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大洋：海战大杀器——装甲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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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德国海军上尉普里恩指挥U-47号潜艇潜入斯卡帕湾的当天，德国的“施佩伯爵号”（Graf Spee）袖珍战列舰，正劈波斩浪于其正南方5000多英里的大西洋中部，位于非洲和巴西的中间。

德国按计划入侵了波兰

不过，与刺骨严寒的北海不同，“施佩伯爵号”所在海域的水温接近27摄氏度。“施佩伯爵号”袖珍战列舰是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建筑的3艘装甲舰之一。1939年8月，希特勒指示纳粹德国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元帅把这3艘中的2艘——“德意志号”和“施佩伯爵号”——提前部署到大西洋中。如果英国在德军入侵波兰时威胁对德国宣战，这两艘战舰就能在第一时间对英国的船只发动攻击。

此后，德国按计划入侵了波兰，英国也的确对德宣战了。然而，“施佩伯爵号”却一连3个星期都远离英国的海上航线，小心翼翼地幸免接触任何其他船只，因为希特勒始终认为，只要德军能够迅速降服波兰，德国就能诱使英国人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正如希特勒指示邓尼茨让麾下的潜艇不要贸然攻击英国船只一样，希特勒也同样指示雷德尔让德国海军的水面舰艇部队保持克制。不过，到9月26日时，波兰战争行将结束（波兰首都华沙将于次日被德军占据），希特勒确信，英国人根本不会做出“理智”的决定，因此批准当时部署在北大西洋的“德意志号”，和南大西洋的“施佩伯爵号”开始展开攻击行动。

“施佩伯爵号”的舰长是汉斯·朗斯多夫海军上校。这位天庭饱满的职业军官是当时德国海军中传统型军官的代表：一名有绅士风度的老派军人，为人正派，一丝不苟，不情愿让战争影响自己的优良言行和美德。无论是对下属，还是对敌人，朗斯多夫总是风度翩翩、举止得体。早年生活在杜塞尔多夫时，朗斯多夫与马克西米利安·冯·施佩海军上将比邻而居。

1912年时，出于对这位邻居的仰慕，18岁的朗斯多夫加入了德国海军。施佩是一位普鲁士贵族，拥有伯爵头衔，于1914年在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海战中阵亡。此时，朗斯多夫指挥的正是以马克西米利安·冯·施佩命名的军舰。冥冥之中，这真是一种奇特的缘分和巧合。几乎可以肯定，相较于悄悄跟踪并击沉非武装商船，朗斯多夫更情愿与敌方军舰进行对决。然而，攻击非武装商船是他的任务，因此尽管主观上并非十分积极，朗斯多夫还是情愿为夺取胜利倾尽全力。

德军主动出击，寻找猎物

在接到攻击英国船只的指示后，朗斯多夫旋即开始搜寻猎物。9月30日，“施佩伯爵号”的瞭望员报告说水天线上出现了一缕烟痕。朗斯多夫立刻指示舰载侦察机从舰中部弹射起飞，前往侦察，同时指示“施佩伯爵号”接近该目标。这缕烟的源头是英国商船“克莱门特号”的烟囱。这艘蒸汽轮船的排水量为5000吨，显得平平无奇，当时有人将其描述为“一艘典型的桶状远洋货轮”。

此时，“克莱门特号”的船长F.P.C.哈里斯只有在船首才能看到快速驶近的“施佩伯爵号”。刚开始，哈里斯误认为“施佩伯爵号”是英国的“埃阿斯号”（HMS Ajax）巡洋舰，因为他当时相信，“埃阿斯号”正在这片海域执行任务。直到“施佩伯爵号”的侦察机掠过“克莱门特号”，并用机枪扫射“克莱门特号”的驾驶室时，哈里斯船长才意识到自己此前的推断完全错了。

他立刻指示关停“克莱门特号”的引擎，放下救生艇，同时开始销毁“克莱门特号”上包括英国海军密码本在内的机密文件。此外，哈里斯船长还通过无线电发出了求救信号。他不断发出“RRR”字母组合的电报信号，表明自己的船正在遭受一艘敌国水面舰艇的攻击。此外，他还提供了“克莱门特号”所在海域的地理坐标。

在得知“克莱门特号”成功发出了求救信号后，朗斯多夫感到异常沮丧。但当哈里斯船长被押送至“施佩伯爵号”上时，朗斯多夫仍对其以礼相待。他先向哈里斯船长敬了一个军礼，接着用标准的英语说道：“船长先生，非常抱歉，我将不得不击沉您的船，因为这是战争。”

朗斯多夫将哈里斯和“克莱门特号”的轮机长妥善地安置在了“施佩伯爵号”上，同时还确保“克莱门特号”的其他船员在救生艇中安全无虞。此外，他甚至还把这些救生艇的准确坐标报告给了距离这一海域最近的巴西沿海港口。一切安排妥当后，朗斯多夫下令用鱼雷击沉“克莱门特号”。第一枚鱼雷没有命中目标，第二枚也没有。

朗斯多夫决定，不再在一艘货船上浪费更多这种宝贵（很显然，也不可靠）的武器。他下令使用“施佩伯爵号”上的5.9英寸口径副炮击沉“克莱门特号”。在经受了25枚炮弹的轰击后，“克莱门特号”仍旧坚强地浮在水面上。朗斯多夫于是下令改用“施佩伯爵号”上的11英寸口径主炮。在又被轰击5次后，“克莱门特号”终于沉没了。

