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渔】毛主席“只讲政治，不讲法治”？死刑缓期执行是他原创

张友渔

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学家张友渔，曾经担任我国法学会会长、又曾担任过中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张友渔，原名张象鼎，字友彝，1898年1月10日，生于山西灵石县。

他1927年加入中共。1930年，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中共军委系统的薄一波和共青团员刘仁等三十几位同志，在天津被捕。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时任天津市政府秘书处外设第三科科长张友渔负责营救。

张友渔接受任务后，向时任天津市长崔廷献建议设立“自新院”。崔廷献委任张友渔负责筹办。“临时自新院”很快就筹备就绪了，除判刑重的彭真同志外，薄一波、徐彬如、李运昌、刘仁等被捕的三十几名地下党员都被移送到这里。

“临时自新院”的生活待遇比较好，俩人住一屋，各睡一个小铁床，每天三餐，都是大米白面；政治犯在里面可以自由活动，只是不能外出。

中原大战后，政治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前控制北平和天津的阎锡山被迫放弃，天津落到蒋介石、张学良的控制之内，张学铭（张学良胞弟）即将接任天津市长。

张友渔

张友渔认为营救三十几位同志的时机到了。他苦苦思索、想出一条妙计。他假借谈工作的机会，激愤地对崔廷献说：“我们是得撤退了。我们是被蒋、张挤掉的，我们不能就这样地输下去。不能让别人拣了便宜，把天津轻易地端过去。那些政治犯，我们不交给他们，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跟蒋介石捣乱，这对我们不是很有利吗？”

这番话正中崔廷献的下怀，于是他就问具体怎么做。张友渔说，把“临时自新院”撤销；理由是，这本来就是个“临时”机构，任务完成了，就可以撤销。

崔廷献觉得这个办法挺好。就这样，在奉军代表接管天津市政府的前一天，这个“临时自新院”就闪电般地摘了牌，撤了岗，地下党三十几位同志被立即释放。

解放前张友渔最为人知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报人。他年轻时、曾为多家报刊的驻京记者或特约撰稿人，创办过《世界论坛》和《时代文化》杂志（后改名《文化动向》），担任过《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新华日报》代总编辑、生活书店总编辑、《新华日报》社长等职务。

新中国建立后，他担任过十年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首都的常务副市长的职位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1958年成立时，让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党政领导人物担任首任所长，证明了新中国的对于法学研究工作的重视。

作为新中国法学事业的奠基人，创新是张友渔治学理念中很重要的一条。他说：“我发表言论、写东西，都是讲自己的话，不抄袭，不盲从，反对教条主义，也不迎合时尚。绝不是大家都这么说，或者哪个权威的人说了，我就跟着说。经过我自己考虑了，研究了，认为是对的，我才说。”

在他主编《政法研究》（后改为《法学研究》）时曾说过：整段整段地照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给稿费。后来，还因为此事在"文革"中被戴上反对马列主义的帽子……

1963年，张友渔、江隆基率中国学术代表团访日

1963年，张友渔、江隆基率中国学术代表团访日

张友渔的晚年，曾在《中国法学》1984年第3期上以“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创造性发展”为题目撰文，针对社会上一些“毛泽东同志只讲政策，不要法律，对法学缺乏研究”的论调，进行了旗帜鲜明的驳斥。

文中，他举例说，主席曾创造性“第一次提出了死刑缓期执行的理论和具体措施。他一方面指出对敌人决不施仁政，要坚决镇压；另一方面又要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可杀可不杀的就不要杀……”

毛主席在《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原话是这样的：“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荆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

张友渔说：毛泽东同志创造的“死缓”制度符合我国改造罪犯的实际情况，收到了惩办与教育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所预期的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的效果。

1992年2月26日，张友渔因心脏病复发在北京逝世。值其忌日，特以此小文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