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公共管理专家谈抗疫：可参照战地医院模式应对疫情
连日来，武汉孕妇、重症患者就医难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此前，新京报报道称，武汉医护酒店支援联盟（下称“支援联盟”）宣布159家单体酒店、民宿、公寓和小型连锁酒店将不再接待医护人员。该联盟在短短一周时间为6056位医护人员提供了超过4万间夜的住宿。
那么，该如何更好地解决新冠病毒高发区医护人员、疑似患者的住宿、隔离问题？待产孕妇、需要透析的重症患者及慢性病患者又该如何对待？新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毛寿龙，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周忠良和武汉大学健康学院预防医学系教授谭晓东。
政府理应为医护人员做好后勤保障
新京报：怎么看武汉医护酒店支援联盟关停一事？
谭晓东：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医护人员住酒店本来就不是一个最佳选择，只是为了不影响家人的暂时过渡性方法。因为酒店没有感染的监控措施，如果医护人员防范松懈，这很危险。及时关停支援联盟可以杜绝潜在的新传染源集中地。
周忠良：支援联盟做这个事情，我给他们点赞，不做了也可以理解。我觉得当地政府应该在这件事中发挥更多的作用。
新京报：你认为在武汉的医护人员（外地支援和本地离家远的）住宿问题该如何妥善解决？
周忠良：政府肯定应该做好外地包括本地离家较远的医护人员的住宿保障问题，体现出一个地方政府应有的担当和良好形象。
毛寿龙：如果是战地医院，医护人员就是自带帐篷解决住宿问题。但现在武汉的这些定点医院不是战地医院。所以，我建议可以按照像北京小汤山模式，即实行军事化管理的模式。按照防化部队的标准住宿，这在武汉也是有条件实施的。如此，不仅能保护好这些医护人员，还能防止把病毒传播给医护人员的家属、邻居等。
实际上，天津已经这么做了，他们把医护人员按照预备役人员来管理。像武汉甚至可以仿照现役军人模式来管理医护人员。
做好分诊工作是有必要的
新京报：近期陆续曝出确诊了新型肺炎的孕妇无处就医，重症患者及慢性病患者就医难等现象，你认为该如何妥善安置这部分人员？
毛寿龙：在医疗资源紧张时期出现这些现象也是正常的，面对这种境况关键是要做好资源匹配工作。如果按照战地医院模式，那么就会对不同人群进行筛选，进而有效识别，即什么样的病患应该先救治，什么样的病患可以后救治。如果所有人都跑去大医院看病、确诊，在诊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交叉感染的风险实际上更大。
战地医院有自己的分诊模式，与我们现有的分诊模式不一样。战地医院模式是医护人员主导，一部分人员完成分诊工作，一部分人员在诊室完成救护工作。而日常的分诊模式是病患来决定：自己想去哪就去哪。因此，武汉的医院有必要调配出一部分医护人员走出诊室，到社区完成分诊工作。
当然，如果实施战地医院模式管理，像医疗资源等其他辅助体系的支配权也应该收拢到医院，比如红十字会在这种模式下就只能起到辅助性作用，而不能妨碍医院开展救治工作。
孕妇因为“一人两命”，医院需要专门考虑对这个群体进行先行救治。因为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在最黑暗（疫情时期）时有新的生命诞生，这本身就是抗疫的价值体现所在。因为抗疫就是跟死神争夺生命，如果现在有新的生命诞生（或即将诞生），肯定是要先保护新的生命。对于慢性病患者，疫情时期自然可以先缓一缓救治，但也要保证他们的用药秩序，比如医院可以开足够的用药，或者允许药店卖给他们相关药品。政府管制在特殊时期也要特事特办，不能管得太死。
周忠良：基层医疗机构应该在孕妇就医和慢性病患者就医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可以承担对孕产妇的孕检等日常检查、对慢性病患者的日常照护等任务。此外，在已经建立起医疗联合体的情况下，在抗疫期间还可以让这些基层医疗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医院一些未能或不必参与到救治工作的医护人员（如产科医生）此时可以到基层医疗机构来坐诊，以弥补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也需要卫健委相关业务处室在此时发挥协调组织的职能作用。
抗疫需要再生能力的秩序
新京报：从“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到今天“武汉肺炎”，你认为过去的哪些做法可被借鉴？
谭晓东：我认为还是要大力提倡预防接种，尤其是成年人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的接种，只有抵抗力增强了，才可能少病，少死。
毛寿龙：过去的经验，自然有用，但我总觉得有点刻舟求剑的感觉。学者研究一下，可以；在现实的传染病防治中，还是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应对。关键的是保证疫情时期的秩序平衡，政府不能大包大揽，而应该让更多积极投身于抗疫的人、组织（机构）都成为秩序的维护者。
比如慈善捐赠，以支援联盟为例，运转了一个星期后就停摆了。这说明慈善很重要，但这不是抗疫可持续的秩序力量，而抗疫需要再生能力的秩序。以捐赠口罩为例，捐赠的不一定与医院需要相匹配，但买来的一定是匹配的（销售假冒伪劣的现象除外）。在这里，“交易（买）”才是有再生能力的秩序。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