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特的父亲李富春曾是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则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在她70多年的生命中，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不足5年。说起这个，她自己也说道：“我实际上就像个孤儿，但我并不怨他们。”
从小成长在这样一个革命者的家中，李特特的人生已经不普通，因为父母的缘故，她也认识很多父亲的好友，也都是中国的领导人。不过，李特特却也说道：
“我爸爸以前和他们关系都很好，经常往来。但现在他们都很不愿意接我的电话。都讨厌我了，因为我找他们就一件事。”
那么，李特特口中的这件事是什么呢？
小时候的李特特
1924年，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畅生下了女儿李特特。作为一名女革命者，她起初在进行剖腹产手术时做绝育手术。
因为蔡畅的家里挂满了李富春和蔡畅的照片，唯独没有他们和女儿的合影。李特特从小就被扔在家里，有一段时间他们住在一个又小又破的地方，父母在 桌子上放了一根油条、一个烧饼，然后反锁门就走了。
我们吃喝拉撒全在屋子里，常常没等他们回来就睡着了，几天都和他们说不上一句话。那个时候，李特特才刚刚5岁。
和父母相比，外婆在她的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那里她收获到了得不到的母爱，外婆坚强的意志和开朗的性格，也让李特特大受影响。
外婆葛健豪也不是普通的家庭出来的。父亲曾是清朝的官吏，后来弃官在湘军中担任过要职。她自幼跟随哥哥读书，知书达理。既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也有女子的坚韧。
在特特八个月的时候，中共旅欧支部决定一部分同志去苏联，父母只能让外婆带着孩子回国，他们首先回到了上海，随后又去往了湖南长沙。
在这里，外婆开办了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目的就是要让更多的女孩子学习文化知识，掌握独立生活的本领。
1928年初，李特特来到上海和父母团聚，过上了危险的地下生活。因为斗争的需要，父母经常白天不在家，把她留在屋子里，留一些剩饭。有段时间晚上回来得很晚，也让李特特十分害怕。
由于父母从小忙于工作，李特特鲜少受到父母的关心和宠爱。在她的记忆中，母亲只给她买过一件新衣服，那是在聂力过生日的时候，妈妈送给聂力一套新衣服，也给她买了一件连衣裙。这是李特特最开心的一天，因为当时的她都7岁了，还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
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将一批革命烈士遗孤和部分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送往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开办的儿童保育院学习，李特特也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
1939年初，她来到了国际儿童院。1940年夏天，莫尼诺儿童院解散，并入了伊万诺夫市国际儿童院。
在这里，她认识了许多领导人的孩子，有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等等。随着卫国战争的爆发，他们被迫停课，于是上山伐木，进工厂劳动，制造子弹。李特特则在战地医院护理伤员。
李特特在苏联学习
二战后，李特特在父母的建议下，在苏联学习农业。
24岁时，李特特与一位俄罗斯小伙子结婚了，一年后就生下了一个漂亮的混血儿男孩。
晚年的李特特
1952年，李特特回国，在华北农业研究所工作。当她听说苏联准备在北大荒帮助我国建立一座现代化的农场，急需学农业的人。她瞬间动心，想要前往。父母也表示支持她，于是带着三个月大的二儿子来到了北大荒。
1955年春，李特特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儿子来到了黑龙江省的一家农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茅草房。于是他们决定自己搭建一个窝，在坑内支起一个能睡十几个人的大通铺。
在北大荒的工作，环境气候恶劣，夏季各种蚊虫铺天盖地，所以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他们都穿着长衣长裤。可怜的儿子却被咬得浑身都是包。
由于营养不良，李特特很快都没有了奶水，只好给孩子喂玉米渣滓，孩子的肠胃吸收不了，得了肠胃病。因为这里地处偏僻，根本没有什么医生。所以她只好把烤馒头磨成碎粉末再调成糊状，充当营养品。
而李特特的丈夫来到北京之后，被分配在电信局工作，由于不懂中文，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两人的交流也越来越少。
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李特特和丈夫离婚。
在此期间，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工作着，期间再婚，生下了一个小女儿。
1988年，李特特退休了。这个时候，有人曾找上门来邀请她去特区办公室，也有人邀请她去做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她都婉言谢绝了。
在这之后，她全身心投入到了义务扶贫工作，成为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
退休之后，她的生活仍然忙碌，几乎每个月都要出差，走过的贫困县城和村庄有两三百个。她利用自己的关系，向省市区领导、北京的重要人物和一些企业家要钱。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翻出一堆电话本，记录了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2008年，记录了几十本。这些本子里记满了中国领导人、子女的电话。
“我爸爸以前和他们关系都很好，经常往来。跑不过现在他们都很不愿意接我的电话，都讨厌我了，因为我找他们就一件事——化缘。”
李特特把这些要来的钱全部给了最底层的村民，帮助他们架桥、打水井、修公路、办学校、建工厂。李特特随身的一本大相册里，都记录着贫困地区百姓们真实的生活景象。村里家里破旧的渔网，黄土高坡的寸草不生，孩子们懵懂的双眼。
每当李特特找到这些能给她钱的人后，就把这些照片拿给他们看。
在要钱的路上，李特特经历了许多。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讨饭的，还有那些老板，你向他们要钱可真是跑断腿、磨破嘴。看他脸色，坐冷板凳，听冷言冷语。十有八九他们都不给，就是给了，马上也要向我提条件。有的还要我帮忙搞批文，有的要我引荐某个大人物给他们认识。”
那些好不容易要来的钱，有时候却很难落实。他们和县政府对接好了说拿到钱盖一个多大的厂房，一年后去看，只盖了一个破棚子，钱就进了个人的腰包。
李特特急了：“他们就是看我一个小老太好骗。我现在可有经验了，落实一步给一步的钱，究竟多少预算，我心里早有盘算。”
其实，如果李特特不管这些事情，她可以过自己安稳的晚年生活。国家给她配了保姆，住着三居室，生活别提有多滋润。
可她想到自己这么做的话太自私了，现在有多少人富得流油，可还有人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孩子们都没有衣服穿，一想到这些她就坐不住了。
这就是她晚年为什么想要做点好事的原因，否则自己这辈子都过意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