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为给子孙选择一块宜居宝地，走遍穰原上的山山水水、沟沟畔畔。最后李公来到了位于河南邓州与湖北光化交通要道上的地方，见此地四周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西边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名叫长乐河，清水长流，连绵10余里，便在此定居。长乐河穿越今天邓州市林扒、孟楼两镇辖区。明、清、和民国时期，这里称长乐里。

李佚公选定的定居之地在长乐河以东，今林扒镇小李营村宋家、赵庙一带。李公见岭岗起伏，水秀林茂，脚下沃土禾草丰美，插枝成荫，遂率子弟筑室起屋，刀耕火种，挖沟筑寨，建设长乐家园，居住地名曰“李寨”。

自李公始居长乐林李寨，子孙繁衍，承其治家遗命，生同灶，卒同墓，宋光宗（赵惇）时，李氏昆弟48人，家300余口，家风孝悌，家庭和睦，同灶吃饭，不另分门户。宋宣和中旌为义门，赞为“仁义之家”，享誉一方。

李氏逝去先人都葬于长乐河之阳，李氏子孙世代植树造林为长逝先祖遮风挡雨，日久天长墓旁边的长乐河两岸树木参天，连绵不断十里之远，蔚为壮观，地方民众仰其族风仁孝德馨，号为长乐林，称其家族为“长乐李氏”。

李氏逝去先人都葬于长乐河之阳，李氏子孙世代植树造林为长逝先祖遮风挡雨，日久天长墓旁边的长乐河两岸树木参天，蔚为壮观，地方民众仰其族风仁孝德馨，号为长乐林，称其家族为“长乐李氏”。

少年才俊

朱棣在位的永乐六年十二月十六日（1409年1月），李贤在邓州长乐林李寨（今邓州市林扒镇小李营宋家）出生。

初生的李贤天庭饱满，地颌方圆，禀赋非凡，人望之无不赞叹。李升夫妇甚是喜爱。

有一天，小李贤闭目沉睡，怎么喊都喊不醒，好像是失魂落魄的样子，一家人非常恐慌。他的母亲叶氏夫人心忧胆寒，唯恐有不测之事。他们清来当地名医，医生看不出李贤得了什么病。大家觉得小李贤可能是中了邪，听说近乡有神婆很有本事，急忙请来驱怪祛邪。那神婆进屋以后，左右上下把李贤打量一遍，看到李贤静穆肃然，一点也看不出有邪病的样子。她便对叶夫人说：“你家这孩子不是一个凡夫俗子，妖邪是不能侵害他的。你们只管放心。”说完她就告辞而去。李升与叶氏夫人闻言，不知道神婆说的有无道理，但又无可奈何，胆战心惊地守着李贤。

第二天鸡鸣日升，一束晨光透窗入室，室内明亮清新，李贤睁目四顾，竟是平日常态。李升夫妇这才深出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事后乡亲们都说，李贤长大后，一定是个大富大贵之人。

君子之交

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二月，19岁的李贤顺利通过县试、府试、院试，中了秀才，得入州学学习。当时的邓州州学位于邓州州治东南花洲书院。书院为北宋庆历年间名臣范仲淹知邓 时所建。

李贤录入州学时，河南信阳人张受任教谕，一代名师浙江三衢（今浙江衢县）人柴惟一为训导，江西番易人姜志达为学正。柴唯一出身江山右族，学有源委，为一方名士，领乡荐登乙榜。李贤早闻其学名，今得投师门下，听其宏论教诲，甚感幸喜，与诸位同学互相庆贺得遇良师，互相勉励共求进步。正青春年少的李贤美资貌，潇洒倜傥，入州学后更为范公的忧乐精神所激励，读书勤奋，手不释卷，不舍昼夜，日进月益，大异伦辈，深得老师的器重和同学们的喜爱。

李贤在州学得遇良友姜贵宪。姜贵宪是学正姜志达的侄子，随叔父来邓州州学读书。李贤称姜贵宪为“布衣之交”“相知最稔”。李贤与姜贵宪相约，两人于处己接物之际互相监督，互相指出操行品德等方面的不足过失。每天李贤只能检查出姜贵宪二、三处不足，而姜贵宪却能发现李贤四、五处不当的言行。李贤常常慨叹“姜君资质之美，予不及也”。

李贤曾写下《简姜贵宪闻过诗》，诗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古人喜闻过，信为百世师。君子能成德，赖友以相规。”

“俯仰无愧怍，致此非君谁。幸免取讥诮，岂独相追随。”

