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的一封信

1967年2月17日，谭震林给写了一封信，表明了他对的看法，表示了对和中央小组的愤慨。看后转送给了，后又把的批复件撕掉了。我亲历了这封信的处理过程。

（一）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分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这两次会上，围绕开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保留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问题发生了争执。参加会议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三位副总理和、、聂荣臻、四位元帅及余秋里等，与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等中央小组一伙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斗争。其中，谭震林批驳“群众不答应（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进京（躲难）”时说：什么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四十多年的老革命，落个家破人亡。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愤怒到极点的谭震林脱口说出“三不该”。

事后，把“三老四帅”的仗义执言称之为“大闹怀仁堂”。

谭震林在“大闹怀仁堂”后，余气未消，又连夜写了一封信给，进一步表明自己对的看法和对及中央小组一伙人的无比愤慨。信中写道：

本来我在今天会议上把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第二次是在会议上。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和中央小组口口声声称自己是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竟闯到政治局会上拍着桌子喊叫：“，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算什么东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他们还搞了个百丑图，在北京、上海、西安到处印发，影响很坏。我们党简直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也要斗下去，拼下去。

这封信于2月17日上午送到了林办。我收到谭震林的信，做过必要登记和摘要后交给了张云生。他当时是负责向报告动态的秘书。

第二天，张云生向、叶群做了汇报。没有任何表态，信又回到我手里。照规矩，如果林、叶没有进一步处理意见，这封信我就存入档案。

第三天，即2月19日下午，叶群叫内勤通知我带上谭震林的信去见她，她又看了一遍信，让我跟她一起去见。

正在西客厅踱步，见叶群进来抬眼看她一下，并不停止脚步。叶群拿着谭震林的信站在靠门口的地方，缓缓地对说：“一一呀，谭老板（指谭震林）的信你不能压下呀，你得有个态度啊！”

没回答。叶群继续说：“我知道，你跟他们有感情，想照顾他们（指“三老四帅”），不愿意跟着讲。可是，你不知道啊，最高（指）发火啦，雷霆震怒啊！谭老板现在给你写了信，你却连个态度都没有就把信压下了，人家（指及中央小组一伙人）知道了会怎么看你呀？他们会说你同意谭老板的观点，那时候你就有口也说不清了。”

那天，叶群向汇报了开会批评“三老四帅”的一些情况，反复地劝表态，把信转走，而就是不搭腔，一直慢条斯理地在那儿踱步。过了好一会儿，叶群说：“我把谭老板的信拿来了。你看是不是这样，你说几句，表明你的态度，让小李替你写下来，然后把信送给主席。”

被叶群说动了。他止住了脚步，望着叶群：“说个什么呀？”

叶群也未说出子丑寅卯来，她没有替拟出批语，只是要表个态，表明不同意谭震林的观点。看着天花板站了一会儿，示意我坐下记录，然后口授道：“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他望望叶群，说道：“就这样，可以了。”然后又转身去踱步。

我当即在沙发旁的茶几上拿起一张16开白纸，用钢笔把口授的话誊写在上面，签了名，落款“十九日”。回到办公室，我把谭震林的信附在这张纸的后面，用毛笔写了信封：“呈”，于当天下午亲自送到中办秘书局由他们转送给了。

第二天，把信退给了。在口述的“主席”二字上用铅笔划了个圆圈，表示已经看过。

那天，我路过客厅外走廊时，发现靠沙发的痰盂里和旁边的地毯上散落着一些纸片，似曾相识，便弯下腰看了一眼，原来是写着说谭震林“糊涂堕落”的那张纸。当时，我想不出为什么要撕碎它，只是认为圈阅过的文件、信件都是历史文献，应该保存，就从痰盂里捞了出来，晾干拼好粘好，存入档案。

（二）

此处的叙事需回到2月16日。

当天的怀仁堂会议一结束，、、王力即秘密整理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材料，向汇报。一伙把“三老四帅”对的正确意见说成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经过一番密谋，按照的授意，、、王力拿着材料连夜去那里告了黑状。这个材料后来也送给了一份。

2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即召集会议对“三老四帅”予以严厉斥责。参加怀仁堂会议的10个政治局委员，一下子有7个站出来挑战，挑战和中央小组，如不立即反击，将难以继续进行，甚至夭折。必须亲自迎接这个挑战，保卫。

这次会议，托病没有出席。点名由叶群作的“代表”。在会上说：中央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百分之九十七八是正确的，错误只是百分之一二三，谁反对中央就是反对我！你们要否定，办不到！十一中全会决议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又反对呢！尤其对、谭震林、不满。说：你们说、陈伯达不行，那就让来当中央小组组长吧！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请回来，力量还不够，把美国、苏联也请来。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指责：“要翻的案，全党不答应！”指责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了，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并挖苦谭震林：说什么不该革命四十年，不该活到六十多岁，不革命可以退出嘛！至于不该活到六十多岁，那有什么办法？已经活了嘛！

