现状的人来说,是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利用年前节后的几天时间,整天“企街”,目光在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上逡巡,至少可以说,已经大体掌握了村中“二奶”们的穿着习惯。
她们最大的本钱就是年轻,这一点,从她们那大多白里透红的皮肤上就可以看出。她们的打扮一般分为两类,因而也构成两个极端:时髦与随意。所谓时髦,的确是需要身体本钱的,今日深圳的气温为10度,我穿一件皮衣,两件羊毛衫。而她们有的仅穿一件内衣,外罩一件风褛;有的大胆袒露前胸,突出非常性感的胸前乳沟,披一件橘红太空服欲盖弥彰;更有的干脆将两只漂亮的白胳膊露在寒风外,仅在手臂上戴小半截黑手套。
说她们招摇过市并不过分。另一类型就是随意,简直就是不修边幅。她们往往将各类睡衣睡裤胡乱地穿在身上走到街上,睡衣外加一件薄薄的太空棉背心,趿着夏日才能见到的凉拖鞋,让人不得不佩服她们把公共场所当作自家内宅的本领。
因为年轻,所以无畏寒冷?或者说,为了某些目的?阿灿满脸粉刺,剪了个娃娃头,眉眼还算可以。她并不袒胸露怀,穿了件米黄色的太空衫,上衣衣领还在脖子上绕了一圈,像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下身着花格呢大摆裙,裙幅度几乎有360度,足蹬仿皮米色靴子,整个人距离时尚起码落伍五年。当她向我走来时,我几乎将她认成一个小保姆。
傍晚,我暗藏索尼采访机,在村里那家最好的西餐厅里,我请阿灿吃晚饭,我要了两份煲仔饭。阿灿选了香菇鸡块,我要了咸鱼肉饼。就在有意无意的交谈中,阿灿说出了自己的往事。
回到住处,我根据录音,在日记本上记录整理出阿灿的故事———我来自贵州一个贫穷的小镇,今年26岁。下有一弟二妹。爸妈都是农民。大妹在布吉某厂当物料工,每月能挣几百元,弟弟还在家乡上高中,小妹在念初中。我上高一时,我家穷得再也不能支付我上学的费用了,不得已我就退了学。
听人说深圳是个花花世界,好赚钱,就跟着村里一个男孩,拎着一床被子,南下打工。进关时,我是扒铁丝网进来的。听老乡说沙头角一家工厂招工,我就赶过去见工。那天,见工的年轻人真多啊!里三层外三层,我好不容易挤进去,看见招聘栏上一行行新兴的行当,我心中好奇得很,有“车工、焊工……等等”,我什么也不懂,就在“大烫”一栏上签了名。见工时,主管是个男的,比我大两岁,竟然是我的同乡。
他对我填的表格感到好奇,拉着我去“大烫”车间看别人是怎么工作的。我一看吓坏了。原来“大烫”足足有2.5公斤重,整天不离手,要烫平成叠成叠的衣料。一般体弱的男孩子,也不一定吃得消的。看完“大烫”们的辛苦样子,主管问我怎么样?能不能胜任?我咬着牙说,可以。主管可怜我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同乡,只叫我负责每月车间内的抄抄写写。主管的女朋友是另一间工厂的会计,闲时还教我几下。
半年后,在主管的鼓励下,我干起了小工厂的小统计,负责简单的结算,发发工资,月薪有900元。就是这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还不服气。我特别想当车工,因为车工一个月能赚1800元左右。半年后,我才明白,这份工资是在工厂干了起码5年以上的熟手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来深圳最初的日子里,我恋爱了,爱上了那位带我出来的男孩子。可两年后,我的爱情破灭了。男孩子在沙头角另一家公司打工,公司里一位女工也爱上了他。
那一年冬天,我男友被小偷扒完了所有的钱,女工拿出所有的积蓄,一共7000多元给男友回老家,男友感动不已,就将女工带回老家去成婚。这个消息让我万念俱灰。
当初,我变成一名统计时,男友见到我有一种自卑感,但我从未看不起他,还在苦苦存钱等他娶我,不料,等回了这个伤痛的消息。我不得不告别让我伤心的沙头角,到八卦岭工业区来谋生,却一直找不到工。
正在六神无主之时,遇见一位高中同学,她已经做了香港人的“二奶”。她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想找一位老实本分的内地女子做小的。女同学劝了又劝,叫我与其千辛万苦打工,不如每月拿几千元“固定”工资算了,想了一个星期,我咬着牙答应了。生活了一年多,我觉得这个港人还不错,每月按时给我3000元,房租也是他出。
我的生活一下子从容起来,安定下来,也算小康了吧?除了男人不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但这又有多大关系呢?只要他对你好就行了。我总是这么想的。我很满足这种被人包养的生活,真的很满足。
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沙头角做咨客,冬天穿得极少,每天还冻得鼻涕乱流,“罚站”超过10个小时,一个月才600元钱。我常笑话她说,我做美容,一个月都不止这个数。阿灿男人大她15岁,应该是41岁的男人“娶”了26岁的女子。
“女人嘛!就是这么一回事!”阿灿幽幽地说。她是率直的,敢于承认自己是“包养”的。阿灿做二奶之前,虽然是一个打工妹,但她的“起点”较高,是小工厂的统计。在生活上,按理说没吃过什么苦。她委身二奶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失恋。
经过一段婚恋悲剧对爱情、婚姻失望之后而被人包养的二奶,在二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我正面接触的二奶之中,除了阿银外,阿金、阿洁、阿艳、阿月等人,都经历过各式各样的婚恋失败,从此把一切山盟海誓都看成狗屎,不信男女有真情。
3.阿艳剜开自己的情感创痛
晚上11点多钟,阿艳轻轻地敲我的防盗门:“你睡了吗?”“没有。”我随即将门打开。阿艳拎着一瓶红葡萄酒,手指夹着两个高脚酒杯,碎步漾了过来。“我睡不着,阿敏,我们喝一点吧!”阿艳每晚睡前必喝一点葡萄酒,强迫自己睡去。
我的房内,开了一盏小台灯。我拿水鸟被靠在床头当高枕,和阿艳并肩倚靠在席梦思床垫上。“老公呢?不是说今天晚上回来吗?”我有点意外地问。阿艳摇摇头:“别提了,他总是骗我,不过我也没有爱过他……我喜爱的人,却总也不会来找我。”
这个夜晚,就在酒精的陪衬下,阿艳剜开自己的情感创痛。我是湖南常德妹。家里很穷。21岁那年,我嫁了人。老公家里很穷,婚后,还要养一大家子人。结婚不到半个月,由于生计所迫,他就去了广东东莞打工。
我在老家独守空房,等了他半年,他都说没钱回来。我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好不容易说服了婆婆,我千里寻夫到了东莞,发现他原来新交了一个女朋友,在一起同居了。那个女人是四川的打工妹,家乡还有丈夫和一个女儿。用老公的话来说,他们是在他乡临时组织的生活伴侣,一回家就会散的。我不依,又哭又闹的,将他们拆散,然后,我就自己跑到东莞打工。
我在人才市场的一个摊位上,遇到一个男人,他长得很帅,竟然是鸡头。他叫我去一个公司做推销,说每个月能赚2000元钱,我就去了。一到那里,我吓坏了。连公司的影子都没有啊!四室一厅的房子,共住了四位小姐。先来的三位小姐住在房内,我只能住客厅。白天,他带男人来跟那三个女孩睡。我在客厅里,听到女人叫床就什么都明白了,吓得直发抖。
我不愿意这样,想逃又逃不出去。他雇了一个老妈子天天跟着我们四个女孩。这四个女孩子都长得有几分姿色,全是他从人才市场上骗来的。大家常常一起商量怎么逃离虎口,也跑了多次,都没有跑出他的掌心。他问我有没有跟人睡过,我告诉他,我已经结了婚。
