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士”, 知识分子在1949

导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在旧政权灭亡、新政权诞生的更替之际，知识分子的心态更为复杂。选择留下的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的热爱，无一不是怀抱着对国计民生的殷切关怀。这种真挚的感情，使得他们个人与国家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01

“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梦想

83岁的张元济作为唯一见过光绪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等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老人，1949年又到了一次兴亡易代之际，他在上海见证了这一幕。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致电陈毅，聘包括张元济在内的14人为上海市政府顾问。6月初，陈毅曾登门拜访张元济。

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兴奋与惶惑，欣喜与隔膜，老人的心态可以说极为复杂。8月24日，当他从老友陈叔通信中得知自己被列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代表，他马上回信谢绝了。他所列举“实有难于应召之处”的理由竟有五条之多。

就在写信的当晚，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处长梅达君来访，转达了中共中央来电邀请北上之意，恰逢张元济早早睡下了，由他儿子接待。第二天（8月25日）他写信给梅辞谢。并请转达对周恩来的歉意。

两天后梅达君再次带着上海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慰问信登门造访，请他北上参加政协会议，并希望他于9月10日前到达北平。8月30日，还在犹豫的张元济写信给梅达君，再次婉拒，同时他给陈毅、潘汉年回信表示不便和歉意。

就在此时，出身商务职工、此时位居中央核心层的陈云登门造访，告诉他不久前到东北视察期间，见到沈阳、长春的商务分馆情况都好，请先生放心，并向他介绍了中共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张元济这才决定北上赴会。

自戊戌变法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他不但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与政治一贯保持了距离。这次应召北上，对张元济来说确实很特殊，因为他心中确实怀抱了近百年的希望与梦想。11月26日，张元济在出席政协会议的报告时恳切地说：“有人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的生活苦了。要知道这苦是几百年——尤其是近百年所积累下来的苦，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苦……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来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是一个目睹了戊戌变法以来所有历史变迁的老人当时的想法，是他真诚的肺腑之言，“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毕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啊。也正是怀抱有这样的梦想，张元济才最终接受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到了北平后，毛泽东对张元济可谓极尽礼遇，约他同游天坛。10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会开会结束时，毛泽东还亲自将其“送于门内”。不仅如此，朱德上门拜访过张，周恩来邀请政协代表们聚餐时，将张推为“首座”。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与周培善到中南海吃晚餐，使张元济有了一次向最高领袖当面进言的机会，期望中共能下情上达，发展经济，解决民生疾苦。毛泽东亦逐条给张解释和阐明自己的看法。当日张元济内心是十分愉快的，所以他把谈话的内容一一记在当天的日记中。

10月17日，张元济离北京前夕致信周恩来告别，其中仍耿耿以国力民生为念。“今广州已下，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国力民生，两有裨益，必早在荩谋之中，正无俟饶舌也。”

02

“一个腐败的党，一个无能的政权，有什么理由继续跟着它呢？”

194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整个中国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变，而这个年头的每个人，也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对于竺可桢来说，他的抉择还要多一重：他这个浙大校长还要不要干下去。

他已经在浙大校长的任上干了13年，13年中经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浙大四迁校址，在千里跋涉中艰难办学，竺可桢在“求是”的校训下，选贤任能聚集起一大批一流教授人才，到了抗日战争结束时，当时在西南一隅的浙大已跨入中国一流大学的行列，成为当时最好的四五所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剑桥”。

但到了浙大复归杭州以后，竺可桢发现，他这个校长更难当了。一方面，国民党日益腐败独裁，统治愈发残酷；另一方面，学生们的反抗情绪愈发激烈，动不动就上街游行。

竺可桢对于学生的感情，用浙大校友们的总结，叫作“爱生如子”，另外还有4个字，是“爱校如家”。当年的浙大毕业生，后来中共浙大地下党的负责人许良英说，“当时全国没有几个大学校长能像他那样，有学生被捕，他都要到监狱去看学生。审判时他直接去旁听，他比学生的父亲还关心他的儿子。”

