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扁担》的首个披露者曾与鲁迅共餐，诋毁瞿秋白，活了34岁

今天，《朱德的扁担》这篇经典的课文，经过一段短暂时间被剔出小学语文教材之后，重新回归我们的教科书，再次成为我们目前的小学二年级上册课本中的一篇激励孩子们塑造人格与精神的佳作篇什。

《朱德的扁担》的作者，在目前的教科书中署名的是朱良才。朱良才有着在井冈山战斗的经历，1958年写成此文，1961年被选入全国中小学语文课本。

但是，在朱良才的这篇文章之前，最早可以上溯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各个根据地编写的语文教材里，就已经出现了《朱德的扁担》这篇课文。

而目前最早出现在刊物上的“朱德的扁担”的信息，当追溯到1936年8月5日在上海出版的一篇文章中。

我们在刘统著的《历史的真面目》（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中，看看作者是如何发现这一珍贵的史料的。

刘统就是最近播放的电视剧《破晓东方》据以改编的原著《战上海》的作者。他编写的三大战役的历史著作，通俗易懂，旁征博引，资料丰富，分析到位，披露了许多重要的被忽略的资料，体现了他的历史著作的非常明确的个人风格。但这种风格，也隐含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缺点，就是刘统教授多是从资料的爬梳中，寻找历史的真相，而缺少第一手的直接采访的资料，这与王树增写作的历史著作，呈现出明显的写作定位的不同。

这也导致他撰写的《战上海》一书中引用的资料颇多，但生动的一手采访资料欠缺，电视剧《破晓东方》以此作为改编的蓝本，其中的人物设计完全是编剧重新设定的，刘统的缺乏具体的个性形象的原作，基本对电视剧的改编没有什么助力作用，所以，这也影响了《破晓东方》未能够在细节与人物刻划上能够像同一编剧龙平平在《觉醒年代》中那样活灵活现地勾勒出历史人物，从而使《破晓东方》未能达到预期的轰动效果。

刘统为了揭开《朱德的扁担》的来龙去脉之谜，做了非常深入的资料查找工作，他介绍道：“为了搜集研究资料，我去图书馆查阅民国时期的旧杂志，看到1936年上海出版的《逸经》半月刊第11期上，有篇介绍朱、毛红军的文章，署名‘柳云’。这是个化名，但从文章内容看，是个经历过井冈山生活的人。估计是后来脱离了红军，为杂志写写稿子。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说朱德在井冈山与红军‘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去往桃寮挑谷子。朱确与众同挑，有人在其扁担上大书‘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字，至今赤军中犹传为美谈。”

刘统如果所说属实，那么，他还是费了相当大的精力。现在随着线上民国图书资料库的建立，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在线上图书馆里找到这篇文章。

这篇署名为“柳云”的文章标题是《赤匪首领‘朱毛’逆迹记》，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来，这篇文章主要是介绍了朱、毛的事迹。

显然，这个标题相当的具有恶意。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这篇文章，会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对文章中的两个著名人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毛泽东的描写文字，多是褒扬之词，而对朱德却颇有微词。

即使在微词中，也肯定了“朱确与众同挑（往桃寮挑谷子），有人在其扁担上大书‘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字，至今赤军中犹传为美谈”，也就是刘统的文章中提到的那一部分。

有意思的是，柳云的这篇文章中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毛泽东的介绍部分，被收入2011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编撰的“长河流月（ 《逸经》散文随笔选萃）”一书，标题改为：“毛泽东侧记（节录)”，作者仍署名为：柳云。

在标题下列出了一个注解，如下：“本文原题为《赤匪首领“朱毛”逆迹记》，作者是站在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去评说毛泽东的，因而文中有不少歪曲、不实之辞。然而，即使从这带有偏见的文中，我们仍可看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和不同寻常处。原文约3000字，此处节录，标题为编选者所拟。”

我们把这篇文章的截图转录于此，看看这个叫柳云的作者，对毛泽东是相当的了解，且赞誉之词颇多，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这个柳云是谁？