酷爱陶诗

李贤爱读陶渊明诗，在私塾之中便潜心研学陶诗。陶渊明有一首《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是写归省的。李贤一遍一遍地拜读，他读出陶公一片游子思归真情，急于到家偏为风阻，触目生怨，觉路为之曲，目为之限，夏木为之蔽，使千载而下，犹觉至情流露。曰“计日望旧居”，曰“延目识南岭”，近见乡关，近乡情更怯呀。李贤越读越动情，如痴如醉似与陶公心灵贯通，写下了《和陶诗•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宣德三年（1428年），李贤在州学读到了陶渊明的诗作《戊申六月中遇火》。这首陶诗写的是晋安帝义熙四年（408年）的事。这一年他，陶渊明四十四岁，居上京，六月中旬，一场火灾将他的居室焚烧殆尽，便只好住在门前的船中。至新秋之时，料理始完，感慨际遇写下了一首诗，诗句抒发了“遇火”前后诗人的生活情景和心情，很是真切，也很自然。陶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真实与自然，他能以平素的生活信念来化解灾变的影响，以面对现实的态度坚定躬耕的决心。

李贤读之会心处扼腕赞叹，拍案叫绝，挥毫写下和陶诗一首：《和陶诗•戊申六月中遇火》，诗中名句“金石不可变，此志惟贞坚”，洋溢着仰慕陶翁，立志效法之情。

宣德四年（1429年）重阳佳节，22岁的李贤青春正盛，与众学友相约游于紫金山月牙池寻幽访古。拾阶登紫金山而上，秋高气爽，天高云淡，金菊飘香，见外城河池碧波荡漾，月牙池边树木成荫遮天蔽日，身旁繁花碧草，一片葱翠，使人流连忘返。李贤和学友们不由自主地吟咏起陶渊明的《己酉岁九月九日》。

李贤远望深思，想到陶翁，吟成《和陶诗•己酉九月九日》：

每岁值重九，会此林泉交。但坚松柏操，宁论蒲柳凋。

何必惑仙术，携家去登高。长吟时染翰，短翮难冲霄。

爱此晚节花，不知身世劳。有琴久无弦，何论琴尾焦。

众客互酬劝，既醉乐陶陶。且尽今日欢，谁复知明朝。

众学友再三品味，一齐为李贤的和诗鼓掌叫好。

李贤一生，和陶之作多达数百余首，仅李贤《古穰集》就收录和陶诗160首。李贤钟情于陶渊明，其乐于和陶诗而成诗，有着丰富的个人背景和文学史背景。他忠以事君，委身报国，欲有为于世，却屡遇险难。曾多次乞求退闲，却都未得准许，于是便将陶渊明当作异世知音，通过次韵其诗来寄寓无法实现的隐逸之梦。

言为心声

宣德六年（1431年），寇义离职，监生杨仪接任知州。杨仪，字彦礼，衢州（今浙江衢州市）人。他学术正大，以礼化民，有争论者，谆谆劝谕，使相感悔，其立规设法，远过常情。时年24岁的李贤饱读诗书，其少时立下圣贤之学志气更壮。得师贤良，州官为政仁，甚爱民，激励李贤决心入仕救民。州学学正于讲学之际，提问诸生之志。李贤慨然曰：“为学之道，当如周子言‘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

这是录于《近思录》中先哲周敦颐的名言。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初夏，朱熹与远道来访的吕祖谦相会于建阳寒泉精舍，在此研读北宋理学宗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著作，感慨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担心初学者不知所入，乃择取其中“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合作编成《近思录》一书。周敦颐的原句是这样说的：“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意思是学习圣人之道，要用心领会，形成良好的德行，应用到事业之中。

言为心声。李贤脱口而出心语，让学正大异，看出其志在天下，又思其治学勤勉，知日后必为治国安邦之才。学正把课堂上的事讲给本州的官吏，引发一片赞美之声。赞美之余，知州还把这句“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当作座右铭，来警示自己为人做官。

良缘贤妻

李贤6岁那年春节，在父母的带领下到其姑家拜年，这一年刚刚4岁黄淑静，刚好也随父母一起来李贤姑家走亲戚。三家亲戚相聚新节，欢悦之情自不言表，相互寒暄入座，互诉家事。李贤的姑姑见李贤聪颖懂事，像个小大人，而黄家闺女黄淑静活泼可爱，可心可人，心中欢喜，鼓掌笑对众人说：看看，看看，这一对小人儿，难道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金童玉女吗？