作为大学校长，竺可桢一边要与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抗争，一方面又要平息校内学生们的情绪，不要做出过激行动。然而浙大的学生果然罢课了，而且浙大的教授们也参加。接着，北平、上海各校开始响应，形成1947年中国的第三次学运高潮。

竺可桢日后多年在他的一份“思想自传”中写道，“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在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之前，有可能做些对我不利的事情。”

而竺可桢对学生的爱护，也是获得共产党方面好感的重要原因。

1949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控制下的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起了为竺可桢祝贺60岁生日的活动。作为竺可桢，他并不知道这个活动背后是有组织的，而且学生们以为他的生日是2月25日，实际是3月7日，但他确确实实感到了浙大师生们对他的厚爱——那份感情都是发自内心的。在此之前，许良英还主持做了一件事，在 1949年元旦的时候，以“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给一批进步人士写信拜年，并希望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竺可桢是收信人之一。

以竺可桢原本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大学就是个学知识培养人格做学问的地方，不应掺入那么多的政治。但在浙大复归杭州之后，竺可桢的校长生涯，却将大量时间消耗在政治风潮上，为营救学生和为浙大争取资金，他身心俱疲，心生厌倦。但他离开浙大的决定却做得很突然。1949年4月28日，他接到教育部长杭立武的一封电报，要他立即到南京去，他回电说现在去不了，因为学校面临疏散传闻，人心惶惶。后来，他得到浙江省保安司令的保证，决不会到浙大抓人，觉得对学校可以放下心了，又听说社会上关于他要出任迎接中共的维持会副主席，他觉得此时再留在浙大，很难讲清自己与政治的关系，那么杭立武的电报，就是离开浙大最好的理由。

4月29日，竺可桢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此时竺可桢对国民党已经彻底失望，而且，大陆是他研究气象最好的天地，他打定主意不去台湾。但对于共产党，用他在后来的“思想自传”中的说法，他“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虽然他内心已决定留下来。因为他对旧政权已经彻底绝望，“对于一个腐败的党，一个无能的政权，有什么理由继续跟着它呢？”

5月6日，距上海解放还有20天，杭州已解放了3天。竺可桢走在上海的枫林桥上与蒋经国不期而遇。虽然竺可桢与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素来关系不错，但现在蒋经国却是竺可桢最不想遇到的人。蒋经国开口便劝竺可桢赶紧赴台，并说是以父亲的名义请他去。竺可桢婉言相却。蒋经国后来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会面，说竺可桢当时不但不去台湾，还劝蒋经国也留在大陆。

竺可桢确确实实感觉到了危险。竺可桢是4月30日到上海的，5月2日他上街头买报纸，发现报载他已经“飞台湾”，这让他大为惊惶，不知消息从何而来。到了这种政权交替的关口，像竺可桢这样著名知识分子的一举一动都成为政治风向的一部分，他们处境微妙复杂，也险象四伏。

如果国民党拉不走竺可桢，也不是不存在劫持或是暗杀的可能。从今天披露出的史料看，当年国民党军警就曾扣压了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准备以押送台湾的名义，在途中将其处死，幸为潜伏在国民党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所救。

5月26日，竺可桢一觉醒来，上海已经易了帜。“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在当天日记中，竺可桢写下了他见到共产党军队的第一好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竺可桢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在当时李四光副院长尚未回国的情况下，作为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竺可桢以他脚踏实地的工作和崇高的人望，为建立中国科学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03

“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士”

