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妮：6岁丧母，父亲和毛泽东齐名，飘落苏联24载，一生心系祖国

提起蔡妮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熟悉，但是提起她的父母，蔡和森和向警予，熟悉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的人对这两人都是如雷贯耳。

向警予和蔡和森作为我党最早的党员和创始人，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特别是蔡和森，作为当时和毛泽东齐名的党的领导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蔡和森和向警予是最早赴法勤工俭学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两人相爱于浪漫的法兰西，在大洋彼岸，他们不仅取得了革命的火种，更收获了自己的爱情结晶。

这就是他们的女儿蔡妮。

蔡妮，出生于1922年4月，当时在法国的时候向警予已经怀有身孕，但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法国当局开始驱赶当时勤工俭学的学生。

这种情况下，向警予不得不大着肚子，踏上回国的航程，为了纪念“向蔡同盟”在法国蒙达尼的结合，夫妻二人给自己的女儿取名蔡妮。

夫妻二人回国后来到了上海，当时向警予和蔡和森在上海的生活是很清贫的，因为他们刚刚回国，没有什么收入来源，而上海的房租又很贵,同时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俩常常迁居。

他们在上海香山路一个弄堂的小阁楼上住过,在一条僻静小街的破庙里住过,可谓是风餐露宿，非常的不容易。

蔡妮出生后，夫妻两人无钱雇保姆,只好一边工作一边照料孩子。有一个时期,他们搬进丁玲、胡也频蛰居的楼上，在这一间小房里,夫妻二人秘密地开展着革命工作。

向警予和蔡和森非常的喜欢这个女儿，虽然当时他们的工作很危险，但是他们还是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把孩子照顾得妥妥帖帖,因而整座房子仍显得非常安静。

丁玲、胡也频在楼下写作,也很难听到楼上的声响,还以为他们不在家呢。

当然,那时候蔡妮对于父母的处境和工作，根本没有任何的概念，那时候的她只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而关于父母的故事，则都是在她长大以后才听到的。

蔡妮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其实非常的短暂，由于革命形势越来越严峻，蔡和森和向警予作为职业的革命家，那时候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陪伴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少。

1922年8月,号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长沙,恰是一年中最热的“秋老虎”时节。

这一天，向警予带着仅四个月大的蔡妮，来到了哥哥向仙良在长沙的新安岭的住处，将女儿交给了嫂子抚养。

对于初为人母的向警予来说，这个决定很难！

她内心深处的母性，不断地促使她去挂念自己的女儿，但是早在学生时代，向警予便已经许身革命。这时候为了自己的事业和孩子的安全，她只能这么去做。

那时候的蔡妮尚在襁褓中，对于这些她并没有什么概念和印象。

此后的日子，蔡妮一直生活在湖南，随后，蔡妮的祖母葛健豪也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蔡妮也就来到了祖母身边,由大姑妈蔡庆熙抚养。

此后蔡妮的弟弟蔡博、表姐刘昂和表妹李特特组成了一个和睦的革命大家庭,一起度过了童年生活。

那时候除了刘昂表姐已经懂事外,其余的三个都是混沌未开的年龄，这几个孩子的父母都来看过这些孩子，但是那时候他们实在太小了，见了蔡和森都叫“爸爸”,见了向警予和蔡畅姑妈都叫“妈妈”。

在蔡妮的记忆中，对于母亲最深刻的记忆是在自己五岁的那一年。

1927年4月向警予由莫斯科学习回国,在去武汉的途中顺道回长沙,探望祖母葛健豪和孩子们。

此时蔡妮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妈妈了，这一次，向警予只住了两三天,但是却令蔡妮终身难忘。

有一晚蔡妮和母亲睡在一起，在临睡觉前,向警予看着几个孩子笑着说:“谁想跟我一起睡啊?”蔡妮马上表示要和妈妈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蔡妮醒来的时候,妈妈还未起身,她看着睡在自己身边的母亲，感觉到了一种不真实，她甚至一度怀疑自己在做梦。这种感觉是她之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能够和妈妈挨得这么近，真是幸福极了。

在蔡妮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形象更多的都是出现在回忆中，看着眼前的母亲，蔡妮感觉到既害羞又生疏，她想去抱抱母亲，却又不敢，她既不敢大声呼吸,也不敢睁开眼睛。

就这样静静地待在一起，对于蔡妮来说，已然是一种无法比拟的幸福。在那个革命战火纷飞的年代，实在是有太多的家庭不得不饱受这样的分离之苦，对于成长于那个时代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一种必须要承受的磨难。

很快向警予又要离开了,在离开的时候刘昂带领这几个小孩去车站为她送行。分手时,向警予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个大柚子。她坐上一节车皮涂成深绿色的货车车厢,从车厢上部开着的小窗口伸出胳膊,挥手向孩子们告别。

向警予走后,蔡妮对于母亲的思念日益加深，此后他们曾接到她从武汉寄来的信。向警予在信中写道:“甚念家中的人,伯母、庆熙姐、昂昂、特特、妮妮、博博,我多么想念你们啊!真想飞到你们跟前来!”