刘统从柳云的行文中猜测他曾经在井冈山呆过，后来脱离井冈山，到上海写文为业。

其实到网上搜索一下，不难找到这个柳云的真实身份。

柳云的真名叫杨幸之。后来刘统教授应该查到了柳云的真实身份，我们在《南方都市报》2013年10月9日刊发的由散木（文中注明：散木，文史学者，现居杭州）撰写的《国民党“笔杆子”杨幸之二三事》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

——即以刘统先生看到的1936年《逸经》上的那篇介绍苏区“朱毛红军”的文章而论吧，杨曾先后撰写发表了《赤匪首领‘朱毛’逆迹记》、《赤匪首领李德、博古逆迹记》等。——

这说明，散木的心目中，是认为刘统已经知道了“柳云”的真实身份的。

那么，杨幸之是何许人也？

我们在刘美炎主编的《岳阳文史第10辑：岳阳籍原国民党军政人物录》（政协湖南省岳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9年版）看到杨幸之的介绍：

杨幸之（1906——1940）：今临湘市聂市镇荆竹山人。中山大学毕业后参加北伐，不久赴上海任《申报》编辑，显露才华，受到国民党中一些人士赏识。1933年经人介绍，调任国民党十八军罗卓英部任秘书，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升任秘书处长，旋入武昌南湖高级政训团受训，结业后任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总部少将政治特派员。1940年10月调任第六战区政治部少将副主任,赴任湖北恩施途中，经南川响水洞，车覆殒命，年34岁。

在陈玉堂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中列入杨的条目如下：

杨幸之：湖南人。笔名幸之（见1933.1《申报・自由谈》）、杏子（见1936《光明》半月刊，存考）、柳云、雪华（见1937《逸经》25期，发表有关污蔑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文章）。曾在国民党驻福建某军中任政工人员，常以柳云、雪华等笔名撰述关于我党人物、事迹的文章，进行反共宣传。

在《湖南名人志第1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中的条目如下：

杨其竧，字幸之，（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临湘市聂市人。中山大学毕业后，参加北伐。不久，赴上海任《申报》编辑，显露才华，后到国民党十八军罗卓英部任秘书。抗战期间,在武昌南湖高级政训团受训，结业后，回原部任政治特派员。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调第六战区政治部任少将副主任。十月赴湖北恩施，途中车覆殒命。

在杨幸之的经历中，有一个关键的节点，这就是1933年。在这一年，他经人介绍，调任国民党十八军罗卓英部任秘书，从此穿上了军衣，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政工干部。

而在1932年，杨幸之一度时期代替黎烈文代编《申报》中的“自由谈”栏目。

我们看一则资料，1932年12月1日，黎烈文任《申报》“自由谈”的主编，但1933年1月14日，其妻因生产去世，痛苦莫名，改由杨幸之代编。

《申报》“自由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可谓是人所皆知，鲁迅曾经在这个栏目中发表了众多脍炙人口的杂文，我们可以在《鲁迅全集》中看到当年鲁迅先生在“自由谈”栏目中发表的文章，可以说是字字珠矶，句句入目，他的炼字造句，堪称经典名言，已经融入了我们当代的文化语境中。

杨幸之能够在黎烈文处于丧妻之痛的时候，代编“自由谈”，足见他受重用的程度。

这一段时期的杨幸之明显左倾，参加了左联的活动，胡风到上海的时候，没有工作，是杨幸之为胡风介绍到孙科手下所办的一个刊物工作。

而且杨幸之的思想也非常激进，在1933年“申报月刊社”编撰的《苏联研究》中刊发了《苏联农工业的现状》，盛赞苏联的伟大成就。

在《申报月刊》1933年第二卷第7号组织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中发表《论中国现代化》一文，是专辑中三种观点最为激进的一种，他明确提出采取社会主义方式实现中国现代化。他认为，要实现现代化，需要效仿苏联的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制度进行彻底变革。

他所写的杂文，明确表示反对内战，讽刺张学良当时扔掉东北的不抵抗政策，而且在文章中为鲁迅辩护。

在鲁迅的日记中，也记载了与杨幸之聚餐一事，时在1933年3月：二十四日，雨。上午寄《自由谈》稿二。午后往内山书店……。得山本夫人信。下午姚克邀往蒲石路访客兰恩夫人。晚往聚丰园应黎烈文之邀，同席尚有达夫、愈之、方保宗、杨幸之。