据学者傅国涌的研究，当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中，有24位选择了离开，其余的都像竺可桢一样，选择了留下。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陈寅恪被“抢救”后终究也没有走，因为他觉得是因政治上的原因非走不可，而他于政治却是绝缘的，所以他最终选择栖居岭南度过余生。而他的好友吴宓则西行入川，站在重庆北碚民众队伍中欢迎解放，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中国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清华大学浦江清教授没有走，因为抗战时期拖家带口、呼爹喊娘的迁徙之苦，犹在眼前，无法忘怀。喘息甫定，又来一次疲于奔命的逃亡经历，怎敢想象？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也不想走，我的家庭都在这里，不愿再有迁动的狼狈情形。我在南方也无可立足，母、弟在沪（上海）、松（松江），被解放的日子是同样的近。假如我到台湾或广东，反而与母、弟失去联络。”

逻辑学家金岳霖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不用考虑家庭，他不走的理由，同他的性格一般率性。他说：“共产党毕竟是同胞，不是洋人侵略，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国学大师梁漱溟从没想过要离开内地。他后来回忆：“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哲学家冯友兰也没有走，他在危难之时接掌清华大学教授会，肩负起“护校”的重任。他说：“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而且，他还劝告身边的人：“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领导好就拥护。”

对于钱钟书与杨绛夫妇而言，牛津大学、香港大学都来函高薪聘请他们，但他们依然留了下来。后来，有人问杨绛夫妇为什么不出国，杨绛说：“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逃跑，只是不愿离开父母之邦。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文字，爱祖国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当时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士”而留在内地的知识分子太多。如张伯苓、张元济、竺可桢、储安平、罗隆基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会贤达。文学艺术界留下的人更多，如沈从文、老舍、巴金等。新闻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如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几乎都是从香港北上，迎接新政权。

留在国内的学者们在行动，漂泊海外的学子们，也踏上了归国之路。

时任联合国粮食组织畜牧专员的畜牧专家汤逸人，当时正在美国工作。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后，汤逸人毅然离开美国，携家眷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汤逸人对他的夫人说，“海外孤儿的生活应当结束了，咱们回祖国去吧。”回国后，汤逸人走遍大漠边关、塞外戈壁，在新疆、内蒙古、青海、宁夏等牧区进行绵羊改良和育种工作，甚至在晚年，得了骨髓癌卧病在床时，仍没有停止工作，他填补了中国细羊毛品种的空白，并一手建立了中国自己的家畜生态学。

“社稷久经战火，农民首当其冲，我们学农的，应该马上回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广大农民雪中送炭”，这是农机专家曾德超回国的理由，他比汤逸人早回国一年。

和他们作出一样的选择的，还有很多人。1950年，时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教授的戴芳澜，给美国学习的学生相望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必须认清此次变革并非如辛亥革命——表面变革，而系中国数千年来一次大变革……这变革我认为系致国家于富强及走向世界大同的正确途径……”和戴芳澜一样，那一代的许多学人，他们曾亲历过旧中国的落后境况，也曾留学海外接触最新的科技，但最终，他们都选择回归故土。

于1950年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的植物生理学家、植物化学家汤佩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要回到中国去。我的成长教育，是由四万万国民的血汗哺育出来的。”汤佩松年少时曾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学校读书，他所说的“四万万国民的血汗”即庚子赔款。在1948年汤佩松拒绝去南京时，就曾说过同样的话，“清华是全中国国民血汗建成的，现在到了把它还给国民手里的时候了。”

而1949年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争取亦可谓亮出了“十八般武艺”，组织与个人，公开和私交，关心知识分子的“身”（工作和生活）与“心”（理解与尊重）等因素的交织，让知识分子感到了新政权的亲切与温暖。中共没有以打天下者自居，也没有依靠军事力量将其主张强加给别人，而是积极寻求与知识分子集中的民主党派进行平等协商，筹建民主联合政府，共享新政权。

从1948年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奔向光明”的感觉，无论是马叙伦所写的“群贤非易聚，庄重达神州”，还是萨镇冰所写的“群英建国共乘时，此日功成举世知”，抑或是费孝通的感慨：“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而他们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上述都指向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界人士的“天下归心”。

周为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