他气坏了,竟然押着我去附近的卫生所做处女膜修补术。那天,我疼得要命。等我养病养了一个多月后,他带一个香港人给我“开处”。早上起来,香港人给了我1000元港币,是“开处费”之外的钱。我拿着一叠百元的钞哭起来,哭得香港人一头雾水。我说,我是被鸡头骗来的,我想回家。香港人很好,竟然和我约定,下个星期来帮我逃跑。
果然,一个星期后,香港人来了,他“埋单”带我去酒店开房。我们走到酒店门口,打了一部车,就往深圳奔。入关的时候,他替我花50元买了一个边防证,将我送到四川饭店住宿。就在那个晚上,我感激他,主动和他睡了。
第二天,他给我4000元钱回家的路费,千叮嘱万叮嘱我早点回湖南去。他是一个香港地铁的工人,我知道他并不富裕,很感激他救我。我送他到罗湖口岸,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
然后,我与父母联系上了,准备返乡,得知我丈夫跟一个贵州妹跑到温州去了,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顿,哭天哭地哭自己,一咬牙,破罐子破摔,找了一家夜总会,你莫笑话我,我做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三陪小姐。
一年后,我在一家酒楼遇见现在的这个他,他刚刚过深圳来玩。他看见我很高兴,问我做什么事情?我骗他说我在一间工厂打工。他说,我们相逢就是有缘。干脆,我养着你得了。他的许多朋友都在深圳这边包养二奶,他也想将我养起来。我同意了。
当“三陪”的一年多来,我累得很,总要遭受不同男人的欺负,我想也没想,就跟他来到这个村,租房而居。他一个星期过来一次或两次。我慢慢地喜欢上了他,今天晚上,他没来,我就想出门蹦迪,想疯狂一下。
当然,这些都是他所不知道的……或许是酒多话多,或许是积存在肚子里的话像臭屎不拉不舒服的缘故吧,阿艳像竹筒倒豆子一样,什么话都说,说到最后头疼,不得不回房睡觉。
我一看表,已是22日3点一刻。
4.说不透川西妹子阿洁
1月19日下午,我终于联系上了“病友”阿洁。在这个村,可以说,只有那位村干部和阿洁才知道我入住的真正意图。
阿洁的皮肤有点黑,却很光滑。单眼皮,却大而长,眉是山口百惠式的直眉,看人的时候犀利而冷静。她的神情酷肖日本影星铃木保奈美。她头脑灵敏,反应极快,十分能干。
用阿洁老公的话来说,如果不是因为读书少的话,阿洁一定能成就大业。阿洁出生在穷山恶水的川西高寒地带,婚后生活一直贫困。1993年下半年从四川奔赴深圳盐田打工。有一位香港老板想包养她,她始终没有答应。她想,打工是用本事赚钱,她不想靠肉体换一口饭吃。
她有一位远房表哥在广州三元里一家港资水产公司做业务,她从四川到广州找到表哥后,有点小权的表哥将阿洁介绍到深圳盐田某水产公司工作。这个公司是广州总公司下属的分公司。阿洁的手脚异常麻利,去了不到三天,就由她负责管理公司档口。每天凌晨水产货一到,从点数,算钱,再发货,她都干得不错,深得香港老板与老板娘的信任。
香港公司结算用港币,内地买水产品用人民币,由于每天港币与人民币的比价有浮动,公司往往在档口收人民币,再派专人到新都酒店对面的黑市港币公司换取港币。香港老板信任她,用工不到一个月,就让她去兑换港币。每天,老板的奔驰车载着她,将装在一个黑色塑料袋里的人民币送到私人换币公司。那时,每日平均至少要换80万港币,最多一次换过260万元。她常常一个人拎着一个大口袋进私人换币公司,从来没有想过携款逃跑。每个月可挣2300元人民币,她认为这个价钱不错,再说老板与老板娘信任她。
人心换人心,她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11月份发奖金,她一数工资袋,哎呀,怎么平白无故地多出了5000元港币?她就问老板,老板轻描淡写地一挥手:别问了,拿去用得了。阿洁不要那种不明不白的钱,非要问清缘由。老板气得骂她蠢,告诉她,5000元是奖励她的。阿洁摇摇头,将5000元港币还给老板说,太多了,她不能要。老板气得丢过来一句话:“给你买衣服啦!”阿洁还是不要。
有一日,老板神神秘秘地说,阿洁,公司有个重要任务,要到沙头角去办理业务,她就跟着老板去了。一进中英街,老板就往首饰店跑,专拣极漂亮的钻饰看。不一会儿,老板将一条又长又重的K白金钻石项链戴到她的脖子上说:“中不中意呀?我送给你吧?”阿洁笑笑说,很好呀,你赶快买下来,我相信老板娘戴上一定很高兴的。老板明白无误地重申,这是特地为她买的。阿洁晃晃脑袋说,我——不——要,我看中了一根黄金项链,我很喜欢。
老板从沮丧中看到了希望,急切问在哪里,两个人一起去看看。阿洁自顾自走进那个金饰店,买单时抢先掏钱,让老板无法奉献“爱心”,弄得很不开心。阿洁总是念老板娘的好处。老板娘快50岁了,很心疼她,将她当亲生女儿看待,常常叫人从香港带一大箱芒果或西梅等进口水果给她。
阿洁时常想,做人要有良心,老板娘这样待我,自己不能干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情。后来,老板直接试探她:“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你每月累死累活才挣2300元,你要是跟了我,我在大梅沙买幢别墅给你,怎么样?”他见阿洁不接话,又进一步试探说:“我想搞个酒楼送给你,好不好?有时候,公司进的龙虾会死,开个酒楼正好派上用场,什么海鲜都有,你将来一世都不用愁。”
阿洁不是一个钻在钱眼里的人。她笑着对老板说:“我是个结了婚的人,我不想再怎么样。”花心老板急切地表露心迹:“你,你为什么不早些说,再说,我又不介意你结了婚。”“我介意。”阿洁说得斩钉截铁。
1994年4月的一个黄昏,阿洁在档口等货,当天公司有150件龙虾和150件水鱼到货。一直等到晚上10点,货柜车才到。司机爬下车来,阿洁也没顾得上看一眼,只是在一起宵夜时才注意到他。他叫阿南,老板的侄子,说话风趣幽默,人又很和善。说来也挺惨,他在俄罗斯跑业务,欠了几百万元债务,妻子和他离了婚,拿了他一幢房产跑了,家中还有个儿子要养,他就租了一台车运货赚钱。
吃宵夜时,老板记起侄子孤单一人,看了阿洁一眼说:“我看你们两人倒挺般配的,要不要我牵个线?”阿洁的脸上,蓦地漾起一片红云。阿南常常来阿洁这个公司玩,每次都约她吃饭。那时,他还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临时帮别人开车。
阿洁觉得阿南人不错,老实,人品又好,从不撒谎,做事极有分寸。两个人就这么淡淡地交往着。阿洁将已婚情况告诉了阿南,阿南向她敞开心扉:“我相信你,我愿意等你。”怀着一份期待,等到1996年,阿洁在川西的丈夫终于同意协议离婚,四个月后,阿南和阿洁开始了同居生活。
说到阿南与自己的感情,阿洁深感自豪:“我跟老公6年了,他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我这样好的女人,我是他的第二个女人,也是最后一个女人。他很满足了。”“上个月,我二哥还问我们: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不结婚?我说不用担心,到时再说。我们在筹钱买房,我想快了吧!”阿洁又说。
谈到二奶问题,阿洁深恶痛绝的样子,只是话锋一转说:“我家楼上住着两姐妹,她们是我的同乡,都是二奶。她们的父亲竟然说,做小不过是没有名分,至少比在家乡挨苦要好。我觉得真是可怕。姐姐叫阿金,跟香港人生了一个孩子,很久没有看到她了,不知道怎么样。妹妹叫阿银。你要写文章的话,我将她们介绍给你好吗?”。
在后来的暗访中,与阿洁熟悉的二奶们向我吐露了一个我怎么也想像不到的事。
她们说,阿洁八成也是二奶。我绝对不相信。依照阿洁的性格以及我对她的了解,她是不会做二奶的。她们说:“鬼扯!在这个村里,二奶那么多,又不能到香港,到内地去查户口,谁相信谁呀?”
