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女人为啥家庭地位这么高？

知乎上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哪些省份的男人容易大男子主义。

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福建、广东尤其是潮汕地区上榜。

像山东、河南这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区域，男性不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就相对较高。

比如在以前很多乡村，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女人都不能上桌吃饭。

而像是广东、福建等地宗祠文化盛行，这种带有强烈男性主义色彩的文俗传承，也意味着男性占据着主导。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似乎男女地位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

家庭里被人调侃的“妻管严”，不再像是一个贬义词，女性当家作主，也不再是一件新鲜事。

川渝地区的女性，被称为女性地位最高，毕竟“耙耳朵”那可是盛名在外。

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调查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443497378人，男性人口为723339956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38768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

这其中，四川男性人口为4228万，女性人口为4138万，人口比为102.1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次于东三省和河南。

而根据《2019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的统计，男性跟女性投入家庭时间差距从2008年的15%缩减为7%，且成都男性投入家务时间超过女性。

而“耙耳朵”这个从自行车延伸出来的方言词汇，也形象的说明了川渝的女人自古以来就能够撑起半边天。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川渝的女性家庭地位这么高，我们可以从宗族、经济、思想、地理四个方面来考证。

一是四川的宗族观念比较弱

四川自古以来就是移民大省。由于战争缘故，四川的原住民大量减少，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

湖广与客家人，是移民四川的主力。

清末《成都通览》说“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

而在移民过程中，出于便于管理和安定的需要，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很少有整个宗族的搬迁。

即使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大的家族，也通常会被当地打散安置，这样也就导致了很难形成家族的凝聚力。

从传统意义来说，宗族通常具有父系血缘的鲜明特征，它强调的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在家庭中处于服从者的位置。

而作为一个移民大省，四川在这方面就明显要弱了很多。

作为中断后又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宗族发育时间较短，所以宗族凝聚力差，由于历史的沿革，在时代的进步中，它的宗族意识反而是在逐步退化。

没有了那么强的宗族观念，川渝地区的人们对于男女的区分也就没有那么看重，也就很少存在所谓“重男轻女”的现象。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女性同样是家庭的一份子，一样可以为这个家作出自己的贡献。

就是由于历史上四川的女性有着不输于男人的地位，才有了现在的川渝女性巾帼不让须眉的底气。

四川外出打工的人特别多，而且不同于山东、河南大都是男性在外，他们常常是全家出动。

即便是在我们这样的四线小城市里，也经常能看到有四川的打工者，女人跟着男人一起，甚至还背着小娃娃。

而且如果在菜市场里遇到他们，你就会发现，不管是选购什么，最后拿主意的基本都是女人。

在四川当地据说有一部剧很火，叫《耙耳朵的幸福生活》。

作为一种方言演绎的剧集，也形象的展现了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反映了川渝的女人在家里的地位到底是啥样的。

二是四川女人的经济地位比较高

四川是丝绸的源头地之一，北宋时期更是重要的丝绸产区。于是除了干农活之外，四川女人也能通过纺织来赚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在家庭里也同样适用。

谁掌握了钱袋子，谁就有了发言权。

《浪淘沙·其五》
唐·刘禹锡
濯锦江边两岸花，
春风吹浪正淘纱。
女郎剪下鸳鸯锦，
将向中流定晚霞。

这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诗，它描述的是夕阳下女工在江水里漂洗蜀锦的美景，也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出蜀地纺织业的兴盛，以及《后汉书》中所描述的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的繁荣景象。

蜀绣、蜀锦等手工业制造，对于古代四川的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蚕母”嫘祖的故乡，桑蚕织丝很早就在四川被推广开来。

蜀锦与蜀绣名列中国四大名锦和中国四大名绣之一。

早在秦汉时期，成都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丝绸产地，直至隋唐五代时期，成都的丝织业，尤其是生产高级蜀锦的织锦业就成了四川的支柱产业。

诗圣杜甫在《春夜喜雨》中写道：“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里的“锦官城”说的就是成都。

一座城因一种锦而名扬天下，不得不说这是四川的魅力所在。

而在四川发达的丝织业背后，是一群勤劳的四川“织女”。

四川的棉纺织业保持了长时间的兴盛，也极大影响了女性的家庭经济地位。

范成大在《缫丝行》里写道：

“妇姑相呼有忙事，舍后煮茧门前香。缫车嘈嘈似风雨，茧厚丝长无断缕。”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看来，有所谓“士农工商”的排序，农业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黄梅戏《天仙配》中唱道：“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

在农耕时期，种田是个辛苦活，因为体力等方面的原因，“男耕女织”成为了最基础的家庭分工模式。

而女性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大多会做一些织锦刺绣的活计。

从缝缝补补的传统女红，到织锦绣花的女工，四川的女性不仅可以担负起小家的生计，甚至还推动了整个四川的经济发展。

经济地位提高了，家庭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

据资料统计，18世纪中叶，一个既纺纱又织布的妇女一年工作210天就能挣得大约12两银子。

12两银子的购买力有多大，我们很难用现代的货币去精确计算它。不过可以通过一些史料或者文学作品来侧面印证。

在清代最鼎盛的乾隆时期，一个长工的年收入大致在12两左右，一个月赚一两银子。

一两银子在康乾年间，能够买到150斤最优质的大米，而到了清末，一斤猪肉只要二十文钱，一亩良田只要七至八两银子。

按照《红楼梦》中的描述，贾府中赵姨娘和周姨娘的月例才仅有2两，老太太身边七个大丫头(除去袭人）都是一两，而晴雯、麝月这类二等丫头月例是一吊钱（相当于1000文），三等丫头也就只有500文。