但是，令蔡妮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后的一天,他们都被一个可怕的消息惊呆了:向警予牺牲了。

这个消息对于蔡妮来说，无异于是晴天霹雳，一时间她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蔡妮和孩子们坐在那里都一言不发,像哑巴似的愣着不知怎么办才好。

蔡妮想着母亲的音容笑貌，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她心里都知道,永远也见不到妈妈了。对于母亲的回忆，对于这时候的蔡妮来说，其实并没有多少，但是，在那时候她幼小的心灵中，母亲对于自己来说，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如今听到母亲牺牲的消息，对于蔡妮来说，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

那时候蔡妮甚至还不知道母亲到底是在做什么工作，也不知道母亲到底有多么的伟大。

好在祖母葛健豪足够的坚强，作为近代史上的奇女子，葛健豪在这样的艰难时刻，给了这些孩子们足够的安慰和护佑，此后的日子里，蔡妮继续和祖母、姑妈相依为命。

1927年以后的革命逐渐地走入低潮,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

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身在湖南老家已经不再安全了，祖母葛健豪和大姑妈也是每天带着这几个孩子东躲西藏，很是担心。正好这时蔡和森和蔡畅来信邀请他们去上海,于是蔡妮又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来到上海后，迎接自己的是父亲蔡和森。

自从蔡妮懂事后，这是她第一次和父亲共同生活，蔡和森租住的房间很小,陈设也极为简陋。看着眼前的父亲，蔡妮很想上前去拥抱父亲，但是却又有些胆怯，毕竟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多父亲的影子。

在这段时间里，蔡和森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弥补曾经缺失的陪伴，那时候蔡和森的工作很忙，但是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蔡和森仍然不忘拿出时间和蔡妮在一起玩耍,这样的生活对于父女二人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

后来，蔡妮又来到了姑妈蔡畅家里，蔡畅和哥哥蔡和森一样，也是最早留法的青年，著名的革命家、女权领袖。那时候蔡畅由于工作需要，便打扮成富家太太伪装，每次出门前都要在梳妆镜前略施粉黛,把自己装扮成一位上层社会的太太。

那时候蔡妮对于姑妈的行为非常的好奇，有一次也学着她的样子,往脸上扑了许多脂粉。那天正好赶上父亲和几个同志来了,他们看到蔡妮的模样,都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1929年，大人们开始为蔡妮的一次旅行忙碌起来,他们为她准备行装,还给她织了一件橙黄色的厚毛衣,说是要送她到“奶奶”家去。

令蔡妮比较高兴的是,这次父亲也与自己同行。但是这一次到“奶奶”家的路程实在是太漫长了,他们一路换了好几种交通方式，直到最后火车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蔡妮才知道他们原来要去的不是奶奶家，而是苏联的莫斯科。

后来蔡妮才知道,父亲这次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到莫斯科治病的,同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蔡妮那时不知道父亲在党内是什么角色,只是感到大家都很敬重他。蔡和森到中山大学的时候,人家请他参观课堂,所有的学员一见到他都站了起来。

在苏联的生活，蔡妮结识了很多的新朋友，他们大多都和她一样，来自革命者的家庭，父母为了革命事业奔波，而孩子只能独自来到这寒冷的异国他乡。

那时候由于蔡和森经常在苏联，所以也会常常地来看蔡妮，每次来蔡和森都会给孩子们带各种爱吃的零食。当时儿童院的孩子都缺少父爱和母爱,不管是谁的父母,只要有大人来看望,大家就高兴得不得了。

1930年的一天,蔡和森一个人来看蔡妮，这一次蔡和森即将回祖国去,这是特意来和蔡妮告别,并专门与儿童院主任打过招呼,将孩子长期留在这里请他们照看。

蔡和森没有给女儿留下太多贵重的礼物，只把他的一张照片送做纪念。看着父亲离开的背影，蔡妮不禁流下了眼泪。但是，蔡妮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她和父亲的最后一次会面。

1933年夏天,儿童院组织孩子们到位于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度假,住在古尔祖夫的一个少先队夏令营营地。古尔祖夫有许多疗养院,其中有一所老布尔什维克休养院,是值得孩子们参观拜访的地方。有一天,大家都去了那里,蔡妮正好轮到值日,被安排在厨房帮厨,所以没有参加这次活动。