众人闻言，看堂前一双可爱的孩子，无不开心欢笑。谁能想到女主人一句戏言，日后竟真的成为李贤夫妇聚首的预言。

正统二年（1437年），李贤已是而立之年，他的父母于当年五月在邓州老家为李贤娶黄氏淑静为妻后，父亲李升和李贤的姑姑，把黄氏护送至李贤在京中的府邸与之完婚。

当时的李贤居官吏部，但职品不高，薪资有限，在京里的生活捉襟见肘，常有短缺。黄氏入京后夫妇生活十分清苦，但黄氏颇承李门家风，像她其婆母叶氏夫人一样，善于综理家政，勤俭持家。她到京后才几个月，家里用的东西比以前增加了很多，让李贤几无内顾之忧。夫妻新婚燕尔，相敬如宾，给李贤清苦的官宦生活平添了无尽的甜蜜与幸福。

然而天妒良缘，红颜薄命。他们幸福的生活不到一年，正统三年的三月十二日，黄氏临产，难产，生子锁住后“一见即亡”，母子仅有一面之缘，那一年，黄氏年仅28岁。

李贤与爱妻黄氏恩爱时短，永别则长。在人生的悲欢离合中，更让李贤悲伤的是，正统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李贤和黄氏爱情的结晶、长子锁住因误诊而病逝。当时锁住在三周岁生日前15日生病，生日后7天重病夭亡。正统七年，李贤将其妻黄氏灵柩运回邓州，安葬于州城之南。将葬，以痛惜无比的笔触蘸着血和泪写了《故妻赠夫人黄氏墓志铭》。文中说，“故妻姓黄氏，讳淑静，世为将家。”黄氏“自幼性慧，为父母钟爱”，“夫人既主中馈，综之理之，不遑宁居，清苦勤俭，不数月间，家用视前十增六七，俾予无内顾忧。奈何命之不淑，遂至失偶。”黄氏死后随着李贤官职的晋升，初赠安人，再赠宜人，再赠淑人，最后加赠夫人。

不趋权贵

李贤初入仕途便被王直、杨士奇两位当朝大员称为“贤者”。可见其当时在年轻的京官中声望之高。

当时的南阳知府陈正伦是杨士奇的好朋友。当陈正伦得知杨士奇对李贤的器重时，便劝“李贤往见之”。没想到清高的李贤竟然说：“无一面之雅而造门，是求知也。”不肯造门拜访当朝权贵。

杨士奇（1366—1444），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本名杨寓，字士奇，号东里，吉安府泰和县（今江西省泰和县澄江镇）人。明朝初年重臣、学者。杨士奇幼年丧父，游学四方，至建文帝时方才受召修撰《明太祖实录》，授翰林院编修。明成祖即位，迁太子侍讲，辅佐明仁宗，迁礼部侍郎、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他先后历经五朝，任内阁辅臣四十余年，与杨荣、杨溥等同心辅政，并称“三杨”，时人称之“西杨”。并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后因其子杨稷杀人案而自请致仕归乡，自此忧虑患病。正统九年（1444年），杨士奇去世，年八十。获赠左柱国、太师，谥号“文贞”。

就是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人物，李贤在初任京官，还是一个小官时，就谢绝南阳知府推荐引见的好意，不肯前去拜见和交结，显示出堂堂做人做官的正直气节。

拜师薛瑄

宣德九年（甲寅年，1434年）秋天李贤在河津视察蝗灾之际，拜访了他心仪已久的良师薛瑄。当时薛公正丁忧在家。

薛瑄（1389—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薛瑄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世称“薛河东”。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关中之学”。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其著作集有《薛文清公全集》416卷。

薛瑄是一个业精德高之人。

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拟重整风纪，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的举荐下，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湖广银场。湖广银场即沅州银场，辖湘西十余县二十多处银矿，有民夫五十余万人。这里多年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时，深知肩负责任重大，便以唐诗“此乡多宝玉，切莫厌清贫”自警。他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特别是对贪污受贿者都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法严惩。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民众夸赞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过一次家。离任时两袖清风，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莫言白笔（代称自己）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

宣德七年，时任监察御史的薛瑄因继母许氏逝世，归山西故里居忧。李贤拜访居家守孝的薛瑄。叩质所疑。薛公与李贤一番深谈，十分喜爱学识渊博、赤诚谦恭、年轻英俊的李贤，亟称之“英悟淳确，非流辈可及”。同时薛瑄深厚的理学造诣彻底征服了李贤，自此，两人建立了终生的师生关系。两人关系之亲密朝野无不知晓。

薛瑄到京任职后并不去拜见大宦官王振，王振觉得奇怪，还专门到内阁过问此事。王振知吏部主事李贤与薛瑄交情甚厚，便派他传话，“令致己意，且言振素问之”。没想薛瑄却不领情，他正色说：“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弄得王振很没面子。

