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孙立人缅甸杀俘纯属捏造，戴笠在国军阵营其实官卑职小

大概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纸媒上突然刮起一股歪风，为了突出国军将领在抗战中的“杰出”表现，一些毫无下限的“写手”们不遗余力地篡改和编造历史，罔顾事实真相，肆无忌惮地添油加醋、张冠李带，甚至凭空捏造出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战史……

这其中，当以“中国野征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下令枪杀1200名日军战俘”，为谣言之首——

一、正本清源：孙立人将军“杀俘事件”，纯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关于这则中国远征军新38师的虚假战史，很多文章，甚至词条中都是这样描述的：

“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累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xx！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
命令迅速被执行，日军第18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当然在劫难逃。

但是，稍微懂一些滇缅战史的读者，马上就能从中发现破绽。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国驻印军战果统计》记载：

自1943年11月至1945年3月底，中国驻印军总共击毙日军27699人，击伤42760人，俘虏395人。

根据以上记载，整个中国驻印军在第二次缅甸战役中，总计俘虏的日军官兵仅为395人，孙立人“下令一律就地枪毙”的1200名日俘，他们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且当时的“盟军中缅印战区”，上至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美军上将）、盟军地面部队第11集团军群司令官斯利姆（英军元帅），下至中国军队各军、师、团长，为了宣传需要，都相当重视日俘的生存情况。

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参谋处长赵学渊上校，战后所著《缅战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日俘的日常供给，与中国士兵的每日配给一模一样，每人每周两包香烟的待遇，一点也不比中国士兵少。”

况且，第二次缅甸战役反攻阶段，派至中国远征军驻印军的中美英战地记者团人数达30余人之多。

《中央日报》、《美国联合通讯社》、《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的一些记者甚至深入到营级、连级单位，跟随部队转战，及时向国内发回实时战报。

在当时如此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且不说就算存在极个别的杀俘个例，那也是对“日内瓦公约”的公然无视。

单论这“1200人的集体屠杀事件”，是足以将孙立人送上军事法庭，这可是能够让孙立人铁定掉脑袋的严重事件。

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政府中缅战史、滇西抗战史陈列馆文件所载：

“自1943年至1945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涉及孙立人的报道，《中央日报》有数十篇，《美国联合通讯社》、《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一共有14篇，其中，并没有任何一篇提及“孙立人杀俘事件”。

包括日本陆军缅甸方面军参谋长中永太郎，于1944年3月1日所传达的“非常时期有关皇军操守相关事宜的通牒”，也未在文中提及“杀俘事件”，该“通牒”反而向团以上军官的通报中痛心疾首地写道：

“通过最近虏获敌方文书判断，敌方在我作战地域把我方兵佐捕获为俘虏的情况日益增多，辅以优厚待遇，套取事关军事机密特别是我方军事部署等的相关陈述为敌利用，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处在如此非常危急之时，必须对每一个士兵严格教导，发生行踪不明情况时，将其状况与灾难程度进行判断，依照程序火速报告。”

另外，战后日本方面撰写的战史，日本防卫厅编写的《缅甸作战》、生田惇编写的《日本陆军史》、服部卓四郎编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也都没有提及“孙立人杀俘”事件。

甚至，全国解放后，先后参加过第一次、第二次缅甸战役、滇西战役的将领们，诸如罗卓英、杜聿明、廖耀湘、张轸、郑洞国、郑廷笈等人，也从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所谓的“孙立人命令枪杀日俘”这一事件，有过只言片语的叙述。

就连1998年在台湾出版的，由孙立人秘书沉克勤著写的《孙立人传》，对于“杀俘事件”也一字未写。

作为孙立人的秘书，沉克勤全程跟随孙立人经历了入缅作战，赴台后又在陆军总司令部长期近侍总司令孙立人，但在《孙立人传》中，沉克勤写“孙立人兵变案”都写满了4万字，却为何对“杀俘事件”一字未提呢？