在疗养院，蔡妮的同学们在那里偶然见到两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一个叫李明,即李立三。他们告诉李立三说:“我们这里也有一位小女孩是中国人。”

当李立三得知这个女孩姓蔡时,兴奋地告诉蔡妮的同学,说他认识蔡妮父亲,并且让同学转告蔡妮说要见她。

在和李立三见面的时候，蔡妮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个沉重而悲痛的消息:父亲蔡和森于1931年被捕，惨遭敌人杀害。

这个消息对于蔡妮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父亲的去世，让身在异国他乡的蔡妮，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回忆着和父亲相处的画面，蔡妮的脑海中满是父亲离开当天的情景，她实在无法接受，当初的挥手，竟会成为此生的永别。

这一年，蔡妮年仅11岁。

成长于这样的一个革命之家，这样的痛苦，是她必须要承担的，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从事革命，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为他人谋幸福，其中的痛苦，绝非寻常人可以体会的。

如今父亲和母亲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蔡妮对于父母的了解其实并不多，对于父母所从事的事业，蔡妮也是一知半解。

直到1935年蔡妮在苏联第一儿童院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同学瞿独伊的相册里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位妇女,照片下面有一行题字: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后来,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阿姨告诉蔡妮,这就是你的妈妈。

蔡妮听到后有一些吃惊，她反复地看着照片，照片中的妈妈既熟悉又有些陌生，后来蔡妮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时,看到一本俄文杂志上刊登了两篇李立三的文章,一篇写的是父亲蔡和森,一篇写的是母亲向警予。

直到这时候蔡妮才知道了父母的革命业绩,知道了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至此蔡妮对于父母，于怀念中，又生出了几分崇敬和理解。

从此这本名叫《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小册子，就成了蔡妮随身携带的宝贝，就算是睡觉，她都要将它放在枕头下面。

在李立三哪里，蔡妮除了得到了父亲去逝的消息，也得到了国内其它亲人的消息,这时候蔡畅姑妈已经是党的一名杰出的妇女工作干部。同李立三的偶然相见,成了蔡妮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这次见面以后,国内的亲人终于知道了蔡妮的情况,此前的两年里,他们一直得不到关于蔡妮的任何消息,还以为她下落不明了。

这对于蔡妮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好消息，之前的她，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独身一人飘在异国他乡，而此时，这条线，又被找了回来，这让身在异国的蔡妮感到了一分安心。

这时，国内的革命形势也在发生着变化，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建立根据地以后,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孩子渐渐多了起来。

1938年,蔡妮的姑姑蔡畅带来了一批中国孩子，蔡妮也是在久别数年之后，再一次见到至亲，她紧紧地抱着姑妈，哭成了一个泪人。

这次跟随蔡畅一起来到莫斯科的孩子有郭亮的儿子郭志成、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还有蔡妮的妹妹蔡转。

当蔡妮得知她就是自己的妹妹时,真是又惊又喜，她只是在上海曾经见过她一面，那时候她还在继母的怀里吃奶。

过了一段时间,蔡畅姑姑的女儿李特特也到了莫斯科,1939年,蔡妮的弟弟蔡博也来了。

至此，经历了近十年的分离之后这几个当年在长沙颜子庙大家庭里的姐弟,在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又会合了。

莫尼诺里的中国孩子还有许多,毛岸英、毛岸青、刘允斌、刘爱琴等等。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和祖国、和亲人的联系也渐渐多起来,来苏联的中共领导人也都要抽出时间看望这些孩子。

30年代末蔡畅还专门为这些孩子做过报告,讲述日本侵略者如何惨无人道地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杀害中国儿童,而中国人民是如何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

但是让蔡妮最难忘的是与敬爱的周恩来伯伯的一次相聚。1939年冬天,周恩来到苏联治疗臂伤，他和邓颖超一起来看望儿童院的孩子们。

那天他们都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周恩来站在中间,用手指着孩子们挨个问,回到中国后想干什么,孩子们一一做了回答。

这次会面对蔡妮的影响很大，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亲和力带给了她非常强的感动，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身上，蔡妮似乎看到父母影子。

一般来说,人们听到国际儿童院的孩子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的父母有的牺牲了,有的还在遭流放、监禁,都以为这里的孩子会是一副抑郁寡欢、泪眼涟涟的样子。但实际上,那个时候这些在苏联的孩子，受到苏联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过着幸福的生活。这种生活使得他们暂时遗忘了以往的痛苦，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获得了片刻的安宁。