和普里恩潜入斯卡帕湾执行的任务一样，朗斯多夫在南大西洋执行的任务也是一个更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雷德尔海军元帅计划出动数十艘快速水面舰艇，打击英国的全球贸易。作为这一构想的一部分，朗斯多夫的“施佩伯爵号”被派往了南大西洋。如果说邓尼茨是潜艇的毕生拥趸，那么雷德尔则是水面舰艇的坚定捍卫者。“一战”期间，雷德尔在德国的数艘战列舰和巡洋舰上服役过，并亲历了两场大规模的水面战争——多格尔沙洲海战和日德兰海战。在日德兰海战期间，雷德尔曾是海军中将弗朗茨·冯·希佩尔的参谋长。

雷德尔年长邓尼茨15岁。无论是相貌，还是秉性，两人都大不相同。与面色惨白、形容枯槁的邓尼茨不同，雷德尔强健而英俊。实际上，在很多人看来，雷德尔都是普鲁士男子汉气概的理想化身。他崇尚严格的纪律、正式的规定和庄重的礼节，遵从崇高的职业道德，不仅严于律己，也严格要求他人。

雷德尔后来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归纳为“敬畏上帝，热爱真理，洁身自好”。邓尼茨则一直在给自己麾下的潜艇部队官兵灌输另一种理念，用邓尼茨自己的话说就是“个人的幸福掌握在团队手中，而每个人都是整个团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雷德尔对邓尼茨所尽力营造的轻松自在、兄弟情深的环境持怀疑态度。对雷德尔来说，邓尼茨这种集体主义的空话毫无吸引力。这是因为他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海军（即“帝国海军”）培养出来的军官，所以倾向于恪守那种他认为庄重得体的职业精神和操守。

例如，雷德尔曾试图复原一项在魏玛共和国时代被废止的规定，要求全体官兵在周日举行正式的宗教仪式。在这件事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上，雷德尔与希特勒偶有争吵，因为希特勒对宗教仪式（以及大规模的水面舰艇部队）兴趣寥寥。由于希特勒不留情面的斥责，雷德尔曾至少两次递交辞呈，但希特勒两次都成功说服了他，让他收回辞呈留任。

德军雄心壮志的建筑计划

自1928年起，埃里希·雷德尔就担任德国海军总司令一职，立志将德国海军打造成一支以水面舰艇为主，以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为核心的传统型海军。希特勒曾一再保证德国不会在1946年或1947年前主动开战。基于这种保证，雷德尔制订了一个长远的计划，以期实现自己的这一追求和梦想

虽然雷德尔与邓尼茨有诸多不同，但两人都共同致力于重振德国海军。两人还认为，如果未来发生战争，至少应该推迟到1944年或1945年，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时间打造出他们心目中能赢得战争胜利的舰队。1928年，雷德尔出任德国海军总司令。从一开始，他就致力于打造一支以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为核心的实力均衡的舰队，那种在20世纪上半叶能够赢得制海权的舰队。

雷德尔与邓尼茨还存在另一个分歧，那就是雷德尔认为，潜艇很有用，但只是辅助性的舰艇，要想成就一支强大的海军，单纯依靠潜艇是远远不够的。1935年，英德两国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这为德国海军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雷德尔因此立刻着手按自己的设想加速建设德国海军。

除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建筑的3艘袖珍战列舰外，雷德尔还积极倡导一份更具雄心壮志的建筑计划，拟建筑的舰种包括战列舰、重巡洋舰，甚至航空母舰。第一步是要建筑两艘气派的战列巡洋舰，这两艘军舰后来被命名为“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全长均为771英尺，这一长度比英国最新式的战列舰都还要长。两艘军舰之所以被划分为战列巡洋舰而不是战列舰，是因为它们只配备了11英寸而非15英寸口径的主炮，而且其防护装甲也没有战列舰的装甲厚。

不过，这使它们比大多数战列舰更轻（但排水量仍旧达到了32000吨之巨），航速也更快（高达31节）。1935年，“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正式开工建筑，开工时间与《英德海军协定》签订的时间前后仅相距数日。这两艘战列巡洋舰分别于1938年和1939年入役，及时地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此外，雷德尔还主持建筑了两艘排水量更大的战舰：“俾斯麦号”战列舰和“提尔皮茨号”战列舰。这两艘战列舰的标准排水量都超过了4万吨，满载排水量超过了5万吨。两舰分别配备了8门15英寸口径的主炮，在1936年开工建设时，它们是按照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强的战列舰设计的。二战正式打响时，“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仍在建筑之中。不过，几个月后，两舰就正式完工并入役了。

在建设这支新型海军时，雷德尔就预见到，德国未来可能会在格但斯克问题上与波兰爆发冲突， 法国也很可能会卷入其中。此外，德国还可能会因为波罗的海的制海权问题与苏联发生战争。然而，雷德尔没有预见到德国会与英国开战。和德国海军的很多军官一样，雷德尔坚持认为，德国在“一战”中与英国交战是“一个永远不应重演的可悲错误”，而且他相信将来绝无与英国开战的可能。

希特勒也告诉雷德尔，他与雷德尔持相同的观点，并不断向雷德尔保证，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英国都不会是德国潜在的敌人。直到1937年11月，在德军各军种最高指挥官参加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希特勒才向三军将帅宣布，德军必须开始制订针对英国和法国的作战计划，而且战争可能会在1944年前打响。

《参考文献》

埃里希·雷德尔，《我的一生》(安纳波利斯:USNI,1960)，283-84页;

大卫·米勒，《朗斯多夫与盘子河之战》(南约克郡巴恩斯利:笔与剑，2013)，88-89页。

欧根·米林顿-雷克，《斯皮伯爵的戏剧与盘子之战:1914-1964年的纪录片人类学》(伦敦:彼得戴维斯出版社，1964)，9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