显然日记中记载，杨幸之出席的这场聚餐，他是代表了《申报》的编辑人员。

这一段革命时期的杨幸之所撰写的文章，还收入到建国后的各种文集中，如聂绀弩序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22集，杂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中，就收入了他的杂文《“不忍池”与“莫愁湖”》等多篇杂文，该文比较了日本的一个湖叫“不忍”，而中国人的湖叫“莫愁”，认为中国人得过且过，不像日本人那么坚韧执着，瞄准的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在当时的日本亟欲侵略中国的形势下，以期唤醒中国民众，此文的意义不容否认。

1933年，杨幸之投笔从戎，成为他的人生的重要转折节点。他为什么要从一个思想激进、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文学青年，转而加入到国民党军队？

这在他的《换上灰衣：不算自传之一》中作了解释，此文载于《黄钟》1936年第8卷第1期。

在文章中，杨幸之回顾了自己在湖南家乡的时候，非常讨厌那些从事烧杀抢掠勾当的当兵的，但后来在他出来谋生闯天下的时候，不得不有三次加入当兵的选择。

第一次当兵的地点是在武汉，时间是在“大革命”的后一年，也就是1925年，当时20岁。文中写到：“环境逼得我走投无路，四顾茫茫，好像被投入了渺无人烟的大荒。到最后，我的一位老师便介绍我到一个团部里去。他的意思是暂时借此栖足，慢慢地再作计较，而且那位团长又和他是好朋友，当不至令我为难。我那时横竖是无路可走，也就只好无可无不可的依从他的打算。”

可以看出，杨幸之第一次从军，只是混一口饭吃。后来部队开拔，前往湖南方向，在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杨幸之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他应该选择的方向，因为开往湖南，是开往他的家乡，把他又重新送回老家，那么他的走出故土、开拓新的世界的理想何以实现？于是，他跳下了火车，中止了首次的当兵经历。

第二次当兵是在南京，时间在1929年。他在文中写道：“这一次我已经经过一年多的流浪生活了，我好像是一个被社会抛弃了的人，到什么地方也找不到一口饭吃，漂到南京以后，更意外地遭受了一次磨折，差一点把命都送掉，后来困处在一所小旅馆里，真是半筹莫展。这时候，又承一位朋友的好意，介绍我到他熟识的一位连长那里去当司书，听说每月可以拿到二十来块。”

可以看出，杨幸之混的很不好，五年后，他仍然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于是当兵可以混一口饭，再次支撑了他选择了当兵。但是他当兵后，那位连长的勤务兵对他充满敌意，他觉得司书的工作得不到尊重，没有什么前途，再次当了逃兵。

第三次当兵，杨幸之没有介绍自己为什么要重穿戎衣，但是，这一次显然与之前的被生活逼迫当兵不同，这一次是他的文才得到了陈诚的重视。

我们可以在周静芷的一则资料的注解中，看到杨幸之是被谁看重，从而军中混得风生水起的。此资料是我们上面引用过的《岳阳文史第10辑：岳阳籍原国民党军政人物录》。书中提到，杨幸之系湖南临湘人，湖南大学毕业（与上面的简历中所说的毕业于中山大学不同），任上海《申报》主笔，后为国民革命军第18军军长陈诚延揽，任第18军政治部党务特派员，第19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少将衔副主任，1940年因公殉职。

可以看到，杨幸之的第三次当兵可以说是受到重用，不是当一个混一口饭吃的“炮灰”，由此，杨幸之进入了同属于陈诚的“土木系”的罗卓英部，从此一帆风顺，仕途畅通。也许是受“士为知己者所用”的理念影响，杨幸之彻底地抛弃了他之前的左倾思想，死心塌地地投入到赏识他的阵营，并为维护这个阵营而殚精竭虑。

在1933年后，正如他的简历中所记载的那样，他“调任国民党十八军罗卓英部任秘书”，在国民党军队对红色苏区并导致了长征发生的五次围剿战争中，罗卓英也在福建、江西前线。

