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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扬勇整理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08周年纪念日。《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发表采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吴庆彤、阜外医院原党委书记汤聿文同志的谈话摘录，本刊摘发部分内容，以为纪念。——编者

　　宋平：对“晚年周恩来”的一点认识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时候，中央实际上不能正常工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相继被打倒。中央的工作很多是中央文革小组代替，国务院的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副总理们多数靠边站，少数几个支撑门面，国家机器的运转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况中。

　　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在那里苦撑着这个危局。繁重的国务活动，需要有人处理。在当时的情况下，惟有周恩来出来担此大任。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使他们的东西合法化，有些事情要以国务院或中央的名义办理、发文，要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签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是无法回避的。他不得不忍辱负重，做一些违心的事情，受到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

　　后人研究历史、查阅档案的时候，发现有些文件是周恩来签字的。我以为不足为奇，有些东西并不符合周恩来的本意。研究历史档案应该弄清楚当时的形势，弄清当时某件事情的整个情况，包括毛主席的意见和决定、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研究历史，一定要下苦功夫，研究和分析当时的形势，全面地看问题。要做到从事情的整体出发，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单凭某个文件，某件档案材料，谁在上面签了名，以此作为惟一根据，来评价历史人物，这样就会片面地作出与历史事实相悖的错误结论，对人对历史都是不负责的。这就像报纸上的材料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报纸上天天宣传形势大好，难道形势真的大好吗？所以要分析，要透过这些表面的东西，看历史的实质。

　　在“文化大革命”过去还不太久，当时的人、当事的人还在的时候，应该尽早把真实的情况记录下来，把真实情况写清楚。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爱萍也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并特别强调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很多干部。他说这是周恩来很大的功绩，也体现了他的睿智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尽管“文化大革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遇到那么多的困难，我们还保持了基本的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这都与周恩来善于应对，和非凡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要对周恩来的这段历史作出科学的、正确的评价。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革”中解放和保护干部的一些事实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担任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被打倒了，几个副秘书长也靠边站了，还有一位副秘书长许明被逼自杀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成立了一个国务院值班室，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几位副总理，指定我担任国务院值班室主任。以后又叫我主持国务院办公室的工作，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我对周总理保护干部、解放干部所作的努力有所了解。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千方百计保护贺龙副总理，保护因所谓“二月逆流”遭到迫害的陈毅、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保护王震、余秋里和谷牧等同志。

　　1972年4月，原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原内务部部长曾山，相继得病去世。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总理连续参加了他俩的追悼会，既悲痛，又震惊。因为不到10天就死了两位部长。为了尽最大努力保护干部，总理与国务院其他领导商定，通知在五七干校劳动的、疏散到其他地方劳动的各部委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尽快回京，普遍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并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当时，总理还指示统战部、全国政协机关，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检查，存在的困难要及时加以解决。

　　当时，我们国务院办公室、国务院政工小组向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关传达总理的指示，同时，请卫生部安排相关医院承担这一任务。实际上，有些部级干部由于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等原因，就没有再回五七干校劳动，有些还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1973年3月，教育部原部长何伟，也是因病救治不力，突然去世。为此，总理严肃批评了有关单位未落实好老干部的保健工作，提出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室以及卫生部负责对老干部作全面的身体检查，具体工作由北京医院负责。由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止的党内高级干部以及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保健制度，得以恢复。

　　1972年3月，总理看了原统战部部长徐冰病逝的报告后，约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指示全面检查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病的治病，病重的住院，身体不好的加强营养，不要等病危再送医院治疗。

　　1972年12月18日，毛主席将被关押的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反映监狱虐待在押人员的来信，批送周总理，毛主席批示，应一律废除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当天，总理批评了有关同志，并提出，请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对在押人员待遇问题，在年内再做一次彻底检查，凡属用法西斯方式虐待、殴打在押人员的，都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如有违反，当依法惩治，并允许犯人控诉。

　　大约在1973年年初，周总理在与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现在还有很多省、部级干部没有解放，而各个方面又很需要这些有经验的干部出来工作，要抓紧时间解放一批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之后，1973年7月，中央组织部、国务院业务组、军委政治部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这个名单。

　　总理还指示，要利用“五一”节、国庆节等集会，让那些没有问题，但尚未解放的部级领导干部、上层爱国民主人士、著名作家艺术家、著名专家学者参加招待会。会后将名单见报。

　　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地震后，中央立即组成以华国锋副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灾区慰问。慰问团出发后，我将慰问团的名单报告给总理。总理阅后指示说，中央慰问团要增加吕正操，并且担任副团长。总理说：吕正操同志是辽宁海城人，让他跟群众见见面，并发表讲话，然后发个消息，以恢复他的名誉。之后，我向有关方面、有关领导传达了总理指示，并请空军派专机把吕正操送到辽宁海城与中央慰问团会合。这种做法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973年3月8日，总理出席中央联络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在向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讲话时，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因极左思潮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及其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的待遇，总理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并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他要负更多的责任。对于已经回国的外国专家，总理请在座的专家向他们转达他的话。总理说，如果他们愿意回来，中国政府诚恳地欢迎他们，以弥补当时我们未照顾好他们的过失。到会的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听了总理非常诚恳的讲话，深受感动，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总理的这次讲话，在外国专家中影响很大。后来有的离开中国的专家，得知总理的讲话，真的又回来了。

　　汤聿文：周恩来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任务

　　1971年1月15日，根据周恩来总理和国务院的指示，我到北京阜外医院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

　　1971年8月23日，当时任卫生部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的谢华来医院找我个别谈话。在我的办公室，谢华先把办公室的门关上，然后对我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准备将部分受审查的老人(当时还没称老同志)送来阜外医院住院治疗。谢华还说：总理交待，这个任务，要你亲自指定医生护士，不要把这个任务随便交给别人，要注意保密，严禁向内外泄露。

　　1971年12月初，北京卫戍区和中央专案组二办分别送来了经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黄克诚、吕正操、刘澜波来阜外医院住院的批件。到了12月12日，专案组护送黄克诚进了医院，住在一病房。我们随即把黄克诚的名字改成王宣。20日先后送来了吕正操、刘澜波，我们将他们的名字分别改为李雷和刘飞。吕正操在八病房，刘澜波住六病房。

　　我记得在这以后的三年当中，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住院的老同志有李井泉、罗瑞卿、林枫、黄新廷、叶飞、徐冰、周荣鑫、伍修权、张爱萍等，共40多人。

　　1971年12月初至1973年年底，我多次见到总理亲笔批准将有关老同志送阜外医院住院的批件。这些批件一般都是由北京卫戍区或者是专案组送来，给我看完以后，马上拿走。报告中，我看到中央首长的名单上，有总理、剑英、江青、德生、登奎、国锋等。总理用铅笔在他的名字上画一个圈，在批件上一般都写上“送阜外医院”。又在江青的名字上也画一个圈，写上“不送江青同志”，或者“暂不送江青同志”。在我的记忆中，以后好像江青的名字就不多见了，再以后就没有了。

　　(摘自《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