5.每年春节“老公”都不会和二奶团聚
花摊上迎春接福的盆花越来越少,显示年节愈来愈近。
今天,上午的花价还很高,一过了中午花价开始猛然下跌,我知道,大年除夕的脚步就在家门口。中国人十分注重传统的春节。这些天来,百万千万的人在回家的路上奔波、劳累,为的是在除夕之夜,一家人能团聚在同一个屋檐下。
村里的外来户已经走了百分之八十,我也收拾东西准备回父母身边过年。就在我招手拦的士的时候,中午1时20分,手机响了,阿婷,就是那个像林亿莲的孕妇,反复求我去她家陪陪她。路过花摊,买了一大把粉红的康乃馨,递给阿婷的时候,她并不高兴。几天不见,她那圆润的脸颊瘦了一圈。
“你老公呢?”在阿婷拥有的一室一厅入坐,环顾左右,只有她坐在客厅沙发上,整个居室显得了无生气。“呜——”阿婷忽然哭起来,我抽出纸筒的纸巾递给她。她使劲吸了吸鼻子,鼻音很重,边哭边说:“这几天他都没过来看我。我就知道,他每年的春节都不会和我团聚。
1997年春节,我们刚结婚半年,心想新婚又逢新春,两个人该一块过年吧?他说要回香港和他妈过年。初一、初二、初三我打电话都打不通,他到初四才回来。第二年,他又说他爸身体不好,我只有独自一个人回老家过年,初五赶回深圳后他才过来。第三年,也就是1999年,他说要加班,我又不得不一个人回老家。去年春节,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深圳等着他过一个团圆年,他还是说要加班。今年,我要生小孩,他还是不管我们母子。
他是铁石心肠?他怎么这样无情无义?”“别哭,别哭!”我声音苍白地劝慰阿婷。我想,街道上,外出的男人都纷纷回家,家家户户庆团圆,只有一个村姑站在路边翘首张望,等待年年说回家年年不回家过年的郎君……她是望夫石。她是孟姜女。她是阿婷。
阿婷哭了许久,哭累了,斜躺在沙发上抽泣,开始数落着男人:“他有老婆我都不计较,谁叫我命苦呢?可是,这四年的春节,难道就不能跟我过一个?现在都这个样子,过几年更会不理我的死活!”我干脆将整个纸筒都递给她。
过了大约10分钟后,她又一次哭累了,转而关心起我来,问:“你今年怎么不回家?”“我没脸回家啊!”我说。“我也不想回家。”这个家,是她父母的家。她对我的假话信以为真,叹了口气说:“我一回家,七大姑八大爷的钱都给不起。我们家是村内的大家族,谁都以为我在深圳赚大钱。你知道吗?我是17岁那年出来打工的,那年春节没钱回家,第二年回去,初一早晨起来,封压岁钱的时候,把我吓坏了。家族里所有的孩子们都来啦,你猜猜有多少个?40多个!”说到这里,阿婷扑哧笑出声来。阿婷情绪稍有好转,我便打开电视机,一家电视台的迎春歌舞会很是热闹,暂时转移了阿婷望夫石那样的注意力。
让人料想不到的是,下午4点30分左右,阿婷老公突然从天而降。他穿着一件厚厚的羽绒棉袄,手中拎着一只大大的旅行袋。当他走进房内时,阿婷即刻快活得像一只春天的百灵。“过来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阿婷老公献宝似地递上一罐比利时蓝罐牛油曲奇,一盒越南产的大树菠萝干,一筒英国拖肥糖,阿婷不等老公忙完,上前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说:“我其实什么也不要,只要你回来就好。”阿婷老公站起身来,如释重负般地笑了笑:“阿敏啊!正好可以帮我陪一陪阿婷。”
“怎么,你现在还要回香港?”阿婷脸上很快乌云密布。“不瞒你说,阿敏,我今天是偷偷出来的,”阿婷老公根本不敢看阿婷的脸色,转而望向我,焦虑不安地搓了搓手,又偷偷地看了看表,喃喃自语:“怎么办?……今天下午,我那边,那边一家人不知道我偷出来了,晚上,他们等我回去吃年夜饭呢!”
阿婷奋力将他转向我的头扳过去,让他正对着她,逼视他的眼睛说:“那我怎么办?”“我保证,明天下午就过关来陪你。”“保证,你保证了四年,每年都是初四、初五才敢过来。你老婆是人,我就不是人啦?我不管……”阿婷越说越委屈,干脆号啕大哭起来。阿婷老公掏出一只利是袋交给阿婷:“别哭啦!这是给你的利是。”他又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沓钱,“喏,这个也给你。”“不要!”阿婷很坚决地说,“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你年夜饭陪我。”谁种下的苦果,就让谁去收获吧,我脚板下揩油,说:“你们慢慢谈,我先走一步。”
“不行!”阿婷老公急了,使劲拽住我的胳膊:“阿敏,你千万替我劝劝阿婷,你不知道,我的二儿子刚刚结婚,大儿子也带着妻子刚从英国回来过年,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很重要,现在还不知道赶不赶得上?”
这种时候,这种男人,能一刀劈成两半,一半留香港,一半在深圳就好了。可是,哪个男人也无法做到。他们永远只能在灵与肉中将自己撕扯成两半!“你真的要走?”阿婷显然绝望了。“没办法,不好意思。你让我先返屋企吧!”
阿婷快步走到阳台上,扶着栏杆摸着肚子说:“你今天要是回去,我就从楼上跳下去。我告诉你,出了两条人命,今晚你也别想走得脱。”“别,别,千万别这样。”“我就不相信,你不回香港过年会死?你老婆有儿有女一大帮人,谁像我一个人守着这个空房,你知道我守了多久了,你……”阿婷脸色如烟土一般灰灰的,看一眼都让人心头发颤。
我不敢直视她的脸,死死地拽住她的衣角,唯恐她在除旧布新的日子里就这样结束生命。阿婷再一次重申:“反正你今天就得陪我,你要是回家,我就跳楼,我说得到做得到。”我一边拉住阿婷,一边直视她男人躲闪、游移、恐惧的目光,用眼神告诉他:阿婷可是玩真的!“好啦,好啦!”阿婷老公胆都吓破了,急得不停地跟阿婷解释说:“我不回去,我肯定不回香港,我就在这里陪你。”
我一看形势已经缓和下来,就跟这对老夫少妻告辞。直到这时候,我才感到身上的薄毛衣已经被冷汗打湿了,手心上也是汗,都是吓出来的!临走时,阿婷老公塞给我一张纸条说:“阿敏,无论如何也要帮我打个香港电话给秦生,就说我姓郭名冠清,是他的好朋友,叫他替我想办法跟我老婆说。”
在邮电所,我拨通了纸条上的香港电话,一位沙哑的老年人的声音传来。我问对方认不认识一个叫郭冠清的人。对方回答说,认识。我就将下午之事说了一遍。对方叹了口气说:“我早知他会出事,搞什么鬼?北上去滚滚出一个女仔,依家好了,人家跟你拼命了。”我千叮咛万嘱托,让他一定帮郭先生打个圆场什么的。对方说,猜都猜得到啦!依家北上抠女仔,大家都知道,只是没想到连家都不要了。然后,挺有礼貌地说了声:多谢,吾该,然后收线。
刚挂完电话,一阵零散的鞭炮声响起,给即将到来的有人欢乐有人愁的除夕之夜,增添了几许热闹。
初一上午,我被阿洁的拜年电话吵醒。她叫我立刻起床,去她家吃饭。我赶过去时。阿洁的老公还未起床。我在客厅里小坐片刻,建议她陪我一同去看看楼上的阿金。三天前,我曾跟阿洁去拜访过她的同乡女友阿金,感觉上阿金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精神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
我所了解的二奶,在投身做二奶之前,大都还是有职业的。我的调查统计表明,下列几种职业比较容易接触香港客,也就相对容易成为包养对象:西餐厅服务员、部长,卡拉OK的DJ女与咨客,发廊妹,桑拿女,还有就是打工妹。
对于内地来深的相当一部分打工妹来说,动荡与漂泊的生活决定了她们婚恋的不幸与无奈。在她们当中,大部分人努力在同乡中找对象,明确关系后再度联手打工,多年后有一笔钱回乡养老,这是打工妹中的“幸运一族”。有的打工妹年龄渐大,“门庭冷落”之后,不得不回乡找一个农民嫁出去。因为见过大世面,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和一个种田人独处,心中的落寞难以言诉。
许多打工妹幻想在花园式的大都市深圳定居,但国内户籍制度的限制,尤其是农转非的艰难,加上深圳生活费用之高,让她们无法圆梦。于是,不少打工妹想方设法找一个港人或深圳人结婚,以便在这个她们为之付出青春的城市生存发展。这样一来,有些人会不负责任地将自己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不负责任的男人,结下的苦果外人很难体会。
就像阿金,幻想在一个港人身上找到幸福,结果成为二奶。阿洁说,大年初一上门拜年,自己结了婚,按广东的风俗,应该给阿金的女儿包一个利是。她回里屋拿出一个利是袋,在里面塞了50元钱。我问她是不是我也要如法炮制?她想了想说,不用。
过了一会儿又说,她太可怜了,你也掏50元吧。阿金家房门紧闭。我们敲了半天,阿金才睡眼惺忪地跑出来开门,她的女儿倒是很高兴,马上转身回房拿来两双拖鞋递给我们。阿金一晚没睡,不是守岁,用她的话来说,是在“闭门思过”。
看见我们两人争着掏利是给她女儿,她的眼圈立刻就红了:“那个死鬼,不管我们,倒是朋友们一直在帮我。”阿洁十分关心昨晚除夕之夜,在新旧交替各家各户打爆了电话拜年的那一刻,阿金她老公有没有打电话过来拜年?阿金沮丧地说没有。她天天往香港打手机留言,他死活不理,一个月电话费就花了600多元。她没有钱了,女儿要吃奶粉都舍不得,所有的钱都拿来打电话,可对方不闻不问。
隔着一条窄窄浅浅的深圳河,自己的男人啊,你在哪扇窗前?