这只能说明，所谓的“孙立人命令枪毙日俘”，甚至不少文章有鼻子有眼的写成“孙立人活埋3000日俘”，纯属肆意编造，完全子虚乌有。

追本溯源，最早描写“孙立人杀俘”事件的文章，是1991年出版的一部描写中国远征军的纪实文学。

在当年那个几乎全是纸媒的年代，书中第15章《攻克密支那》讲述第二次缅甸战役中国军队转入反攻后“孙立人得胜杀俘”的过程。

这部纪实文学出版后，被各地大小报刊玩命似的疯狂连载，为了用噱头唬人，甚至连标题“孙立人得胜杀俘”都一字不改。

一时间，因为有了“孙立人杀俘”这一标题，顿时“洛阳纸贵”，这样的报纸在各地大受欢迎，销量节节攀升。就此以讹传讹，这一故事情节还被拍入了电视剧，从而篡改了历史，误导了后人。

但是，当这部纪实文学的虚构内容面对国防大学战史专家徐焰教授发出的质疑时，该文作者就上述描述，并没有给出过任何史料的来源及出处。

可是，这还不算完，其后更是出了一个“2.0升级版”。

某著名军旅作家、红色传承演讲家，他在电视访谈节目中引用这部纪实文学里“孙立人将军杀俘事件”，以此标榜“中国军人之铁血军魂”。

古话说得好，“三人成虎”。该节目一经播出后，从此，这个“杀俘命令”算是彻彻底底地坐实了孙立人将军的“罪名”！

历史就此成为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样荒唐的事情接下来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还是这位著名军旅作家、红色传承演讲家，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收集、整理资料，于2009年也写出了一部长篇巨著。

这是一部讲述我党我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纪实性文学。

二、论《苦难辉煌》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苦难辉煌》这部书在主旨上是积极的，是向上的，是宣讲红色传承的，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故事会”。

但实话实说，“故事会”就是“故事会”，千万不能把“故事会”当成历史书。否则，书中诸多“不算完善”的内容，很容易让读者对于真实的历史，产生错觉。

这部书于2009年由作家出版社发行的初版，我全文看过。

由于该书错漏之处较多，初版册数不多，后经该作者团队多次修订后又相继再版，直到2021年由作家出版社发行的最后一版，仍然存在着诸多错误和失实之处。

严格来说，该书绝对不是一部严谨的党史军史书籍，仅仅只能称其为：一篇优秀的爱国主义演讲稿！

大家都知道，但凡写史，无论是唐史、宋史、元史、明史，每一重大事件所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都要交代清楚，并且件件都必须注明出处。

古史尚且如此，那么写作近现代史，特别是党史军史，则更加需要作者秉持严谨的态度，最基本的写作要求就是事事有出处，件件有注释。

但是，通读《苦难辉煌》，你看不到任何一个事件有注释、任何一个文件有出处。你更见不到佐证该事件、文件的当事者的回忆录或是访谈记录。

将《苦难辉煌》与其他优秀作者所著的大作一经比较，更能让读者发现，《苦难辉煌》空有其表，实质却乏善可陈。

但凡读过200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读便爱不释手，不忍释卷。此书能够让人身临其境，从书中读出历史的厚重感。

其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每个事件和文件，都有当事人的访谈笔录或是历史文献资料的引用出处，甚至很多事件和文件都有当年的原始照片佐证。