考百人名

宣德十年（1435年），李贤在视察河津蝗灾的任上被任命为浙江学政使，奉旨监督当年浙省乡试。李贤作浙省督学，从历史文献留下他督学所行经的地方推断，他实际行使了督学南直隶和浙江省的权利。明时的南直隶辖境内有应天府、苏州府等18州府。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辖境内杭州府、温州府等11州府。

李贤在余姚巡视，穿着平民的服装亲到余姚县学府前，时有两生当门对弈，其中一个说：“宗师（生员对督学的敬称）就要来，我们不应该再下棋娱乐，而应该去读书了。”另一个说：“我什么书没有读过，难道还怕宗师出题考试我吗？难道他还会出一道《百人名》的题目吗？”说罢，大笑，两人继续对弈。

李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决心教育教育这些华而不实的生员。当策试余姚生员之时，李贤出的策题是《孔门七十二贤，贤贤何德；云台二十八将，将将何功》。其中的七十二贤，二十八将，恰可为《百人名》。诸生茫然，齐起跪问。李贤对他们说：“《千字文》的内容还没有记全，百人的名也不能写全，怎么就狂妄地说什么书都读过呢？读书而不肯下功夫，只会狂妄地说大话，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我们余姚学风的浮华，从这一点就能断定今科乡试，你们这些生员中是出不了举人的呀！”历史上余姚科第出身的人很多，但这一科果然没有一人中举。

自宣德八年李贤中进士后奉旨视察山西灾情，其后又督学浙省，转眼已有三年的时间，因其“夙夜不懈以修其职”“既三年以称职闻”，被朝廷召回京师。

建李氏祠堂

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正月，丁忧在家守母孝的李贤在走访族人，怀念先祖，根据家族长辈，特别是父兄的安排，在长乐林李寨居家正寝之东建成了李氏祠堂，祠共三间五架，中间两阶，内列四龛，以贮四代神主。

若干年后李贤作有《李氏祠堂记》，追记建祠经过——

“先正大儒，独为此虑，乃创祠堂之制，以为上下通礼。此先王未之有，而以义起者也，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曰：“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盖尊祖敬宗之意，开业传世之本。有家名分，莫大于此者。”

“予昔以大故还家，承父兄之命，始建祠堂于正寝之东，一遵朱子之制，三间五架，中门两阶，内列四龛，以贮四代神主。凡百器用，莫不备。岁时祭告，俱有定式。品物之数，因时制宜，务使子孙可继而行。虽小有损益，从权取便，要之不失先正之意。然祠堂内有祭器、外有植木。祭器不可鬻，植木不可薪。”

正统十一年李贤在建李氏祠堂的同时，监造了两座运粮河钟营石桥（位于今邓州市湍河办事处钟营村，属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造福桑梓，遗爱至今。

送杨义知邓

正统十三年四月，杨仪知邓州。杨仪是衡州府衡山县人。

杨仪被任命为邓州知州将赴任时，李贤为他写过临别赠言，以圣人之道勉励杨仪富邓州之民，兴邓州之学，作《送杨公仪知邓州序》。

序中说，有杨公仪者，冠诸士，为守于邓。邓，吾乡也，因赠以言。

杨公往治邓，遵孔子之道，富之教之必有道焉。先儒所谓“制田里，薄赋敛，富之道也；立学校，明礼义，教之道也”。

莅政之初，必谨察之：某事也，有以害吾民，民之穷也由此而致，吾除之；某事也，有以利吾民，民之富也由此而得，吾兴之。又谨察之：某事有以薄民俗，吾禁之，不使复行也。某事可以厚民风，吾劝之，不使或坠也。害除利兴，民生遂矣，富斯得焉；薄去厚存，民心善矣，教斯行焉。

丁忧在家的李贤在与知州杨仪互相拜访时，十分关心家

乡吏治、民情与教育，以圣人之道勉励杨仪富邓州之民，兴

邓州之学，作有为之官。

土木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大明王朝内乱外忧，这一年七月，也先分路入犯，烽火狼烟燃起边城。山西大同守军接连战败，许多边塞城镇相继陷落，也先通过山西大同的紧急边报纷纷飞到紫禁城。朝廷派驸马都尉井源率兵4万增援。英宗召集大臣商量对策，王振却轻视了敌人的力量，狂妄地认为可以轻易赢得胜利，又想建立奇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便极力怂恿英宗亲征。

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力谏：天子至尊而亲赴险地，臣等以为不可。李贤与验封郎中赵敏约众大臣上奏，劝英宗不可亲征，英宗不予采纳。七月十六日，英宗带着王振、文武官员和20万大军出征了，文武吏卒仓促就道。本应随征的吏部侍郎当扈从皇帝出征，以疾告假，李贤代行，从英宗北征。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