当场对叶群说，你回去告诉，他的地位也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这是叶群第一次代表参加中央最高层会议，回到毛家湾已经是凌晨时分了。那天，她显得情绪亢奋，一进办公室就让内勤把我找去帮她整理会议记录，详细追记会议情况，天快亮了才去睡觉。下午起床后向做了汇报，劝说把谭震林的信转给。这就是反复踱步后才决定转信的那一幕。

（三）

发火的导火索是、、王力告状，特别是他们说要翻的案，使大为气恼。转的谭震林的信到手里应该是2月19日下午晚些时候，离“雷霆震怒”已经过去10多个小时了。

看了谭震林的信是什么态度？后来，当有人提及谭震林骂是武则天时，说：她不配。她没有那个本事！那年，上报、审批的参加“五一”、“十一”庆祝活动人员名单，只批准“二老四帅”出席，唯独不同意谭震林出席。在一伙发起的“反击”的浪潮中，谭震林被称为“的黑干将”，在全国到处抓“谭震林式的人物”。

谭震林和其他几位副总理及老帅们触动了，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下令、谭震林、“请假检讨”，下令召开政治生活会批判“三老四帅”，决定以中央碰头会取代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实际使中央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了党、政、军事务的决策中心。让一伙把持更多权力，是为深入开展排除阻力，为自下而上向“走资派”全面夺权扫清道路。“三老四帅”的抗争不仅没有让警醒，反而被当作障碍予以清除，客观上加快了老一辈革命家、老干部的步伐，加快了权力向新权贵转移。

（四）

为什么一开始压下谭震林的信？为什么又把信转给？为什么又撕碎他给的信？我始终没有听到的说法，但我以为，压下谭震林的信，可能就是因为“有感情”、想“照顾”，所以不愿意把骂骂中央小组的信转给“人家”，让“人家”抓谭震林的辫子；在得知的态度后，经不住叶群的一再劝说，把信转给，是为了堵“人家”的嘴，是自保心态的表现；撕碎给的信是真实思想的表露――他不愿意把批评谭震林“糊涂堕落”的纸条留给后人，说明他内心是赞同谭观点的。他并不认为谭震林说错了，骂错了。就在20天前，他自己就当面骂过一顿。把信转给不过是做表面文章，指责谭震林有违本心，留存无益，所以把它扯碎――如果是这样预见的，它应验了：十多年后，人们果然谴责落井下石。

那些年，我每天都能收到一摞写给的信件，而挑选出来由秘书讲给听的并不多，因为哪些给讲，哪些不讲，还要听叶群裁决。对这些来信，基本上都是听完拉倒，不表态，不处理。而把谭震林的信转给是我知道的仅有的一次。在得知态度的情况下，这样做无疑是火上浇油，害谭震林。

本来把信压下了，又拿了出来；心里本是“有感情”、想“照顾”，做出来的却是“紧跟”；本不想“跟着讲”，却又违心表态。这反映出中人格和思想的扭曲，反映出“紧跟”的两面性。他企图通过销毁对谭震林的指责慰藉一下自己的心灵，不料却被我把证据保存了下来。

（五）

在史的词典里，“大闹怀仁堂”是“反对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遭受口诛笔伐4年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伙按照的意图，部署各个小组围攻“三老四帅”和所谓“一贯右倾”的、陈云等老同志，甚至把称为“右的代表”，也在讲话中把“”说成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

“9・13事件”两个月后，1971年11月14日，口头为“”，但却说“是对付、陈伯达、王、关、戚”。说：“那个王、关、戚，‘5・16’，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地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王、关、戚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多年才搞清楚。现在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5・16’，打倒一切。”

当年，斥责“三老四帅”时，说大闹怀仁堂是“否定”、“要翻的案”，还说要带着再上井冈山打游击，现在又说“是对付”，似乎王、关、戚的后台不是和中央小组，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要打倒总理和老帅的也不是和中央小组，“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更不是抵制的错误。现在“搞清楚了”，都是干的。当了替罪羊。

自然，不是中的“健康力量”。但是，“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矛头所指是和中央小组，是抵制，这是铁的事实，是“”的性质所在。就谭震林的信来说，他之所以把信写给，是因为他并没有把与当成同一伙。信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对对中央小组一伙人的愤怒和对的声讨。他是向倾诉自己的不解、苦恼、无奈和愤懑，争取理解和支持，而不是“对付”。“对付”之说模糊了“”的性质，不过是维护、维护中央小组、维护错误的一种托辞。结果是，死了，还照样进行，一伙还照样作恶，灾难还照样延续，直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