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物理学家杨振宁荣获“求是终身成就奖”，奖金三百万元人民币。而他的老朋友邓稼先，因为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1985年，在“两弹元勋”邓稼先弥留之际，他的好友杨振宁问他，为国家研制“两弹”获得了多少奖金？邓稼先双手比出一个“2”，笑着说，20块。
杨振宁不敢相信，以为他在开玩笑。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严肃地说，这是真的，原子弹10块，氢弹10块，一共20块钱。
杨振宁心痛难忍，自己的好友把命都搭了上去，只有区区20块的奖金。可是在邓稼先看来，这20元不多，但已经是国家能够拿出的奖励。更何况，国士无双，岂可用金钱衡量。
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在父亲教导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邓稼先很小就记忆力非凡，读书识字已经很多。在他刚刚5岁多一点儿时，父母送他到北平武定侯小学读书。邓稼先在学校里虽然年龄最小，但却十分优秀。
他不仅功课领先，待人接物也很是儒雅有礼，读书的勤奋劲头，表现出他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一种上进心，老师和同学都对这个刚刚几岁的孩子刮目相看。
1936年，12岁的邓稼先考入北平崇德中学，在那里邓稼先认识了高他两班的杨振宁，邓、杨家庭出身背景大体相同，都是少年聪慧，都有科学救国之抱负，都有共同的志趣爱好，二人因之成为好友。邓、杨二人的友谊，一直保持了几十年，直到邓稼先去世。
邓稼先与好友杨振宁
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在日寇占领下生活，邓氏一家人饱尝亡国奴之苦，也激发了少年邓稼先的爱国情怀。
1941年，从北平辗转来到昆明的邓稼先进西南联合大学，读物理系。原本就怀抱救国之志的邓稼先在这里学习了四年，既受到治学严谨之风的影响，也受到爱国气氛的熏陶，成长为一个学识水平高，思想进步的青年。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让21岁的邓稼先第一次感受到了扬眉吐气的心境。当月大学毕业的他，在凯歌声中找到了为国家重建、社会振兴服务的第一份工作。
当时的中国急需发展被战争延误了的教育和科学事业，自然需要大批人才，邓稼先虽然远在昆明，但很快就被在北平复办的北京大学纳入视线。1946年6月，邓稼先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助教。
邓稼先在北京大学教学，待遇很好，以他的学术造诣，在北京大学，教学顺手，前途广阔。但胸怀报国之志的邓稼先却想要到科学水平更高的美国去，学习更先进的知识，掌握更先进的知识后，报效祖国。
1948年，他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在普渡大学研究生院，邓稼先是学习最刻苦的一个。刻苦的学习换来了优异成绩。他到美国学习不到两年，就由于学习成绩突出，很快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博士时的邓稼先
邓稼先的成就，也纳入了美国政府的视线，他们打算用更好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把他留在美国。
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刚刚取得博士学位9天的邓稼先，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200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当时还是一穷二白的祖国。
一到北京，他就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邓稼先是最勤奋的科学家之一。为钻研科学知识，邓稼先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在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电子计算机，邓稼先为解决一个难题，往往要在纸上用笔进行大量演算。邓稼先在科研楼里度过许多不眠之夜，一个个科研难题在他手上解决，他办公室里的演算纸却堆积如山。
28岁那年，邓稼先晋升为近代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在当时的中国，有副研究员以上高级科研职称的人不多，邓稼先当时已经是中国比较年轻的高级研究人员了。
这位年轻的高级研究人员，同他的老师王淦昌以及彭桓武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创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调动人才，集中力量研制核武器。对核理论有很高学术造诣的邓稼先自然纳入高层的视线。
50年代初邓稼先在天安门城楼上
随着中国核研究的展开，有关方面决定把一些高级专家集中起来，让他们在高度保密情况下集中力量进行研制。
1958年秋，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亲自找邓稼先谈话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
邓稼先义无反顾地表示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
1958年10月，邓稼先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和一大批科学家被调去研究原子弹。到了北京郊区一片阳光普照的高粱地后，隐姓埋名。
后来，他们又去了戈壁滩。邓稼先突然从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从那一年起，熟悉他的人联系不到他，科研杂志上也见不到他的名字，各种公开场合也没有了他的身影。
直到去世，邓稼先隐姓埋名工作近三十年，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
一开始，邓稼先和其他一些科学家集中在一起，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想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以便直接掌握核技术。但是，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中国想直接从苏联人那里学到核技术，已经不可能了。
邓稼先从此投入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研究核技术的工作中去。他率领28位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新毕业的大学生，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
邓稼先和他率领的科学家团队，采用最原始的计算方法，向当时世界尖端科技进军。他们用算盘这样简单的工具进行相关的数学计算，其繁重程度可想而知。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
在原子弹总体力学的计算中，有个参数即原子弹爆炸时内部所要达到的大气压的数值对探索原子弹原理有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为此，邓稼先带领这一班青年人夜以继日地轮班进行紧张的计算，用特性线法得出了与苏联专家结论完全不同的突破性结论。
当时，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辘辘。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
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杨振宁是邓稼先的同学。1971年8月，他来到中国探亲，回去之前，故意试探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
1974年，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从左至右）游览北京颐和园时的合影
为了守机密，邓稼先回答得很谨慎，说:我觉得没有，但是确切的情况我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你。
在杨振宁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杨振宁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信是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并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连夜写给杨振宁的。信中说，他已证实了，中国研制原子武器过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他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第一线。
1979年，在一次核弹试验时，因降落伞在半空中突然破裂，原子弹从高空坠落地上，被摔裂。这是一个重大事故，试验人员也面临极大危险。
为了避免毁灭性的后果，邓稼先明知接触原子弹碎片能够致癌，却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也正是从这件事起，他受到了致命的核辐射伤害。邓稼先回到北京后，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一句话，他已经被放射物质严重损伤，得上癌症的几率已经极大。但邓稼先却不在乎，不久，又回到核试验基地工作了很长时间，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1985年，邓稼先已经病势沉重，组织上强行安排他住院治疗，他才住进北京的一家医院。病榻上，他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弥留之际，他仍然惦记着祖国战略武器的发展，在身体极度虚弱，每次拿起笔来写字都要出一身虚汗的情况下，还仍然和于敏一起研究中国武器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写下一行行事关中国未来的文字，最后和于敏联名，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1985年，邓稼先的癌细胞已经大面积扩散，他自己心里也十分清楚，自己临近生命的终点了。在此情况下，他只提出一个要求：在国庆节时，去看看天安门。
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同志离开人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一个在几十年前鲜为人知的名字，把一生献给了祖国。为了祖国，他默默无闻，隐姓埋名31年，壮大的蘑菇云见证了他的伟大。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对中国，对儿时的誓言，对科学事业，都是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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