我们看一则关于罗卓英的资料：“1931年5月，罗卓英奉蒋之命率军入赣，参与对红军的第三次军事“围”，在宁都、古龙岗、富田、吉安、赣州等地带兵作战。此后，罗氏还参与了对红军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军事‘围剿’。”

这样，随军的杨幸之也得以驻扎在福建、江西，在这里，他能够了解到红军领导人及内部结构的情况，所以，他写的《赤匪首领‘朱毛’逆迹记》、《赤匪首领李德、博古逆迹记》等文章，几乎在史实方面没有什么讹错，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尤其是1936年所写的《赤匪首领李德、博古逆迹记》的最后部分，已经点明了在长征途中，博古的权力被旁置，而由张闻天负责红军的领导，这基本是遵义会议之后的人事安排，可以看出，杨幸之对红军的信息掌握，是非常及时而精准的。

在《赤匪首领李德、博古逆迹记》中，还提到杨幸之曾经亲自来到长征撤退之后的苏区首府瑞金，查勘李德的居住地方，向周边的农民了解李德的一些个性情况，比如李德性格暴躁，都很符合历史的记载。

难怪刘统要认为杨幸之化名的“柳云”在红军部队里呆过，后来离开了红军，到上海写文章谋生。

甚至如果看到杨幸之在《赤匪首领‘朱毛’逆迹记》里对毛泽东的正面评述，会认为他是一个面黑心红的红色宣传者，是被红军委派，潜伏到上海，进行红色宣传的。

那么，杨幸之在加入国民党之后，会是一个同情革命、仍然站位红军这边的左派人士吗？他会不会是一个身在敌营、却为我党服务的地下工作者？

事实上，杨幸之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从他日后的行动来看，他背叛了他曾经站位的中国革命的阵营，而死心塌地地服务于他效劳的赏识他的集团。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全文发表，正是通过杨幸之之手，而得以披露。正是杨幸之促成的这起事件，给瞿秋白日后的声誉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在1937年3月5日出版的第25期《逸经》上，开始刊登《多余的话》（第26、27期续完），并在《多余的话》题目的右侧载明：“瞿秋白遗著，雪华录寄”；《多余的话》正文前，有一段“引言”，末署：“雪华附记 ，26年元月10日”。

这个雪华就是杨幸之的笔名。

看样子，杨幸之以“柳云”的笔名写红军秘史，又以“雪华”的笔名，披露瞿秋白的《多余的话》。

杨幸之以“雪华”的笔名，在《多余的话》之前所写的引言中，从今天看来，依然相当的恶毒。

虽然，他在引言中，否认了瞿秋白是出于“求生”的意图，才写了《多余的话》，而这一点，被现在的历史研究者看成是帮助瞿秋白正名，以证明瞿秋白并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才写了《多余的话》，但是，杨幸之在引言中，更为恶毒的地方，是把瞿秋白写此文的目的是定位在出于精神的崩溃，信仰的破灭。

此时的杨幸之已经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政工干部，他的职责负有政治宣传责任，从这个站位上来看，他必须从更高的精神的维度，赋予《多余的话》以更强大的攻击力度，而“求生”的角度，仅仅是一个低维的个体的角度，而现在杨幸之从瞿秋白的精神与信仰层面，给予了抹杀，以达到对瞿秋白站位的一个团队的共同信仰予以毁灭与打击的职责，其恶毒之心，已经表明他彻底背叛了他早期曾经站位在革命的立场上的左倾倾向。

在《多余的话》的引言中，杨幸之也借题发挥，可以说是现身说法，披露了他的内心心迹，虽然并没有出现“我”。那就是当年为什么会有一帮热血青年，会那么慷慨激昂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这篇引言，正如杨幸之的其它文章一样，代入了他的自我经历。

在《多余的话》的引言中，杨幸之表达的一个意思，是当年的热血青年投身革命，是头脑简单，跟风而行，甚至是虚荣心在幕后支使。我们看看引言中的这部分内容，可以看出他对当年自己的左倾行为的反思。他在文中也承认有一类立场坚定的革命者，但他显然是把自己放在被时代抛弃才加入到革命洪流中的一个分子，实际上，杨幸之不打自招地说明了自己是一个“投机者”，是他看到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汛，所以他生怕被时代抛弃，所以才冲进去一搏。现在时过境迁，他觉得自己醒悟了，而瞿秋白的文章中表露出的思想，他认为与他的这种消极情绪是一致的，所以，他产生了共鸣心与同情心。