6.二奶们大都来自贫寒农村
如果说,在31岁那年,阿金在经历了婚姻的破裂与打工的艰难之后,是因为不知情才被人包养,造成失足之恨的话,那么,她的胞妹阿银则是盲目地跟着感觉走,明知是二奶泥塘也要一头栽进去。
如果说,姐姐的二奶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委屈、求乞和辛酸的话,那么,奇怪的是妹妹的路途表面看起来似乎要平顺一些,仿佛也多了一层幸福。
阿银,1974年生,今年27岁。皮肤白皙得让人看得见微细的浅蓝色血管,仅仅微微一笑面庞也会瞬间绯红。1月26日,正月初四下午,我拉着囡囡的手,和阿金一起去探望她时,她刚刚送走钢琴老师回来。看见我跟她姐姐很熟,也把我当朋友,邀请我去她家坐坐。
她家客厅不大,一架德国公主牌立式钢琴赫然而立,深褐色的琴面纤尘不染。墙角悬一把古典吉他。电视柜旁有一组半人高的音箱和一个中型功放机,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这是谁的?”我下巴颏指向吉他问。阿金抢着说:“是阿银老公的。”“是啊,他最喜欢音乐呀!他逼我去学钢琴时就说过,将来我们都失业了,你弹钢琴,我弹吉他,肯定饿不死的。”阿银的笑容是一种心满意足的证明。“钢琴学了多久了?”
我好奇,觉得这个家还是蛮有情调的嘛。她想了想说:“一年多吧,拜尔差不多完了,599弹到十几课。”“弹一只曲子吧!囡囡一直在家吵着要听呢!”阿金将女儿抱到沙发上,母女俩端坐着,像在等待一场音乐会。“新年新曲,来,弹一支吧!”我轻轻地拍掌。
阿银的脸突然红起来,她说:“弹一曲《少女的祈祷》吧!我刚学的曲子,我很喜欢。”她在琴凳上坐好,打开琴盖,先试着按下一串清亮而迷人的音符。渐渐地,这个狭小而充满市井之气的村庄遽然远去,在午夜山风、竹音和薄雾的引领下,一位穿着古典英式长裙的少女迎风而立,双手合十,面对月空、大地和冥冥中主宰命运的神灵,默默地祈祷——祈祷她的未来之路,期待她的命运出现奇迹。
“啪,啪,”一曲刚落,囡囡带头鼓起掌来。我和阿金也鼓掌,阿银脸上更红了。她放下琴盖说:“老师说,我最近半年的进步很快,我想去考级。可能几年之后,说不定我也能教琴呢?”“教琴?能养活自己吗?”阿金疑惑地问。
我笑着说:“教琴肯定能。现在的钢琴老师多俏啊,一节课就收100元。”“你知道李云迪的老师但昭义吗?我本来想找人请他教课,但是太贵了,听说要500元一节课哩!”“李云迪是谁?”阿金张开茫然的眼睛。“姐啦,拜托啦,你什么都不知道!”阿银无奈地笑着。这一年,钢琴王子李云迪还远没有出名。
两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正月初八,我约阿银去村内一家西餐厅聊天。阿银是个很合适的谈话对象,素质较高,和村内其他二奶不太一样。
当我迂回曲折地把话题扯到村内的二奶现状时,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社会上二奶现象的产生,我觉得社会要负一定责任。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贫穷家庭的女孩子,难道就不能通过什么一些异端来改变命运?我也奋斗过,我也打工呀,可是,代价太高了。我不是被男人骗就是自己无端地生重病。这一点,社会上的人们注意到没有?吃饱了喝足了的人们只会唾弃我们,但是,如何来改善我们这批人的生活,在我们奉献聪明才智时,也能衣食无忧呢?还有,为什么光指责二奶,就不讨伐、制裁男人呢?要不然,只要有男人包,二奶现象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
你分析过没有?
在这个村里,二奶们有不少的相同之处。
家境相同:来自农村贫寒家庭。
家庭背景相同:家中起码有兄弟姐妹超过4个以上。
婚恋悲剧:出来之前或者是被包之前都经历过婚恋悲剧。
教育背景相同:绝大多数是初中或小学文化。
外出打工经历相同:被人欺负。
导致的结局也是一样的:被人包养。
你去书摊上看一看,几乎每本地摊杂志上都有写“二奶”的东西。我敢说,那些作家、记者们都是瞎编的,写的二奶不是风流就是可怜可嫌,谁也没来实地考察,找个把人聊聊,认真地分析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男人包二奶?为什么又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做二奶?我这样强调社会的责任,不是表示做二奶是这一类女人的唯一的出路。但至少从我来说,从我遭受的挫折来看,我不敢再去社会上打拼了,我拼不起,干脆让人养起来算了。有
人叫国家养,有人叫企业养,升官发财,儿女出国,衣食无忧。我们那里有人五岁造名册,就有了国家工资,就是国家干部。我为什么不可以叫男人包养?你可能也听我姐姐说了,我们家很穷的,我姐姐14岁时帮人带孩子,一个月赚20元,我也从12岁开始帮人带孩子,和姐姐一同赚钱养家。我来深圳打工,认识的那些男人,嘴上说想找我做女朋友,但一个个都像狼一样,狠不得扑上身来,和我干那个。
我很难接受,觉得好多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的事,都在我身上发生了。我姐是1991年来深圳的,我晚她4年,1995年出来打工。当时广东新会市招工,我进了新会市一家私人制衣厂,是个黑店,每天只给我们20多元工钱,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人累得快断气了!偷偷写了信给姐姐。当姐姐从深圳赶来救我时,我一看到她,就哭了。那时,姐姐也很艰难,她患妇科病刚刚出院。离开新会,我和姐姐住在一起,白天出门拼命找工作。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酒楼的招工启事,按照地址找到宝安的福涌镇上。老板是个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仔,他带着我穿大街走小巷,走了很远。我一路上在嘀咕,酒楼那么远吗?他将摩托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口,告诉我,这家商店也是他的,要我进去帮他收拾一下。你要在人家手里讨碗饭吃,人家要你帮忙你能不去吗?我随他走进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食杂店,他突然转身紧紧抱住我。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坏了,用脚死死地踩住他的脚,刚刚挣脱开,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把剪刀,他敢靠拢我,要过来,我肯定要戳过去的。
四川妹子这么刚烈的性格,他吓坏了,不得不跑出门去。这以后,我又去下沙一家工厂打工。工厂的主管动不动就趁我拿料时,摸一摸我的脸和胸,一开始,我还忍着,心想他摸了几次也就算了,谁知道,他见我不反抗,更加肆无忌惮。
我受不了这种污辱,一把将他推开,当众骂他是猪狗不如的东西。天哪,他是老板的亲戚啊!维护尊严的代价是我再一次滚蛋。我觉得,男人对我,都是有企图的。我不知道,现在男人怎么变得这样贼心贼胆贱骨头啊!
1996年下半年,我不想再去那些烂地方打工,就在一间设在皇岗口岸附近的发廊当洗头妹。在发廊里,我觉得,很少有男人的目光像剥光我衣服那样停留在我身上,因为发廊里漂亮小姐太多了,她们一个个巴不得男人的眼光停在她们身上。她们一招一式总想勾引那些来洗头的男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港客。
当然,也有许多男人给我留电话,约我喝茶,我从未出去过。每次收到他们的名片,我随即塞到包里去。我是不想卖肉的。1996年腊月二十九上午,我打辆摩托车准备赶到发廊上晚班。为了在年前多赚几个钱,我没打算回家过春节。不料,摩托车仔不小心,和一辆的士撞了车,我头被撞破了,流了一地的血,被路人送到红会医院。
下午我醒过来时,头上给缝了十多针。医院说要我交1000元费用。我吓死了。姐姐在年前赶回四川过年去了,我找谁要钱呢?举目无亲,谁会来救我?我翻出包里的港人名片,给他们电话,打了一大通电话,只有一个港佬来给我交钱。他已经51岁了,虽然是个货柜车司机,但穿戴时髦,整齐干净,与大部分司机不太一样,看起来像个文化人。他帮我办理好了一切出院手续,然后,打了一辆的士,送我回到和姐姐租住的房子里。
临走的时候,他略一停顿,将一叠人民币塞在我的手里,还叮嘱我定时去医院检查。等他走了,我数了数,他给了我1000元钱!那一年除夕,孤零零的一个人,捧着他的钱,想起他对我的好处,心中除了感激,还是感激。好人哪!什么时候再能看见他,我一定好好地对他说声:多谢!