而通读《苦难辉煌》，读者虽然感觉血脉偾张，爱国主义爆棚。但该书却从头至尾连一个“参考文献”都没有列出，彻头彻尾就是一本“故事会”。

把各种人物、事件按作者自己的需求，串联在一起，加入文学手法的创作，最后按写史的风格形成了编年体裁的一部长篇文字。

作为一篇爱国主义的长篇演讲稿，《苦难辉煌》实在是一篇非常优秀的稿子，而且不可多得。

但这篇稿子，确确实实算不得一部写史的书。

演讲稿就仅仅只是演讲稿，若硬要把这篇演讲稿归类为党史军史丛书，从科学的，严谨的态度来看，该书就似是而非了……

此书通篇错误之处很多。

很多错误均是由于从其它二手甚至是三手的各种载体中直接摘录，以致错都错得一模一样，这就是复制粘贴带来的恶果。

举例——

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苦难辉煌》第9页，书中这样写道：

“……孙中山看完报后，立即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

这段文字的出处，是著名学者、历史学家何新先生上世纪所著《毛泽东生平重大事件编年纪事》。《苦难辉煌》原封不动、一字未改、分毫不差地将其摘录自己书中。

而何新先生本人在书中则对这段文字做过注释：

“该段叙述因无法做出考证，具体行文实难准确，笔者只能大致表述其意，权当为下一部著作《毛泽东大传》做资料准备。”

就连何新先生自己都对这段文字的真实性全无信心和把握，可《苦难辉煌》就敢将这段文字全文原封不动，一字不漏地摘录过来。

把何新先生自认还尚不完善的材料，纳入自己的书中，并且还不注明引用资料的出处，这在学术上已经是触碰到了别人的利益了。

诸如这样的一字不漏，一笔不改，从别人著作中摘录过来，且不注明引用出处的段落，在《苦难辉煌》整部书中并非是一个个例。

本文写到这里，肯定会有《苦难辉煌》的拥趸跳出来反驳我——

“凭《苦难辉煌》作者肩膀上扛的那颗五角星，凭少将的级别和地位，想要接触更高密级的党史军史文献和材料根本就不是难事，用得着粘贴别人的著作吗？”

那么，我告诉您，许多人对将帅们写回忆录或者撰写历史文献，都存在一种误解，认为高级将领撰写文章，在权限上可以参阅的资料文献比较多，密级也比较高。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的规定，无论任何人查档，都必须经过军委办公厅的批准，除了真正级别很高的干部，有专门的写作班子配合，可以随时查阅档案资料。

除此以外，包括各级将军们，如果没有经过军委办公厅批准，一律不得到解放军档案馆查阅资料。

所以，就算是将军，其所能接触到的档案材料也是很有限的。一般也只能查阅由本单位、本部队保存的，并不涉密的一些基本资料。

而且，就《苦难辉煌》书中所叙述到的那些“故事”，其“故事”内容有哪一件是秘密的？

这些故事我们早已耳熟能详，随便上网一搜，相似的内容比比皆是，甚至大把大把都比该书出版的时间还早，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苦难辉煌》这部书称为《故事会》的理由。

再则，既然《苦难辉煌》内容涵养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沿革，那么作为该书的作者，本身又是军人，对军事常识的了解应该比普通人要强上许多吧？

但是，从书中的内容来看，《苦难辉煌》作者的军事常识似乎和常人一样。

譬如——

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苦难辉煌》第296页这样写道：

“……国民党军是七九步枪、六五步枪，我们的装备也是缴获他们的这些东西。跟马家军打，他们用的却是三八大盖，打死他们一个，我们也补充不了弹药。”

《苦难辉煌》的作者写下这段文字的意思是，红军西路军使用的武器是西征前从国民党军手里缴获的“七九”步枪和“六五”步枪。

可是西路军在西征途中遭遇到的是马家军，马家军使用的却是日式“三八大盖”，因为枪型以及子弹型号不同，不通用，所以红军西路军无法靠缴获来补充弹药。

敲黑板，重点来了——

《苦难辉煌》书中的这段文字里，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常识性错误。

但凡军迷都知道，“六五式”步枪，又叫作“晋造仿38式步枪”，除了在机匣上横向镌刻有“晋造”二字，直向镌刻有“六五步枪”四个字以外，从里到外完全与日制“38式”步枪没有任何区别。