这就是杨幸之为什么把《多余的话》全文抄出公开的原因。而在这之前，国民党军统的刊物上，只是刊登了《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所以，杨幸之把全文的《多余的话》发表，动机是险恶的，破坏力也是巨大的，但杨幸之毕竟是一个文人，他在引言中所述的要点，还是用一种苦口婆心、将心比心的温润语言进行泼冷水式的劝导，甚至是诱导，这种诱导因为是以一种谈心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因此，危害性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杨幸之的抄本，应该也是根据一个抄本转抄出来的，因为他的这个版本，与后来再次在国民党档案中发现的一个版本比对，错漏的地方比较多，可以猜测，杨幸之在抄录的时候，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导致经常会有句子的掉漏。

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幸之离开左派立场之后，对他自己所站位的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可谓是不遗余力。

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坚定性，到了抗日战争爆发，他的地位步步升高，从政工员升任至政治特派员，有了自己的专门的办公室与人员。

杨幸之日后的政治立场，我们可以从胡兰畦的回忆录里看到真实的表现。可以说，杨幸之甚至比他所在部队的最高上司罗卓英还要反动，还要坏。至少在胡兰畦的回忆录里，他比罗卓英还阴险。

胡兰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杨幸之日后最终走向的珍贵的视角。

这里插一句，胡兰畦可以说与丁玲一样，是中国革命史、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传奇人物。胡兰畦的逃婚经历，被茅盾写进了小说《虹》，她拒绝杨森的求婚，但杨森对她却依然尊重有加，解放战争期间，她穿越战场，策反敌将，与陈毅订婚，但解放后进入上海，却与陈毅没有见过一面。而她自己也创作文学作品。

胡兰畦在抗战烽火初起时，就组织了上海的女青年，来到淞沪战场，向国民党军队进行精神助威。她当时的影响力相当巨大，如果论其影响力，当与在“八百壮士”中的送国旗的杨惠敏相当，所以日后她到重庆的时候，也受到了宋美龄的接见。

而胡兰畦之所以敢带领上海的一帮热血女青年、来到国民党军队中去进行抗战宣传与服务，与杨幸之在国军中有着重大关系。

可以看出，胡兰畦对杨幸之是非常信任的，毕竟杨幸之在1933年前，是以革命的左派文学青年而亮相在众人面前的。

胡兰畦在1937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对杨幸之是倍加赞誉的。文中记载：1937年10月5日，胡兰畦率领前线服务团，来到了嘉定县十八军军部罗卓英军长处，接待的是除罗之外，还有秘书杨幸之，明确工作由杨指导。

当时，胡兰畦初到军中，接到电话，打电话的人说他叫杨幸之，想了半天，胡兰畦才将杨幸之与她之前的熟悉的人对上号。胡兰畦写到：

——一个瘦得只有一张皮，面色苍白的青年的影子，活泼泼地在我的脑筋里出现了。我记得九年前在南昌遇了事，我们都非常仓忙，我到他的家中，连他的妻子都没有看见，我们就分手了。事情很简单，因为他帮助一个落难的朋友，受了很大的牵连，影响到几个朋友的去留。虽然是发生了这样的事，但是没有人抱怨过他，因为这些朋友都很了解他是一个富有革命热情的青年，他纯是为了帮助落难的朋友。想到这件事，我又想起在南昌的一班朋友，计算起来，已经死了很多，而久不通消息的我所想象的文弱书生，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彪形大汉，穿着军装，简直是个伟大的军官。我失声地叫了：“呵！要是在路上，我简直就不认得你啊，伟大伟大！”

“谁也认不得我了，从前就瘦，一胖起来就胖得不可收拾。越用体力就越胖，想减轻一磅也不可能，真是讨厌得很！”