阿银再次遇见那个救助她的香港佬时,已经是那年的元宵节之后。那天,有个发廊妹在西餐厅请阿银吃饭,当她走进大堂时,只觉得眼睛一亮:原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的那颗生命中的星辰,此刻,正和一大帮子人也在西餐厅吃饭。直到这时,她才晓得他叫阿原。
萍水相逢,偶然间阿原看见她也很高兴,客气地请她坐一块吃点东西。当阿原和朋友临走前,还特意绕到她的餐桌旁告诉她,他们到旁边的一家咖啡厅去喝咖啡,希望她饭后也去坐坐,大家聊一聊。在那里,阿原请她喝咖啡,还让店家播放了一首麦当娜的《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
阿银第一次听到这首好听的英文歌,心情有些荡漾,偷偷地瞥了他一眼,阿原竟然有点害羞。其实,阿银的脸红得更加厉害。两人聊到下午2时30分,阿银不得不去发廊上班。凌晨2时后,阿原来接阿银下班,两人去罗湖区海鲜街吃海鲜。她胃口好,心情更好,一直吃到4点钟,阿原又一次掏出1000元给阿银。
阿银坚辞不受,阿原说:“记得看医生哦!年轻轻的女仔,要懂得保养自己。”出门一年多,除了姐姐之外,第一次有人这么关心自己,阿银当时眼眶就红了。
说起自己的生活,阿银很满足:“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这样不是很好吗?我现在租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房子,月租1400元,水电费300多元。他每个月一般给我5000至6000元。他是那种直率的人,有什么就说,从不吞吞吐吐。多收了钱,就多给我,少收就少给。有时,他没钱给,还从我这里拿钱用嘞!“我跟他在一起,我是心甘情愿的。他一直劝我学点什么东西。最早时,他买过一部电子琴给我,要100元一堂课,我嫌贵不愿去,结果他以为我不愿意学电子琴,就自作主张又买了一台钢琴给我,我一直觉得太贵了。但是,钢琴买回来了,花那么大的价钱,我不认真学行吗?“他打算给我买台电脑,让我学习打字,上网。他是个负责的男人,总想替我规划好未来。他在那边是有妻儿的,他越替我规划未来,我越想到他可能会走,为了走得放心才这样安排我的后半生。
未来究竟怎么样?谁又能知道呢?“假如有一天,他像我姐姐的老公那样消失了,我是绝对不会去找他的。我和他在一起,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是有句话叫不期望天长地久,但愿一朝拥有吗?这段日子,我是幸福的,我永远感激他。他要走的话,肯定有自己的苦衷,而我会继续我的生活。像我们这样的女人,不想开一点,怎么办呢?”。
7.女记者相亲见「老爸」
这是新型移民城市特有的现象:进入2月以来,回内地老家过年的游子一拨拨回到深圳,回到暂时栖身之地。村内的主干街道上,一扫春节前的寂寥与清冷,开始晃动着越来越多的青春鲜亮的女孩子身影。不远处,落马州过境大桥上,一辆又一辆货柜车穿梭往来于深圳与香港两地。
2月9日,在麻将馆认识的同乡阿春来找我,她准备给我介绍一个香港人。这以前,阿婷「老公」要帮我找一个香港男人的话,还没来得及兑现。我决定按阿春的安排先去「相亲」。
阿春认为,一个内地女仔「嫁」给香港人一般只有两种形式:自由「恋爱」和经人介绍。自由「恋爱」指自己在打工过程中,或是在坐台的过程中结识港人,尔后或主动进攻或被动接受。经人介绍则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同事介绍,阿春就是西餐厅女同事给介绍的;另一种是同乡牵线,一个女孩子「嫁」给香港人,再将家乡的同乡或邻居女孩介绍给这个香港人的同事或朋友。
这种经过同乡牵线而成功的「婚姻」在村内占的比例最大。2月10日上午10点半,阿春带我去一家西餐厅。我和阿春刚走进西餐厅,阿春老公就站起来跟我们打招呼,他身旁的有一位香港人,是「老爸」(广东话叫「老痘」)级的人物,满脸爬满微微细细的皱纹。头发倒是十分茂盛,因为是临时染过,在发茬处有明显的半寸长的灰麻色白发。
相互寒暄后,阿春有意拉着老公上街玩,剩下我和「老爸」一同饮茶。「你系边度人?」「老爸」问。揣摩他那张一说话就满嘴皱纹的脸,我敢打赌他超过60岁。我仅仅会说一点点并不标准的粤语,为了迎合他,我也像所有的二奶们一样,开始跟他讲广东话:「我系江西人,你知不知道江西?」「我知,」他笑了起来。
「江西妹不错的。我最怕找湖南妹,四川妹也不好,太疯了,江西妹好保守,不太会出街乱走。」可能是被湖南妹、四川妹「咬」过吧,他一副怕井绳的样子。「你锺意不锺意玩?」他又试探着问我。
我不知道他究竟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正在考虑措词,他又告诉我,「我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工,管管材料,一个礼拜返屋企两次。」这意思是,跟上他,不会让我夜夜独守空房。我很费劲地听着,在他看来,我的确是一副认真相。等他唾沫星子乱飞一阵之后,我试探着问:「你点解要包女仔,点解到呢个村来?」
我问话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了解港人,包括眼前这位「老爸」为什么还要在内地养小老婆?「我老婆身体吾好,她有癌症,已经两三年了,我只好找个女仔喽。再讲,我仔也包佐一条女仔,也在呢个村,我仔要我同他合住,房租可以省一点。」把生病的结发妻子抛弃在家,同儿子一块在外「纳妾」,要不是我正在隐性采访,我早拍桌子指着他鼻子骂他个狗血喷头。
我忍住性子问:「你给多少钱?」他一副施舍的样子:「一个月3500块,够多的啦!」早茶端上来了,四个小件,两碟白粥配上榄菜。我独自很饿,却丝毫没有食欲。见我没有任何反应,以为我嫌少,劝导我说:「不少啦!房租是我仔交,你只买一点点菜就答啦!」「好啦!」我凶巴巴地答应,转换了一个话题:「以前包过没有?」他笑了,脸上的折子舒展开来:「以前包过两条女,一条是四川妹,一条是湖南妹。都不好,一个同我住了两个月,另一个待了一个礼拜就跑走佐。」他希望寻一个老实、本分的女孩。
「我同阿春老公讲,这次要寻一个年纪大的。他们讲你29岁,我说,这个年纪要想包出去,困难一点。不过,我是不嫌弃你的……」他以宽宏大量的目光审视我。在他们眼里,「女人三十豆腐渣。」自然要降价处理,这仿佛符合市场规律。「好,我考虑一下再同你联系?」想着要同一个时常「老树缠嫩枝」的老头子共进早餐,我就恶心。
推托有事想开溜先走。也许从未遭受过「二奶」的拒绝,他火冒三丈:「你也不想一想,自己都快30岁了,依家不寻个人靠靠,将来怎么办?依家街头大把靓女,我……」他本以为能狠狠打击我一下,让我回心转意,我却嫣然一笑:「这个问题嘛……我刚刚被人抛弃,现在什么也不敢想,我想回家看我老爸,看看他染了白发没有?」当天晚上,阿春知道情况后,反倒安慰我,不用担心,她还会为我介绍「对象」。
2月14日,情人节,隔壁邻居又给我找了一个香港人。第二天,我见到了一个在香港某厂打工的小统计,45岁左右,更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姿态,仿佛一旦包下我,我就过上了天堂般的幸福生活。当然,我并没有跨进天堂,并非是我拒绝他,而是他没有看上我。
8.有人竟然将二奶当成职业
入住28天以来,我先后结识了阿婷、阿艳、阿月、阿金以及阿银,可以说,这6个二奶都为生计所迫,为图温饱不得不被经济条件好、收入稳定的男人包养。她们住在与香港仅一桥之隔的某某村,自然是有赖于港人,主要是货柜车司机的包养。
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年轻女仔从内地涌到深圳,竟把为人二奶作为一种「职业」,或者说是谋财手段,奋力勾引香港男人。如果说她们跟妓女有所区别的话,妓女面对的多为散客,她们则卖给一两个常客。