并且，“六五式”步枪所使用的子弹，本就是日制“38式”步枪弹。

之所以命名“六五式”，就是因为所使用的子弹就是6.5ⅹ50mmSR步枪弹，这本来就是日制“38式”步枪的制式子弹。

所以，《苦难辉煌》书中的这段文字“跟马家军打，他们用的却是三八大盖，打死他们一个，我们也补充不了弹药”。

这段话着实让读者摸不着头脑，让人看不明白，“六五式”与“三八式”的弹药通用，为何红军西路军无法从缴获中补充弹药呢？

退一万步讲，就算马家军大批装备的“三八大盖”与红军装备的“六五式”步枪，二者的子弹不通用。

就算如此，那又怎样呢？

红军就不能“打死他一个”，然后用他的枪，用他的弹吗？

红军就非得“打死他一个”，因为枪弹型号不一样，就不要他的枪，也不要他的弹？

这说得通吗？

这理由站得住脚吗？

因为篇幅有限，《苦难辉煌》这部书里的诸多错误，我就试举两例。而书中在时间、地名、人名、部队番号等等方面出现的太多错误，如果读者感兴趣的话，我会在后续的文章中，一一列举出来。

我曾经在三年前连续写过两篇类似的文章。得到了许多朋友的鼓励，也受到了《苦难辉煌》的拥趸们毫不留情的人身攻击……

砸过来的“砖”，在评论区里“堆积如山”。

但是，真理越辩越明，只要您说得有理，我非常乐意接受不同意见的阐述，虚心接受批评。

但我最怕遇到的，就是那些令我哭笑不得的无厘头——

上来就一句话：有本事你也写一部巨著出来呀！

真正笑死我了，大家天天吃鸡蛋，喝牛奶。难道就为了吃个鸡蛋，喝杯牛奶，就非得逼着自己也去下个蛋？也挤桶奶吗？

还有不少人接着来上一句：你没有资格评论此书！

这就让我想哭了！

譬如，我上餐厅吃饭，菜不好吃，饭还是馊的。而我既然花了钱，就不能埋怨几句吗？

换做是您，也许会拒付餐费吧？

而我花钱买来《苦难辉煌》，本着严谨的态度学习（本人曾经在体制内从事近现战争史研讨工作），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其实看了一本“故事会”，而且还是一本带着不少瑕疵的“故事会”……

难道，作为读者，实事求是的对书中的一些错漏之处提出质疑，不可以吗？

好了，本节到此为止，不再讨论了，我们接着聊下面一节，聊军统，聊戴笠，这更有意思！

三、被神话了的军统——戴笠在国军阵营中其实只是一个小角色

在当下这个网络时代，网络上的伪历史层出不穷，比比皆是。基本都是“开局一张图，剩下全靠编”。

譬如，现今仍有一些网文为国民政府、为“四大家族”、为国民党军队、为军统、为戴笠涂脂抹粉，毫无下限的夸大和编造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其实，真实的戴笠，在国民党阵营中只是一个小角色。

这些年来的神剧中，把戴笠及军统的地位拔高到了“神”一般的存在，而真实的历史却并非如此，戴笠的地位其实一直一直都不算高。

我在前面的很多篇文章里都写过军统，写过戴笠。诸如军统的起源，戴笠的生平，我就专门写过好几期文章，作出详细介绍。

本篇，是为了打假，是为了辟谣，所以我就把以前的文章归纳一下，往简单里说——

戴笠这位投考黄埔五期没考上，走关系混进黄埔六期，却还因为贪污伙食费而东窗事发，不得不连夜出逃的肄业生，连黄埔军校毕业证都没有的戴笠，以他的资历和职务，在当时国军将领中的地位是非常非常低的，与其他高级将领相比，戴笠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而已。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戴笠自1927年因为贪污军校入伍生骑兵营伙食费而翻墙怆惶出逃之后，直到1932年1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后，戴笠一直都是蒋介石豢养的“私兵”。