当丫鬟虽然看起来地位不高，显然以收入而言，在贾府的她们肯定是要比一般的农民、长工要高的。

由此可见，有了收入傍身，不仅仅依靠男人生活的四川女性天然的说话就有了底气，事实上，不管从古代还是现代，有底气的人说话才有力度。

就像很多家庭里男女吵架，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和同样有收入在身的女性，在面对某些不利场景的时候，可供自己做出决定的支撑点是不一样的。

离了谁都能好好生活，离了他我该怎么生活，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三是四川地理位置决定。

四川地处西南，那里既有富饶的成都平原，完全能够自给自足。且周边多山，易守难政，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险地。

大诗人李白就曾感叹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历史上的四川离中央政权比较远，被称为是南蛮之地，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川地的人们封闭性比较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就比较少。

而正是因为如此，四川人意识上的开放性就比较高，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没有深植于人心。

四川地形复杂，它是高原、丘陵、盆地、平原和山区的混合体，其中需要大面积种植的平原仅占全省的8.2%。

当地丰富的降雨和通畅的水路，让四川的农业免受自然灾害的威胁，非常有利于作物的自由生长。

有着如此便利的农业条件，男性作为主要劳动力的优势反而并不明显。

也就是说，大部分男性能干的事，女性完全能做到。

而很多女性能干的工作，比如纺织刺绣等，反而是男性的“禁区”。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四川才会不断涌现出毫不逊色于男性的女中豪杰。

唐朝大历二年，剑南西川节度使崔盱入朝奏事，泸州刺史杨子琳趁机攻打成都。

崔盱夫人任氏英勇出战，击溃杨子琳，保全成都。朝廷加封崔盱为冀国公，赐名崔宁，并封任氏为冀国夫人。

相传她曾居住在浣花溪，也被后人称为浣花夫人。

宋真宗皇后刘娥，在真宗驾崩后垂帘听政，期间她罢丁谓、复寇准，稳定了朝堂秩序。

被后世称赞其“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

著名的女将军秦良玉，率领赫赫有名的“白杆兵”几度立下战功，更是《二十四史》中，唯一单独载入正史、单独列传的女将军。

到了近代，四川女性同样出类拔萃。

既有大家熟知的抗日英雄赵一曼、革命烈士江姐，也有像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女红军，也是开国上将萧华夫人王新兰等并不被大多数所知的“花木兰”。

都说四川的女人勤劳能吃苦，能下地耕田，能上山背柴。

甚至是在建筑工地这种依靠重体力劳作的地方，也从来都不乏四川女性坚韧的身影。

她们大多跟随丈夫结伴而行，搬砖砌墙样样不差，下班了背上孩子一家人逛市场，满身的尘土也掩盖不了内里的坚强。

可以说，四川女性如今的地位，是靠自己辛苦争取来的。

四是道家思想影响

作为本土宗教，早在汉代，张道凌就在四川的鹤鸣山创立了正一盟威道。

四川也是道教发源地之一，有着青城山、青羊宫、鹤鸣山等多处古迹圣地。

道家主张阴阳和谐，提出了贵柔守雌的主张。

《道德经》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意思就是：万物朝阳背阴，阴阳相合产生和谐状态。

而在男女关系中同样如此，并不是谁压过谁的强制征服，只有平等共处的前提，才可能有阴阳共融的结果。

《太平经》中也说:“女之就夫，比若男子之就官也，当得衣食也。”

用现代语言描述，意思就是女人如果出嫁，就相当于男人当了官，理所当然地要享受同样的待遇!

古人的话是不是很形象生动，也难怪深受道教思想影响的四川，女性的思想会更加的开放。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

作为大富豪卓王孙的掌上明珠，听了一曲《凤求凰》后就一见钟情的爱上了屌丝司马相如。

卓文君当垆卖酒

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与爱人趁夜私奔，为了生活典当首饰当垆卖酒，也成就了历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话。

即便放到现代社会，私奔也是需要承担很多压力，可见川女的勇气。

结语

如果说以往这些还不能说明四川女性的位置，那么从最简单的家庭称谓，应该能反映出家庭地位的高低。

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孩子称呼父母都习惯叫“爸爸妈妈”，多数的文学作品，常用的词语也是“爹娘”。

这种“父”在“母”前的词汇习惯，也源自于几千年来以父权为主的传统文化习俗。

可偏偏在四川就变了样子，这里称呼父母叫“妈老汉儿”，“爷爷奶奶”也成了“婆婆爷爷”。

你看，这倒不用费尽心思去解释了，谁在前谁在后一目了然。

做一个川渝的女人，还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