这一类二奶,多数是有足够心机的。她们摸准了港人包养二奶的心态,那就是胆小怕事,不敢张扬。既要「性」福,又要脸面。更要命的是,在短暂的包养过程中,她们掌握了港人的家庭电话号码,仿佛摸到别人的命脉,借此来威胁男人,让港人无可奈何。
当她们自认为「榨」够了港人钱财后,多数会一不作二不休,将出租屋内的电器悉数卖光,再择另一屋村居住,另筑新巢,等待下一个港人上钩。直到2月15日上午,我对村内每栋楼房底层商铺上张贴的转让启事,才引起足够的注意。
有张转让启示是这样写的:家电转让:因回家低价转让29英寸松下彩电、VCD音响一套,全新空调一部。孙小姐95×××——92835。我从水果店铺的门面上撕下这张纸条,老板娘主动告诉我,有些二奶骗那些香港人的钱,包了几天后,趁香港人出门开工,将东西拖走,再张贴启事贱卖电器。
这种张贴每隔个把月都可以看到。上午10时,我用阿敏的名字传呼转让启事上的孙小姐,不到两分钟,孙小姐就给我复了机。她说她日前租住在蔡屋围,要我坐中巴去找她,到达蔡屋围大酒店后,再传呼她,她会叫妹妹来接我。30分钟后,我到达蔡屋围大酒店。传呼孙小姐后,过了5分钟,一位长相极为普通的女孩子来到酒店门口。接上头以后,大约又走了5分钟,敲开一扇陈旧的木门。
不足10平方米的客厅光线昏暗,三只看不出颜色的沙发早已破旧不堪,一台25英寸的松下彩电屏幕上,李玟正卖力地推荐波导手机。一位肤色白皙,面庞微胖的年轻女子从沙发上欠起身来。「你好!」她笑着跟我打招呼。她笑起来很动人,那对晶亮的眼眸,在她那双凤眼里面闪烁,像夜空里点燃起的火苗。高挺的鼻梁下,有一双性感的厚唇。
如果不是上天搞错的话,她与妹妹简直就不是一个母亲父亲生的。我在沙发上落座,诉说为什么要图便宜买她二手电器的缘由,很自然地,又如此这般说出被人「抛弃」的悲惨经历。我这一招屡试不爽,毕竟人都是同情弱者的,对于本身就处于弱势群体或是特殊群体来说,这一点很重要。
我刚说完,孙小姐气愤得跳起来说:「又是一个香港人坑人,真要命!」她把一缕金黄的头发从脸上吹开,生起气来,「我那个香港人58岁了,玩什么玩哪?一开始还骗我说离了婚,就只允许他骗我们,我们就不能骗骗他们?我对他说,你别惹我,再惹我告你老婆去。」「后来呢?」「我就甩掉他了,我跟他两个月,什么都没捞到,我把电器偷偷运出来跑了。」她得意地大笑。
我问她,「那个香港人不来找你麻烦吗?」「那不可能。」她摇了摇头,仿佛能够把包养过她的港人摇掉似的,「香港人胆小怕事,他到村里找不到我,看到我张贴的东西,传呼我,一开口就骂人,我盯着表看,任凭他骂了三分钟,我只说了几句话,他就挂了电话。」仿佛说书人说到紧要处突然卖关子似的,她突然打住,不慌不忙用一只金色打火机点上一支七星万宝路,吐出一串圆形的烟圈,窒闷的空气中烟味弥漫开来,她才接着说:「我说,你有什么鸡巴用?还到处抠女呢,也不看看能不能雄起来,再骂,我告诉你老婆去。」「你知道他老婆的电话?」我问。
「当然,在一起时,我问他他怎么会讲呢?我就每次小心搜他的东西,看到他一个工作证件上的地址,再托一个小姐妹的香港老人去替我打听,一点一点地问,打掉200多元钱国际长途电话费,找到他家的电话。」她说,早些年鬼迷心窍,想嫁过香港去生活,现在看来是不行了,但可以搞搞香港人,从他们那里弄些钱。
她得意地说,三年来,她至少搞掂了20个男人。她来自贵州省遵义地区,农村妹,今年26岁。她家竟然有三台25英寸的彩电要出售,我装模作样地看了看,和她约好下午4点找人来扛。然后,我便拜拜。
我没有买她的二手家电,也就断了联系,无法搜证她「搞掂」20个男人的「传奇」本领,对我的调查而言,也算是一个缺失。
9.有「爹」的女儿没爹疼
2月16日,正月二十四,周末。我还在为贵州妹麻倒男人而震惊,阿金找上门来,央求我陪她去「找老公」。
阿金抱着三岁多的女儿,带了一大堆吃食,好像不是去等一个三个月没有音讯的负心汉,而是去参加一场初春的踏青。皇岗口岸,亚洲最大的陆路货运口岸,出入境车流量居全国第一,从这里出入境的车辆占深港之间进出境车辆的80%。上午9时25分,口岸出入境处,呈现一片喧嚣和繁忙的景致。
阿金熟门熟路,找准了第一车道附近的一块空地,也就是天桥下面的醒目处,铺了一大张塑料布,抱着女儿席地坐了下来。阿金两眼专注地盯着每一辆入境的香港货柜车,女儿囡囡就在塑料布仅有的几尺空间内走来走去,手中拽着一罐益力宝,喃喃自语,谁也不知道她想表达一些什么。
我就像是一个陪绑的犯人,守株待兔的猎人,在香港通往内陆的货运要道上,等待未知情节的突然展开。每当一辆货柜车驶过,盘腿而坐的阿金的身体都会向前倾一倾。随着时光的流逝,在阿金的眼里,泊满了陌生的车辆。一一向前飞奔的,虽然都是一辆辆境外的货柜车,却没有一辆是属于阿金的。
阳光正烈,我们都没有带伞,阿金鼻尖上渗出了粒粒汗珠。囡囡独自玩了一会儿,突然不耐烦,嘴里喊着「妈妈,爹地」大哭起来。女儿哭声勾起阿金的伤心事,阿金一把抱住女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恸哭起来。她边哭边将囡囡的屁股翻过来,重重地扇了两巴掌:「哭什么哭?再哭你死鬼爸爸也不会回来,我们干脆……回四川……孤儿寡母的……」阿金的号啕惊天动地,随即被货柜车的轰鸣压了下去。
我第一次发现女人哭时,脸孔竟然可以扭曲得这么难看,和阿金平素的忧愁与不安形成强烈的反差。我劝了半天,发现言语十分贫乏,只有闭嘴。突然,阿金将女儿扔在塑料布上,独自走到一辆刚刚入境的货柜车旁打招呼。远远地,我看见司机探出头来,跟阿金打着招呼。我突然欢喜起来,莫不是守寒窑的王宝钏迎来了薛平贵?我高兴得太早了。他们两人说了两三分钟,阿金又闷闷地踱了回来。
那辆车,是她「老公」同事的车,阿金认识他。发现阿金竟然在此等待阿郎归来,很是惊讶。他劝阿金回家,别在这里等,即便是等也等不到,香港到深圳不止这么一个交通口岸,还有文锦渡、沙头角等地。既然对方有意躲避,肯定会从较远的口岸进入深圳。阿金是一个很倔的女子,铁定了等下去,我只好陪着她。
临近中午,为了表示对她的申援,我跑到附近买了两份煲仔饭和一个少儿便餐,一块摊在阳光下吃。阿金除了喂女儿之外,对面前的饭菜没有动一口。也许是被妈妈打了一巴掌的缘故吧,囡囡乖得很离谱,她像个小大人似的,和她母亲一样,在出入境信道旁边坐成一尊思念的雕像。我们两大一小,就在皇岗口岸静静地等了一整天,直到下午6时30分,天都黑透了,阿金才默默地收拾东西,背着女儿回家。
第二天,阿金没有叫我,她依旧去口岸等待,依旧两手空空地回来。
2月18日上午,就在打了8个电话,留下8篇简信息,仍没有音讯的情况下,阿金抱着女儿到妹妹阿银家商量对策。阿银能有什么办法?她的杀手锏就是让阿金将所有的怨恨和委辱都算到「大婆」帐上,打电话到香港问她要男人。
阿金反复设计了台词,鼓足勇气,拿一张5元的电话卡,打通了「大婆」的电话:「请问,你是××吗?我是皇岗口岸的报关员,你丈夫有本证件请他近日来拿。」对方刚刚回答了一句「好!」可惜,磁卡上没有钱了,没有把台词背完。阿金抱着女儿回家不久,她「老公」的电话就跟过来了。
「我也很难,我没有钱了……」「难道你还穷过我?前几天香港中流一事,你们都在罢工,囡囡在电视里看见你了,那时,你过不来就算了,现在罢工也罢完了,你也应该看看我们母女了吧?」阿金将话筒递给女儿,「叫爹地……」女儿摇摇头,不理。女儿原本一直是最喜欢她爹地的,父女相隔的时间一长,也就如母亲一样因思生恨。
才一点点年纪,她会静静地陪母亲掉泪。有时,阿金问她想不想爹地,她说不知道。大年初四,邻居问她爸爸的消息,她竟然脱口而出:「他死佐了……」阿金脸色煞白,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话筒内传来对方严厉的声音:「你不要再搞三搞四,明天中午12时给你答复。」