整整5年时间，戴笠一直被排除在国民政府体制之外，既无党籍，也无军籍，就连特务活动经费都是自掏腰包，用从老家江山县募来的资金，养活自己和手下的特务。

而作为蒋介石豢养的一支“私兵”，蒋介石在这5年间几乎没有拨给戴笠一分钱。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32年3月，才得以结束。随着特务组织“力行社”和“复兴社”的相继成立，戴笠得以出任“复兴社”特务处长一职。

直到此时，戴笠才获得了国民政府“公务员”的身份，成为了体制内“正式员工”，这才既有了编制，也有了工资。

虽然在没有“工作”的5年时间里，蒋介石偶尔也让戴笠出去兼个职，混点“生活费”，譬如被短期派去浙江警察学校兼任校务主任等等，但这些职务几乎都是属于“临时工”性质，别说根本不是“公务员”，就连“事业编”都算不上。

而就在戴笠虚度的这5年时间里，他原先在黄埔六期骑兵科的同学，不少人都混到了团长、旅长，领章上大多都是两杠三花，甚至个别人已经佩戴上了一颗金星，妥妥的少将。

而戴笠直到此时，这才恢复了国民党党籍和军籍。

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一下我的上篇文章《中统、军统、汪伪76号特工总部起源，各自标志性历史事件》。

就这么一个游离在体制之外长达5年的黄埔六期肄业生，后来的戴笠就算当上了军统局副局长，他也没有肆意妄为的本钱。

要知道，在国军系统里，可以没有能力，但是一定必须得有资历。

资历，真的太重要了！

1941年，与戴笠同为黄埔六期的赵子立，此时已经是第九战区中将参谋长了。作为薛岳的参谋长，赵子立在其回忆录中讲述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1941年4月，九战区一名军需上校利用军车走私运输美国香烟，车辆及随员均被军统查扣。
赵子立以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名义给戴笠发去一封电报，戴笠立马连人带车马上放行，次日还亲赴长沙向薛岳赔罪。
适逢陈诚当时也在长沙，一个多小时的谈话里，薛岳或坐，或起身来回踱步，陈诚则一直坐着跷着二郎腿，而戴笠却始终站立一旁，不敢落座……
戴笠与陈诚对话时自称“学生”，与薛岳对话时则自称“卑职”。

由此可见一斑，戴笠在国军高层将领中，是根本没有丝毫地位的！

尽管如此，仍是有不少影视剧把戴笠吹得高高在上，神乎其神。

某部明星云集的主旋律“献礼”大片中有这么个桥段——

戴笠与张治中并排行走，彼此对话中，戴笠竟然称呼张治中为“文白兄”……

对于编剧如此低劣的水平，“文白兄”如果还在人世，非被气得吐血不可！

张治中何许人也？

陆军二级上将、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保定军校三期毕业、黄埔军校教官、黄埔军校军官团团长、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国民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主席、国民党中执委。

而小小的一个黄埔六期肄业生、军统副局长，论辈分、论资历、论权势、论职务、尊卑之间真的是天壤之别，戴笠与张治中之间的身份等级岂止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那是萤火虫之光与太阳的对比！

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国军中能有资格与张治中称兄道弟者，绝不会超过20人，也只有诸如：蒋介石、陈诚、程潜、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等人，才可相互如此称呼。

戴笠何德何能，岂敢与国民党前辈元老，自己的黄埔恩师去称兄道弟？

论及戴笠的资历和地位，别说称呼“文白兄”，就连与“文白兄”一张桌子上吃饭的资格，他都没有。

否则，戴笠为何在薛岳、陈诚面前噤若寒蝉，连坐下都没胆子？

十几年前有部很不错的电视剧叫《潜伏》，剧是好剧，情节也还不错，服化道的还原度也比较真实，但由于编剧对军统的曲解，让很多观众对这部剧产生了误解，误认为军统的权势很大。

剧里面有这么一个桥段——

戴笠到天津召见天津站吴敬中站长时说道：我这次来天津，是专程处理94军副军长杨文瑔纳妾一案。

这一桥段误导了观众十几年，没有点历史知识储备的人，还真就相信了一个小小的少将戴笠，可以去处置一个中将副军长！

94军中将副军长杨文瑔是什么人？

杨文瑔是黄埔二期生，早年由蒋介石亲自挑选，进入侍从室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极好。