“伟大得很，不要灰心，再加几磅直像银行家，我们都可以向你要钱用了。”彼此经过了许多苦难的十年旧友，话匣子打开了，从过去的朋友，过去的工作，说到现在的朋友，现在的工作，说到他的爱妻，他的小孩……像开了河流一样溜溜不绝，一直说到十点半钟，快到戒严的时间，他们才去。我把他们送出门外，直看见他高大的背影转出了弄堂，我又回想起十年前共同工作的一班纯洁的青年和旧友。——

1937年写作此文的胡兰畦，还把杨幸之看成是一个纯洁的支持革命、思想左倾的同道者，视他如同战友，而实际上，杨幸之正如在《多余的话》引言中所写的那样，那时的他，只不过是跟着时代的漩涡，以为左倾有益于自己的发展，所以，他才选择了当时的站位。

胡兰畦不知道，杨幸之化名写出的文章中，早已表明他已经背叛了革命，背叛了昔年的旧友。但胡兰畦显然不知道杨幸之的心理变化动向。

而据胡兰畦1987年出版的《胡兰畦回忆录》记载，胡兰畦日后选择自己带领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一直跟随罗卓英部行动，持续时间达到三年，与对杨幸之的信任有着很大关系。如果没有杨幸之在罗卓英部担任政工人员，胡兰畦是不敢把一群单纯的上海女青年，投入到一个国民党军队中作为宣传、服务队员的。

但是，胡兰畦在回忆录中，她对此深为后悔，因为她发现杨幸之已经彻底地背叛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共同的立场，背叛了他们曾经在革命洪流中建立起的友谊，摇身一变，处处对胡兰畦所带领的团队进行监控、刁难与破坏。深感失望、倍受伤害的胡兰畦最终选择了离开罗卓英部。

看看胡兰畦在八十年代对杨幸之的重新认识：

——十八军军部的杨幸之，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他流落到江西，在我们组织的革命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中负责宣传工作。和我们一道办《平民日报》时，仍热烈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上海，他也曾与左联有工作关系。邓演达回国时，陈曾表示赞成邓的主张，因此，革命行动委员会中的一些人就诚安插进了陈诚的军队之中。十八军是陈诚的基本队伍，杨幸之在十八军军部当秘书，就是这个原因。

我这次敢于带一班女孩子到这个国民党军队中来工作，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有杨幸之在那里，比较放心。但不久才知道，我原先的估计完全错了。我记得，在我刚组织服务团的时候，潘汉年同志曾对我说过：“现在是联合抗日，要巩固团结，抗战到底。到国民党军队中不要搞党的活动。”本着这个原则，因此，我明知道团员中有不少是共青团员，但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也为了在复杂的环境中更好地保护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当我们到十八军军部向罗卓英和杨幸之介绍我们的团员时，我都说她们是救国会的成员，到军队中来，除了做抗敌救国的工作，不会搞其它的政治活动。可是，我们团员的政治面目，很快就被杨秘书用诡计摸清了。

我从上海回到军部听说这件事后，感到十分震惊。我想，杨幸之为什么要趁我不在时摸团员们的底细呢？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预感到有一个不祥之兆，使我不能不加倍地提高警惕。后来的事实发展，正说明我的预感，决不是杞人忧天。”——

胡兰畦在回忆录的下面的记述中，记录了杨幸之的刁难与破坏，包括派人监视服务团成员的动向、逼迫全体团员加入国民党、不准把秘密资料包括地图告知服务团成员，胡兰畦甚至不得不向罗卓英寻求裁决，可以看出，杨幸之甚至比罗卓英还站在一个反动的立场上。

因此，从胡兰畦的角度来看，杨幸之已经走上了反动立场的不归路。他也从中校杨秘书，升为十九集团军的少将政治特派员，一时官高爵显。

甚至在岳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著《岳阳市志12 ：人物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中记载他“调任第六战区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后调四川省主席，上任时途经湖北恩施时车覆殒命。”

这一说法里，是说杨幸之是因为调任四川省主席，才在路上亡身的。如果属实，那么，杨幸之真是官运亨通了。

但是，杨幸之是不是赴任途中车祸而亡的？

据《湖北文史集粹（政治、军事卷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收录的邱行湘《漫忆鄂西》一文介绍：1940年初秋，陈诚去恩施成立六战区长官部，接收湖北省政府。

