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科技创新领域着墨很多，“科技”一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次数达到26次，为近十年最高。其中提及“推进共性技术平台、中试验证平台建设”，“支持有实力的企业牵头重大攻关任务”。如何推动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创新链条要从哪里补齐短板？什么样的企业算是“有实力”？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

刘忠范认为，新质生产力内涵丰富，有着巨大的探索和挖掘空间，不能仅仅局限于科技创新引领的新技术、新产业发展，还可以是新思维、新需求、新政策催生的新业态、新供给、新领域。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在强调重大技术攻关突破的同时，也要注重深入研究优化人才评价机制、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链条、培育创新环境土壤、加强体制机制改革等多方面举措。

刘忠范。资料图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仅限于技术创新

《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你对“新质生产力”这个新词有何看法？

刘忠范：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是在“新”字上下功夫。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蕴藏着无限的潜力。新的科技突破会创造新产业，新技术带动生产力发展。通过新理论、新技术、新材料来催生新产业。比如，时下流行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技术，它们有可能颠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于传统技术的新质生产力，会带来生产力的飞跃。

与此同时，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也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例如，数字经济和新技术的注入会带来传统产业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新质生产力不能仅限于技术层面的理解。例如，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发展新能源和新技术，从而催生新质生产力；应对老龄化社会，发展银发经济，产生新业态，都会催生新质生产力。

《21世纪》：以高端芯片为代表的产业界“卡脖子”问题是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卡脖子”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刘忠范：我今年的一个提案是《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链条，提升高科技企业市场竞争力》，这实际上就是针对“卡脖子”难题。值得深入思考的是，“卡脖子”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不能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思考，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该深入研究人才评价机制、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创新环境土壤、体制机制，甚至传统文化等问题。“卡脖子”问题是挑战，更是机遇。全方位的改革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根本之道，是走向创新型国家的必经之路。

一个时期以来，大家觉得全球化背景下，就是全球性的产业和市场分工。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在产业链当中抓住部分环节、充当部分角色就可以参与市场竞争。我们的企业更愿意去做那些回报快的环节，都觉得“不花那么大的气力照样可以赚很多钱”，结果吃了现在“卡脖子”的大亏。随着我们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对美西方国家形成了压力，就会来卡我们脖子了。我们需要反思其深层次原因，不能得过且过。在全球竞争中，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买卖”和“赚钱”，要布局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尽管需要花大气力和大价钱，但这样才能互相牵制、互相制约，防止“卡脖子”问题。

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在于人才评价机制，鼓励科研人员专注于特定领域深耕细作，弘扬企业家精神和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减少行政主导的过程评估和帽子，这是根本之道。临时抱佛脚的专项突击和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于事无补。

强化基础研究与产业落地的中间衔接

《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科技创新领域着墨很多，其中提及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体系化布局，推进共性技术平台、中试验证平台建设。这与你一直以来呼吁的创新链条“两头热、中间冷”的问题相契合，接下来在加强“中试”环节建设上，有哪些可以具体推进的工作？

刘忠范：长期以来我国创新链条存在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一大堆人做科研，另一大堆人做企业，但中间段衔接不畅。前沿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率不够高，企业接不住。必须高度重视中试、工程化和规模化的中间环节。现行评价机制导致科技人员不愿意往前走，前行的巨大挑战让科研人员更是畏而不前。需要对症下药，制定针对性的政策，这一点也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应借鉴他国先进经验，鼓励企业承接研究人员科研成果，并保障科研人员知识产权价值，在科研与产业的衔接环节中积极扮演推动者与协调者的角色。

我的一个具体建议就是，不能满足于建立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技术创新中心等众多研发平台，应从体制机制设计上布局产业落地环节。这是一切研发成果走进市场的关键所在，也是当前各类研发平台体制机制设计的短板。可以探索类似于“一对一孵化”的企业捆绑机制，培育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骨干企业，这是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承担的角色。

《21世纪》：科技部的重组工作已经在去年完成，未来将更加聚焦顶层设计和宏观统筹等职能，部分与产业科技发展相关的职能转移到工信部、生态环境部等部委，是不是也体现了目前国家对于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重视？

刘忠范：科技创新的链条可分为基础段、中间段、产业段。改组之后，把产业段的相关工作转到工信部等部委，有利于加强企业的联动和介入，将企业研发、资源配置和行业发展相结合，由行业部门直接对产业发展亟需解决的共性科技问题进行识别，特别是发挥企业在需求引领上的作用，对于企业的支持能够比原来更直接，整合和集成创新的力度也更大。

而科技部看起来是“瘦身”了，但加上中央科技委员会，整个架构变大了，就能做到统管整个科技创新体系，这是此次改革尤为重要的一点。它最大的优势是可以真正从全局去规划科技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这是原来的科技部做不到的。

目前看，基础段和中间段的科技创新工作还是归属于科技部管理。我在这里的一个建议是，要把基础段和中间段明确分开，梳理出对离落地还有一定距离的重大攻关，探索加快推进创新产品中试的新机制，做好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中间环节。

支持有实力的企业牵头重大攻关任务

《21世纪》：“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个经常强调的话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支持有实力的企业牵头重大攻关任务。什么才算是“有实力的企业”？有哪些衡量标准？

刘忠范：现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有两种可行的组织模式，一个是拥有自己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的单一利益主体的科创企业模式；另一个是政府主导的、由多个利益主体构成的创新平台模式。企业是“一台机器运转”模式，而创新平台是“多台机器协调运转”模式，操作难度和效率完全不同。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尊重和信任企业家，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文化，是推动企业发展、繁荣市场经济的不二法宝。

对于企业资质的评估，需要考虑企业过往的经验与基础。一个企业的实力需要时间的积累，临时组建一个队伍，一蹴而就是搞不定的。甄别哪些企业有可能能做这件事，还是不难的。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建再多的新型研发机构、各种各样的研发平台，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任何一项技术的落地，最后都必须通过特定的企业来完成。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企业转化机制，那前端的科研成果就没办法发挥真正的价值。

那么企业什么时候介入到科技创新之中？其实是越早介入越有利。现在支持有实力的企业牵头重大攻关任务，它会主动积极地整合创新资源为它所用，形成一个大的产业生态。

《21世纪》：中央深改委最近通过了《关于加快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的意见》，当前科技体制还要做哪些关键改革？

刘忠范：科技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其实是创造一个好的创新环境，一方面是对人才政策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自由发挥创造力。现在过度频繁的人才评价已成为科研工作和人才培养的干扰因素，导致科技界和教育界的浮躁风气日盛，疲于应付各种评价，很难让科研人员静下心来做事。对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要有长周期的稳定支持，允许试错，让人才敢闯“无人区”，才有机会产生重要的原创颠覆性成果。

另一方面是对产业落地的改革，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这几年国家一直在强调企业必须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说明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都是同样重要的。要把创新的主动权交给人才和市场，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激发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创新活力。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才能成长壮大，科研成果才能转化为市场产品。尊重和重视企业家，鼓励创业精神，这是推动市场增长，实现创新突破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