几年后外放时，原为少校的杨文瑔一放出去便连升两级，成为了上校团长。

此时的杨文瑔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的国军中将，而且是手握兵权的实力派。

别看此时的戴笠佩戴着少将领章，但他的铨叙军衔仅是上校。小小的一个上校，戴笠他真敢跑去94军处置一个中将副军长？

大家可别把事情想简单了！

历史上，戴笠确实为了杨文瑔“纳妾”一案亲赴天津查办此案。但是……

该案的背景，也许绝大多数的电视剧观众都不太清楚。

真实的情况是，1945年末，抗战刚刚胜利，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之际，进驻天津的94军军长牟庭芳、副军长杨文瑔却在接收日伪物资时大肆敛财，纳入自己腰包。

都说花花轿子众人抬，你吃三口，至少也要给别人留下一口，这样才能保证方方面面一团和气，落得个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但牟庭芳和杨文瑔却不是这样，这两个家伙胃口太大，不仅把自己的那份吃尽，还想把别人已经吃进嘴巴里，装进口袋里的东西给抠出来。

这就得罪了太多的人，内政部管的天津警察系统，财政部管的天津金融系统，都与94军在逐利过程中输给了枪杆子，简直对94军恨之入骨。

而94军不仅把孔祥熙和宋子文安插在天津的铁杆都给得罪光了，还和宪兵司令张镇派驻天津的宪兵第20团发生了龉龃，双方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这样一来，成了“万人恨”的94军自然没有好果子吃，这几家单位联起手来以贪腐为由把94军告到了国防部。

考虑到军长牟庭芳根基牢靠，一下子恐怕搬不动，而如果真告他不倒，以后大家都在天津混，抬头不见低头见，面子上就不太好看了。

于是，几家单位一合计，把火力全部集中起来，专门针对副军长杨文瑔，意图以打击杨文瑔来警告牟庭芳。

这下子，国民政府的面子也挂不住了，蒋介石命戴笠专程赶赴天津，查处94军副军长杨文瑔“纳妾”一案。

划重点——人家告的是贪腐，而戴笠查的是纳妾。

这其中的缘由，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蒋介石以其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以“纳妾”回避了“贪腐”，以“小过”代“大罪”而故意放了杨文瑔一马。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以此警告军长牟庭芳，生活不要太腐，接收不要太贪！

而在这出双簧中，戴笠不过是走走过场，演好一个配角而已。

94军副军长杨文瑔“纳妾”一案走完过场，仅仅过了4个月，杨文瑔就升任72军军长，并且还兼任天津警备司令，这一来就名副其实的成了军统天津站的顶头上司了。

因为军统地方站站长，往往都在警备司令部里有兼职，属于警备司令的下级。

杨文瑔经此一案不降反升，岂是戴笠能够拿捏得住的？

回过头来，我们再简要说说军统局到底在国民党军队系统里占据着一个什么位置。

1946年6月，国民政府撤销了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下辖的军政部，以这两个撤编单位的部、委、办、司、厅、局为基础，改组为国民政府国防部，隶属行政院编制。

国防部与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教育部、经济部、社会部、农林部、粮食部，构成了行政院编制下的10个部门。

原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在国防部参谋本部下辖的6厅12局里排名倒数第二，仅排在预备干部管理局之前，并且在业务上还要接受第二厅（情报厅）的领导。

所以，综上所述，军统局并非权势熏天，戴笠本人也未必权倾朝野。特务机构始终只是鹰犬，是摆不上台面的。

影视剧中的军统（保密局），在观众看来，仿佛法力无边。事实上，就算包括戴笠本人，其在国军中的地位，也远远无法与指挥作战的将领们相提并论。

就其军统局副局长的职务来说，在国军阵营中确实是官卑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