但是，大军仓促出征，军队都是临时仓促调集起来的，既不了解敌情，又缺乏作战方略。如此庞大的军队，需要有足够的后勤准备，而粮草又根本来不及调度，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大军自出居庸关后，从怀来到宣府（今属河北），碰上连日风雨，道路泥泞，粮草又供应不上，大批士卒生病甚至饿死。七月二十八日，大军到达大同东北的阳和。这里伏尸遍野，血流成河。原来，几天前，大同总督西宁侯宋瑛、总兵武进伯朱冕及都督石亨在阳和迎战也先，明军全军覆灭，宋瑛、朱冕战死。当战争的惨烈场面真实地呈现在面前的时候，王振害怕了，他和大臣们建议御驾回师，在慌乱匆忙中，英宗决定退兵。

既然要回京就应该整顿部队，火速撤军。但这时，王振的私心又起，他竟想回老家蔚州看看，带着英宗显显威风，光宗耀祖。可是，部队走出40多里后，王振才又想起，大队人马必然会踩坏已经成熟的庄稼，于是又仓促改道宣府回京。就在这迂回改道的过程中，也先率领的骑兵部队追上来了。王振慌忙派成国公朱勇带3万骑兵抵御，自己和英宗仓皇逃跑。八月十三日，英宗的军队逃到距居庸关60里的土木堡。从臣建议先进怀来县城以便防守，英宗因王振未到执意等待。兵部尚书邝野等人建议分兵严防后路，提高警惕，同时请皇上星夜退入居庸关，以确保安全。而王振到后，却担心运送他金银财宝的车队落入蒙古人手中，坚持留在居庸关外等候，于是英宗决定停止行军，在土木堡过夜。也先从狼山儿岭的两翼邀击夹攻，消灭了朱明的大部分兵力，连夜杀奔土木堡。第二天，王振和英宗准备启程，发现已被瓦剌军团团包围，明军成了笼中困兽，王振这才明白权力和金钱都没有用了。这个地方缺乏水源，根本没法防守。明军因为连吃败仗，士气低落，又不敢和也先交锋，被困三天之后人马渴死不少。面对内无粮水、外无援兵的困境，明军只得冒险突围。也先等到明军阵营拉开时，两面夹攻，瓦剌军士气高涨，而明军数十万之众，竟然不堪一击，全军覆没。明军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损失马匹二十万头，衣甲器械辎重损失无数”。英宗面对重重包围却奇迹般地捡回了一条性命。战斗结束后，英宗见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便下马踞地喘息，听天由命了。瓦剌军队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时发现了他。一个瓦剌兵见他穿的衣甲特别好，行止举动也和别的士兵官员不太一样，听说这次明军北征由大明皇帝亲自率兵，怀疑他就是皇帝，于是把他带去让见过英宗的瓦剌官兵辨认，证明果然就是英宗皇帝朱祁镇。“时中官、从臣皆奔散。太监喜宁叛变降于也先，悉以中国虚实告知。惟锦衣卫校尉袁彬陷于敌阵，也先使之服侍英宗，不离左右。十六日，英宗命袁彬作书，遣千户梁贵送示怀来守臣，言被俘状，且索金帛。”败耗传至京师，百官皆集阙下痛哭。太后及皇后钱氏尽括宫中金宝、文绮等，送至也先营中，以赎取英宗。也先俘获了英宗，大喜过望。他以英宗作人质，要挟勒索明廷，口头上声称要送英宗回京，实际是准备大举进攻。

在八月十五日，明军被围土木堡时，李贤与刑部员外郎项忠在战乱之中亲见邝大人、曹大人被马冲倒，乘乱伏于深草之中。半日，忽见众兵拥着了圣上而去。李贤二人欲出夺救，奈无寸刃在身，只得咽呜泣下。待敌兵远去，二人摘些嫩草充饥。白天藏身于深草茸壑之中，到夕阳落山夜幕降临，则借着月光奔走，走了五天五夜，行得足破皮穿，衣衫褴褛，才赶到宣府（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城下。两人来到城墙下，已面目全非，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们害怕守关军兵不能认识，打下矢石，遂将身上已经破烂的明朝官服拿在手中晃动。守城军兵见是从前方逃回来的官员，方才放下篾箩，把他们拉到城上，派人用眠车护送二人于九月回到了北京。当时有幸逃回的官员还有大理寺右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少数几个人。李贤称此次战场遇险为人生第一难——“初遭土木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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