陈诚组建的团队人员众多，一同前往的时候，动用了车队，摆起了长龙，其中提到了杨幸之遇难的情况，文中记载：

——还有一辆大车装载的，是政治部直属的音干班毕业生20余人，由刚发表的六战区政治部少将副主任杨幸之率领，由杨担任车长。杨幸之黄埔二期毕业。他带了这批高唱抗战歌曲的女学生，给我们百余人的行军车队增添了雄赵赵气昂昂的气概。冯康将军的夫人特地赶

来送行，情意深切地表达了她的爱国真情，她切盼我们早日“打回老家去！”还有十多位政治部设计委员也同车赶赴前方。

我们的车队浩浩荡荡沿川湘公路向恩施前进，抗战歌声，旋回在深谷老林。车队到了南川县城，这里还是一片太平景象，市面繁荣。我们在南川吃了中饭稍事休整，继续前进。

车队出南川东行，步步登高，翻越一个山岭。车队行军，还是整齐有序，每车都保持正常距离。越白马岭以后，下白马坡，坡度不大，道路平整。万万没有想到，下白马坡十余里，杨幸之所率领的音干班专车翻进了山沟！我赶紧率车队折回抢救，没有救济车，没有起重机，只得集合四乡乡亲来支援，可是大家也束手无策。因为汽车翻在山沟里，已经6轮朝天，血染溪沟，无一人幸存。壮志未酬身先死，者者无不同声一哭。我们连电重庆、恩施派员来到现场，在白马寺附近，刘绍先、冯扇和全体随车人员都作了极大的努力，为殉难者办理善后。后来，由重庆总政治部和恩施六战区政治部，组织了治丧班子在南川开追悼会，并为烈士们建立了纪念碑。——

从这个记载里，并没有提到杨幸之是独自去赴“四川省主席”的官位，而是随大队人马，迁往内地。

至此，杨幸之走完了他的全部的复杂的人生。他留下的1933年前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爱国的、支持革命、倾向左派的热血青年，而之后，他站位他加入的国民党集团，诋毁与丑化革命团体，走到了他当初立场的反面。

我们从杨幸之妻子的后来去向，也可以佐证杨幸之的真正的站位立场。

在胡兰畦的回忆录中，他们在1936年的上海郊外抗日战场上见面的时候，曾经提到杨幸之已经娶妻生子。

杨幸之的妻子名叫周静芷，生于1909年（也有说1911年），逝于1988年。

杨幸之与周静芷结婚的时间是1931年，当时杨幸之25岁，周芷静22岁。

我们在《岳阳文史第10辑 ：岳阳籍原国民党军政人物录》（政协湖南省岳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1999年版）中，可以看到周静芷的履历：

【周静芷，别名德音，女，高中文化，岳阳县康王乡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并在岳阳妇女协会工作近一年。大革命失败后，因白色恐怖而外出,不久即叛党，并与国民党部队十八军军部秘书杨幸之（今临湘市市镇人）结婚。1948年竞选为国大代表，并去南京。1951年秋去台湾，曾任台湾国防中学校长，“国大”代表。】

从中可以看出，周静芷与杨幸之的经历有许多交集。都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来都叛党。而周静芷最终的归宿是去了台湾，正可以看成是杨幸之的政治取向的最终归宿选项。如果杨幸之没有在他在34岁的时候意外车祸而亡的话，他有很大的可能，会与周静芷的选择是相同的。这也可以看出，他对早年的革命倾向的背叛，是相当的彻底的。

但是因为他曾经有过革命的经历，有过左派的倾向性，他能够了解革命组织中的特点、性质及风格，所以，他撰写的一些文章中，能够对革命团队的内幕消息作出精准的披揭。

杨幸之编辑的刊物

正是因为这么一点，他首次披露了“朱德的扁担”蕴含着的特殊的官兵平等的价值维度，也使我们借由杨幸之的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看清在历史的大浪淘沙的不断运动中，一个人投身道路的选择走向与内心的隐秘奇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