一直等到2月24日,隐身近四个月的香港佬,才在一个子夜时分回到阿金的出租屋里。女儿已经睡了,阿金正在看电视,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来的男人就在眼前,她却无动于衷,转过身子,只把个背影留给男人。僵持中,突然,男人面对阿金跪了下来。
阿金冷冷地说,别跪了,你不记得你跪了多少次吗?他说,你肯定不会原谅我的,我真的开了阑尾了,我给伤口给你看。阿金不看,她已不在乎男人是否住院。他强调他阑尾开刀,货柜车也由于种种原因给公司扣下了,所以他无法过来。那电话呢?阿金问。香港佬不回答。阿金又问,你知道我给你留了多少次信息吗?香港佬又不说话。
阿金将门锁上,冲进厨房拿出一把刀,然后,打电话给妹妹阿银,说:「小妹,明天找不到我就去报案,再将囡囡带回老家。」电话那边,阿银大哭起来,两姐妹在电话两端泪流成河。阿银说:「姐姐,你千万不要想不开,不要让白头人送黑发人啊!今天爸爸打电话来,叫我劝你,将孩子带回家,我们一家人就是吃糠也要把她养大……」香港佬坐在那里,双手抱膝,把头深深地埋下去,一副任杀任剐的样子。
阿金哭诉累了,哭声间歇中,他夺下菜刀,再一次跪下来:「阿金,我不会抛弃你,我真的很不好,我没有办法……」「你说话从不算数,去年说已经分居,现在还没有离,我不想跟别人分享你,你给个准确的答复给我。」自己一手编织的这道难题,已经无法有个准确的解答,也就是说他无法掌控已经成型的婚姻格局。
他为难地说:「她跟我12年了,我们没钱,小孩子又小,亲戚朋友都看我们不起。你跟我也4年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12年更有感情?那你为什么一直骗我说,要和我结婚?她可怜,我就不可怜?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女儿,分分钟你可以跑掉。干脆你每月说好数,给我一笔钱,我将囡囡带回家读书。」「我不会让你走,不会让你们走,我们不要分开……」香港佬痛苦地自言自语。两人吵了2个小时,阿金终于疲累难支,进卧房睡去了。
香港佬在一张信纸上,写了一份保证书。这份保证书,事后阿金请我复印了两份。她给了我一份,说看上去我像一个文化人,留给我,说不定我可能写写姐妹们的孤苦。保证书说:「本人在始(此)保证日后有生之年,无论发生怎样(的事),务必一生一世照顾心中重要爱人及爱女,天长地久,此至(志)不喻(渝),天地为证,立始(此)为句(据)。
翌日早晨6时30分,睡在厅房沙发上的香港佬醒过来,敲敲阿金的房门,他要出车了。阿金看了看保证书,凄然一笑,将抢来的腰包还给了他。她是善良的。同村一个小姐妹逼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娶他,差不多把香港人逼到神经崩溃几乎撞车的程度。
阿金送他出车的时候,清楚地知道,他会回来的。不是因为良心,而是害怕。三天后,香港佬再次回来了,交了三个月房租,几天后又给了阿金8000元「卖身钱」。阿金还了5000元债,寄了2000元给父亲作为与前夫所生的儿子的抚养费,剩下1000元,母女俩苦撑时日。她仍在等,与其说等的是男人,不如说是男人的钱。
阿金也筹谋回家,向妹妹借3万元钱,到家乡买一辆三轮摩托车,租给别人去开,一个月可收1000元钱,在老家那地方,也够母子三人的开销了。但是,不到万不得已,她是不会回家的。
家乡就巴掌那么大的地方,都是早上不见晚上见的乡里乡亲,她离了婚,扔下一个儿子游魂一样走到外面,突然间又拖个女儿回去,怎么有脸见人?除了一个私生女,她一无所有,这就是在深圳打工8年、当4年二奶的唯一的成绩?
但是,留下来的话,明天究竟会怎样?阿金已经不想那么多了,她对我说:过一天算一天,管他明天做啥子嘛!
10.十九岁阿妹去意彷徨
阿妹是湖北黄梅人,今年19岁,居住在邻村一幢出租房内,是我暗访时发现的迄今为止年龄最小的二奶。一般女孩子读大学一年级的年纪,她却已经让香港人包了三年,如今进退两难,不知何去何从。
走吧,毕竟和他有三年的感情。留吧,明明知道这只是温柔的陷井,根本没有明天。在一种无法诉说、无从解释、无可奈何的生活环境里,她不断忍受灵肉撕扯的煎熬,并愈来愈感觉到脚步的沉重与心灵的酸楚。
2月20日傍晚时分,在邻村阿妹家楼下的四川小饭馆,由我买单,和阿妹、鞋匠小于吃饭聊天。这次聊天是住我楼下的鞋匠小于一手安排的。我天天在村里晃,和他混了个脸熟。他见我独来独往,十分寂寞,便好心地介绍阿妹给我认识作朋友。
阿妹身高1.55米左右,胖乎乎的,体重肯定超过55公斤,脸上还挂着稚气的笑容,就像是一位惹人怜爱的邻家小美眉。我问她究竟怎么会行差踏错?阿妹盯着饭馆外来来往往的行人,眼中渐渐溢出泪水。算起来,年纪轻轻的阿妹已经先后有两次被包的「历史」。
她家有六朵金花,这在农村,注定了受穷。她是家中的老么,13岁就出门闯荡世界,先后在江苏、浙江与广东珠三角一带打工,只要有一点钱就寄回家,是个很孝顺的女孩。1998年春节过后,来到深圳淘金。
国内众多的媒体曾经指出打工群体的进步:八十年代求「生存」,九十年代求「发展」。据我接触到的实际,在九十年代,来自农村的打工妹们虽然被冠以「发展」的主体,但她们的结局不容乐观,仍旧生活在发展的边缘,随时可能沦为被抛弃的多余人。就像阿妹,她读书读到初中一年级,因家贫不得不中途退学,诸多大字不识,缺乏技能,在城市劳力竞争剧烈的社会里很容易被抛弃。
经过半个月的奔波,阿妹的松糕鞋底被削去薄薄一层后,工作还没找到,不得不答应去见见同乡女友给她介绍的那位香港老头。老头60多岁,在香港开运输公司,是个老板级人物,很有些钱。笑起来的时候,脸像一朵璀璨的秋菊。怎么比自己的父亲还老?见面的时候,阿妹吓得缩头缩脑地拼命往后缩。
介绍人用身体挡住她的退路,劝她:你已不是处女,又没有钱,回家不也是一样要嫁人?天底下男人都是一样的。下回有年轻的,保证给你介绍。阿妹口袋里只剩50元钱,留下来交不起房租,回家连路费都不够,钱包瘪意志也就不够坚强,只好点头同意。
老头见阿妹点头,很开心,乐颠颠地带介绍人和阿妹去酒楼吃饭,心急火缭的,花了半个小时就吃完饭。嘴巴一抹,急如星火带着阿妹去租房。租房很神速,半个小时就租下一套二房一厅,再赶到村里的一家大型超市与家具城,买了沙发、衣橱、床垫、床架、床上用品、梳妆台、茶几、凳子还有热水器、电饭煲、煤气灶与煤气罐,付了50多张百元大钞。
等商店把货品送到家中,打理完毕,已是凌晨2时。鬼才愿意跟他上床?阿妹心中打着鼓,坐在新买的沙发上,磨蹭着。老头唤她去冲凉,她嘴里应着,手脚没挪动。唤了三次,她才进洗手间。老头性子急,阿妹一出来,就搂着她,阿妹坚决不允。他问:「为什么?」阿妹摇摇头说:「没什么。」「你不开心?」老头盯着阿妹的脸,想从那张光洁明净的脸上找寻答案。「我哪里不开心?」阿妹强作笑颜,「端了人家的碗要服人家的管。」她重重地一声叹息钻进被窝,紧紧闭上眼睛。
等老头的呼噜声山呼海啸,阿妹却了无睡意。她心中好乱,好烦。她想离开老头,深更半夜的,她又能往哪里去?身上的钱连住宿费都不够。阿妹也觉得,如果不辞而别也对不起老头,人家毕竟是正经想跟她过日子,要不,为什么为她置办这么多家当?次日早晨,老头7时30分就起了床,心情极好地拉着阿妹去饮茶。吃过大碟小盏之后,他又带阿妹去罗湖逛。
在一家商店里,买了一件40元的短袖上衣给阿妹,阿妹穿得好看,又买了一件同式样的不同颜色的上衣给她。见她手腕上空落落的,慷慨地替她买了一块百把元的手表。中午,两人在外面吃西餐。老头叉起一块牛排,望着她问:「你会不会煮饭?」「不会。」阿妹说。老头也不恼,笑嘻嘻地说:「没关系,我教你!」第三天,老头去香港打理公司业务,七八天之后才回来。他给阿妹带了一对金耳环,一只18K蓝宝石戒指,还掏了500元给阿妹零用。