在苏联，蔡妮学习非常的刻苦，而且很会照顾人，在同龄的孩子里非常的受欢迎。1939年，蔡妮和毛岸英作为中国儿童的代表一起到白俄罗斯的城市戈梅利,应邀参加那里的一个活动。在那里，毛岸英代表儿童院的孩子做了发言,他用中文讲演,由蔡妮担任翻译。

但是，这样平静的生活，随着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彻底地结束了。法西斯战车轰隆隆的履带下，无数的苏联人流离失所。

当时伊万诺沃的医院都变成了救治前线伤员的战地医院,儿童院里高年级的学生晚上都自愿到医院去照顾伤员。

蔡妮他们还参加了挖战壕、挖防空洞的工作,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等等，那时候蔡妮正在伊万诺沃市的一所医学院学习。当时缺粮、少煤、无衣穿，食品都凭证限量供应,大家都忍饥挨饿,一天只吃一顿饭,宿舍里的暖气片四年都是冷冰冰的。但是他们却并没有觉得有多苦，因为这比起在前线那些随时冒着生命危险流血牺牲的战士们来,他们的处境好得多。

儿童院的一些学生也报名自愿去了前线,其中有17人英勇牺牲。他们为了苏联、为了和平和进步,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了儿童院的墙上,以便让新一代的儿童院的孩子们能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怀念他们,并以他们为学习的榜样。

在苏联最使蔡妮难忘的一天，就是卫国战争胜利日，蔡妮曾多次津津乐道地这样回忆过去：

“那是值得永远牢记的伟大节日。5月9日那天，伊万诺沃市所有人都走上街头和广场，我们见到那么多幸福的目光和微笑。素昧平生的人们相互拥抱和亲吻，军人们在人们的‘乌拉’声中被抛向空中。扩音器中传出音乐，人们像孩子一样欢乐地跳舞，到处可以听到歌声。”

蔡妮在苏联度过了24个春秋，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莫斯科医学院毕业。她深深地爱上了苏联，爱这个民族的人民和文化。半个多世纪过去后，蔡妮对留苏生活仍记忆犹新。她说：“苏联是我成长的第二故乡，但我的事业和根还是在我们的祖国——中国。”

蔡妮成长于中国最富有传奇性的革命家庭，一家人为了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苏联的日子，蔡妮无时无刻不想回到中国，回到亲人的怀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1953年11月，蔡妮才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

因为父母早于战争年代就壮烈牺牲，所以最先接待她的亲人是姑妈蔡畅和姑父李富春，看到至亲的那一刻，蔡妮的心中是无比幸福的。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家人身旁，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种感觉更让人踏实。

回国后，蔡妮被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工作，姑父与姑母对她的赠言只有一句话，那就是：“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而蔡妮也时刻牢记着姑妈和姑父的教诲，她在北京儿童医院当了3年多的儿科医生后，组织上于1957年把她调到了北京红十字医院。

蔡妮在苏联学的就是医学，论医治病，蔡妮是称职的，但当由于在苏联生活了24年，蔡妮中文的基础非常的薄弱，给病人书写病历的时候，就会有些为难了。

于是，她向组织提出要求，请求到北京大学进修中文，或去从事翻译工作。后来，蔡妮离开医院工作，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当了一名俄语教授。

她的俄语与她的医学一样，功底很深，她在苏联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时，就与毛岸英代表中国儿童出席在白俄罗斯首府召开的国际儿童会议，毛岸英用中文讲演，由她作俄语翻译，宣传中国抗日战争。

她还在伊万诺沃师范大学历史系专修过俄罗斯历史，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蔡妮，以一口流畅动听的俄语，主讲俄罗斯概况及历史，深受全院师生们的欢迎。

自此后，蔡妮一直站在三尺讲台上，从事着这个世界上最普通也最神圣的工作。当人们看到她时，没人会想到她的家世，她的经历，而蔡妮也完全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1986年，64岁的蔡妮，从教师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使命。退休后的蔡妮，住在北京东城区一个环境幽雅的四合院里，与爱人洪戈及子孙三代安享晚年。

在2012年6月7日，蔡妮老人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90岁。

回首老人的一生，无论是做医生救死扶伤，还是当老师教书育人，蔡妮都做到了当初姑妈的嘱咐：为人民服务。在蔡妮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独属于革命家庭的那种特殊的印记，苦难没有摧毁他们的生活，反而给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父辈的功绩，没有成为他们的敲门砖，而是成为了他们做人做事的标准和要求。

这不仅仅是一代人精神的沉淀，也是整个社会，最好的一种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