阿妹的眼前,金光闪烁,蓝宝石折射出的光芒如梦似幻,她的心醉了。但睡觉时,阿妹早早地上床装睡,老头轻声唤了她几声,她假装没听见。老头给她脱衣服,要她裸睡,阿妹不干。老头继续剥阿妹的衣衫,阿妹就说:「干什么,我不喜欢的呀!」老头没出声,过了好久,黑暗中传来他苍老而嘶哑的声音:「为你好,穿胸罩睡容易患上乳癌。」这个夜晚终于熬了过去,早晨老头一回香港,阿妹就痛下决心,等老头下次回来,就与他摊牌。
过了5天,老头一回到出租屋,阿妹就告诉他,口气生硬而坚决,自己想回家想父母,一人在外不太习惯。老头盯着她的眼睛看,尽管很惋惜,很留恋,脸上依旧挂着笑容,并没有多说什么,只道是覆水难收,等阿妹讲完,又给了阿妹800元港币,并祝她一路上走好。拎着行囊走在大街上,街上车来人往,流向四面八方,阿妹却不知道往哪里去,泪水缓缓地顺着面颊淌了下来。
阿妹从城市的南端到了北端,在笋岗一带找了一家十元旅店住下。一个星期后,她到一位同乡家参加聚会,碰到鞋匠小于的胞兄大林,鞋匠大林问她最近忙什么?她说什么也不忙,正在找工作。过了几天,鞋匠大林就给阿妹介绍了一位香港「老公」。
这次「相亲」是在大林住所附近的村口马路边。在熙攘的集市与嘈杂的人群中,阿妹看到一位40岁左右的男人向她走来,他五官端正,身材不高,有些偏瘦。阿妹又想往后退,她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大林悄悄附在阿妹耳边说:「暂时跟着他吧,有好的我会帮你介绍。」香港男人自我介绍叫阿德。
阿妹听不懂粤语,男人只得用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和她交流。在酒楼喝完茶后,阿妹被阿德带往他在村中租住的单元房。阿德的二房一厅中,所有的电器与家具一应俱全。阿德抢先一步冲进里屋,将零乱的床铺稍作整理,叠好被子,这才带阿妹进屋看看。看得出来,这里长久无人收拾,空气中弥漫着单身男人杂乱不堪的气息。
后来,阿妹才知道,就在这套出租屋里,阿德原先包过一位女仔三年,两人去年因故分手。翌日清晨,阿德6时30分就出门过香港去了。临走前,将房门钥匙交给了阿妹。阿妹早早起床收拾居室,将家具擦了一遍又一遍,洗了地板和所有的衣物,然后,打开电视机开始看电视。经历了太多的艰辛,阿妹有种强烈的依赖感。她凝视着桌上相框里阿德的彩色照片出神地想,唉,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但是,这个男人靠得住吗?会对自己好吗?那年,阿妹才16岁。她心安理得,吃穿不愁,还有些富余寄回老家,打电话说「工作」蛮轻快,也有钱赚,就这样过了三年。16岁的女孩子,经历三年的「婚姻生活」后,少女时代的所有的人生设计和生活梦想都已经改变。阿妹觉得阿德人好,这辈子跟定了他,与他长久地过下去。
不料,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阿德生意走下坡路,开始入不敷出,每月不再给3000元家用,只是一次给100元或200元,而且非要阿妹没有钱吃饭才给个一两百元。去年春节以来,阿妹只给父母寄过1500元。慢慢地,阿妹对这个没落的男人有了怀疑和抵触情绪。
徐志摩会对他所追慕的女人说:许我一个未来吧!阿妹不会说此类充满诗情画意的话,随着身心长大,她知道阿德不会给她未来,她的未来即便是梦,也是破碎的,她知道她必须为自己的未来作一点安排。说到底,维持「大爷」与「二奶」关系「正常」的纽带是金钱。
自去年初开始,阿妹心生绝望,对阿德的抱怨开始升级,两人关系一日不如一日。当阿妹对没有钱的前景心生恐慌,便谋求对婚姻关系的正式确立,也还是找张长期饭票的意思。她一次又一次逼着阿德给她一个「名分」,阿德也拿不出解决的方案,因为香港老婆不同意离婚。阿妹第一次指责他没有责任心。
阿德自以为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立即反问道:「你要怎么样才算责任心?」阿妹理直气壮:「你根本不会为我考虑!」「你要我怎么考虑?」阿德无力地进行反驳,仅问了一句,然后,沉默不语。阿妹自身也惶惑得很:「我怎么办?你就不会为我的将来考虑一下?」「你叫我怎么办?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有钱?」「你有钱也只会拿去赌,不会为我考虑。」经过这些年的共同生活,她找准了这个男人的致命伤。「不相信算了!」阿德觉得很委屈。
吵得最凶的那次,只是为了很小的一件事,竟发展到大打出手。连阿妹都纳闷,原先这点小事是不会这么容易吵架的啊!现在似乎很难相处。阿德很失望:「你别乱搞,搞得我去香港再也不回来了!」「谁稀罕你理我!不回来就算了!」她操起一只玻璃杯就往25英寸的康佳彩电上砸去,杯子破了,屏幕出现一个小小的凹坑。
阿德从梳妆台上拎起阿妹的化妆盒和化妆品,统统砸到地上,满地都流溢着嫩肤奶液的黏稠液体。阿妹哇地一声哭出来。阿德也带着哭腔诉苦:「你不要在我面前哭,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可怜?我告诉你,我更可怜,我混到今年46岁了,竟然一穷二白,我还想大哭一场呢!」阿德说完,草草地拣了几件换洗衣物,站在门口回头望了望室内,带着几分伤感和留恋,出门过了界河。
阿德走的时候,阿妹身上只有100元钱。阿妹脸色惨白,呆呆地望着刚刚关上的房门,听着阿德在楼梯间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她的勇气也消失了,只剩下一种令人绝望的恐惧。她害怕在孤立无助中被痛苦湮没,哭声一串串地从她的喉咙中撕扯出来。
过了一个星期,阿德没有音讯,房租的期限又到了。等讨厌的房东催租催了三次后,阿妹不得不拨通阿德的手机。「你想怎么样?要想跟我分手,就说声算了,想不分手就赶快来帮交租。」阿妹一听见阿德的声音,情绪又开始不稳定起来,声调忽高忽低。「好!」阿德只说了这么一句。「好」是什么意思?是要分手还是要交租?阿妹听了心中直打鼓。
她吵归吵,真的要离开阿德,不仅要离开这个尚能温饱、不用劳累的环境,还要斩断那种对阿德类似亲情的依赖感。第二天,阿德就回到了深圳,不敢回到阿妹身边,只在家对面的美容美发中心落脚。
美容中心的老板是他同乡,免费给他提供一张美容床。在香港,因为他「包二奶」早已闹得沸反盈天,家早已不是宁静的港湾,他也不愿意在香港居住。他找朋友给阿妹代交了房租,自己在美容床上躺了足足一个星期,躺得骨头也酸,气也消了,就怀念起阿妹的种种好处来,于是,决定回家。
当晚7时,阿德敲开了「金屋藏娇」的门,喝完阿妹煲的龙骨海带汤后,将阿妹揽在怀里。两个人重修旧好,好不亲热。阿德小心翼翼地探问阿妹,这么多天有什么打算?阿妹迟疑地吐出一句话:「我想再和你待一年,明年20岁了,然后回家开个店。」阿德许久没有说话,也许他已经意识到分手是迟早的事,或者说分手是最好的结局。想到曾经爱过的人,将要天各一方,一股辛酸涌上心头,便问:「你有什么要求?」「你说呢?」阿妹将包袱踢给阿德。
「是不是需要钱?」这是「包下」少女青春的男人始终要面对的问题。阿妹满怀期望地看着他:「是啊,老公,你给我多少?」「你要多少?」阿德的声音好虚弱,像个患了重感冒的人。「你的意思是,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阿妹双眼放亮,充满了热望。
「我给你1万元港币吧!我已经破产了,除了那辆货柜车。」阿德的神情变得过分严肃,「你会突然明白,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假如你愿意挨穷,就跟我一起过,不要大吵大闹,如果你想离开,我给你1万元去家乡开个美发店……」阿妹眼前一片雾霭沉沉,心里一阵阵发冷。
阿妹的故事,是前后花了三天时间才说完的。
讲完自己的难处,阿妹问我怎么办?
怎么办?我两眼茫茫,开不出任何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