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二 二里头遗址Ⅴ M22 平面图

1. 陶平底爵 2、4. 陶豆 3、6. 陶觚 5. 陶折沿盆 7. 陶单耳鼎 8. 陶 9. 陶蛋形瓮 10. 陶高领罐 11.铜铃 12、13. 绿松石大扁珠 14. 贝

75YLⅥK3（ⅥKM3），三期墓葬，随葬青铜器5件、玉器4件、石磬1件、绿松石片镶嵌牌饰1件，在死者头部发现有骨串珠1串、绿松石珠2枚，旁边有海贝3枚［3］。（图三）

图三 二里头遗址Ⅵ KM3平面图

1. 铜钺 2. 铜戈 3. 玉柄形器 4. 铜爵 5-8、22. 圆陶片 9. 铜圆泡形器 10. 陶盉 11. 玉戈 12. 玉铲 13. 玉璧戚 14、15. 绿松石三角形饰 16、17.铜圆形器 18. 骨串珠19、23、24.贝 20. 绿松石 21. 石磬

图四 二里头遗址Ⅲ KM10平面图

1、2. 绿松石扁圆形饰 3、4. 绿松石管 5-7. 圆陶片 8-14. 朱砂或漆片痕迹

ⅢKM10，三期墓葬，随葬多件漆觚，死者头部有绿松石珠2枚，绿松石珠下方有绿松石管1件，另1件绿松石管在死者腰部［4］。（图四）

80YLⅤM3，三期，随葬陶爵、陶盉、陶盆、陶罐等陶器6件，玉钺、玉璋、尖状玉饰各1件，在墓室中部偏北处出土绿松石珠2枚，并列放置。（图五）80YLⅥM6，四期，随葬陶盉、陶罐、陶甑各1件，圆陶片2件，墓主人头前有绿松石珠1枚［5］。

图五 二里头遗址YLⅤ M3平面图

1. 陶爵杯 2. 陶盉 3. 玉钺 4、5. 玉璋 6. 绿松石管（2 个） 7. 玉尖状饰 8. 圆陶片 9. 单耳罐 10、12. 陶罐 11. 陶盆 13. 人骨

81YLⅤM4，二期，随葬陶盉1件，圆陶片2枚，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1件，铜铃1和玉铃舌1套，玉柄形器1件，漆器5件，“在墓主人颈部”出土两枚绿松石管，“当是串绳系颈部作为装饰之用”［6］。（图六）

图六 二里头遗址81YLⅤ M4 平面图

1、7. 圆陶片 2、3. 绿松石管 4.陶盉 5.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 6.玉管状物 8. 铜铃 9-13. 漆器 12. 玉柄形器

82YLⅨM2，二期，随葬爵、盉、尊、鼎、盆、罐等陶器6件，蚌器1件，绿松石饰1件。82YLⅨM4，二期，随葬铜铃、玉铃舌1套，玉钺1件，绿松石饰2件。82YLⅨM11，三期，随葬玉石斧1件，圆陶片1件，绿松石珠1枚。82YLⅨM15，二期，随葬陶爵、盉、尊、鼎、盆各1件，绿松石珠2枚。82YLⅨM20，二期，随葬爵、鬶、尊、豆、盆、皿、罐等陶器8件，圆陶片1件，2颗绿松石珠置于死者下颌骨处［7］。

84YLⅥM11，四期，随葬有铜爵1件，铜铃、玉铃舌1套，绿松石片镶嵌铜牌1件，玉戚、圭、刀各1件，玉柄形器3件，陶盉、爵各1件，圆陶片4件，漆盒1件，死者颌下随葬绿松石珠2枚，旁边有贝壳相伴［8］。（图七）

图七 二里头遗址84YLⅥM11平面图

1. 铜爵 2. 铜铃 3. 玉圭 4. 玉刀 5. 玉戚 6. 玉铃舌 7. 铜牌饰 8、9. 海贝 10-13. 贝14-18、23. 圆陶片 19、24、28. 玉柄形器 20. 陶爵 21、22. 陶盉 25. 绿松石 26.漆盒 27. 扇贝壳

87YLⅥM57，四期，随葬铜器4件（爵、铃、刀、牌饰）、玉器8件（刀、戈、柄形器、铃舌、月牙形器、笄）、石铲1件，漆觚，陶器4件（罐、盆、盉、簋），圆陶片5件，死者头部有绿松石珠2枚，并有穿孔货贝相伴［9］。（图八）

图八 二里头遗址87YLⅥM57 平面图

1. 铜爵 2. 铜刀 3. 铜铃 4. 铜牌饰 5-7. 玉柄形器 8. 石铲 9. 玉刀 10.月牙形玉器 11-15. 圆陶片 16. 圆腹陶罐 17. 卷沿陶盆 18. 陶簋 19. 陶盉 20、24. 贝壳 21. 玉戈 25. 玉铃舌 22、23. 绿松石珠

2002ⅤM3，中年男性，随葬品丰富，包括铜器（铜铃1件）、玉器（鸟首玉饰1件，铃舌1件）、漆器（数量和种类较多，分布在墓室四周，可辨器形有觚、钵、勺等）、白陶器（斗笠状器3件）、灰陶器（包括爵、盉、尊、鼎、豆、盆等10余件）、海贝（约90余枚），尤其是放置在死者身上的用白玉和绿松石镶嵌而成的“中国龙”最为令人震撼，龙身长达64.5厘米，镶嵌各式绿松石片有2000多片。死者头部有一组3件斗笠状白陶器，“顶部圆孔处各有一穿孔绿松石珠，估计原应有连缀二者之物”，“可能为头饰或冠饰组件”。颈部贝壳，应为项饰。头骨近旁有绿松石珠2枚（色白，圆润。未经科学检测），应是耳饰［10］。（图九，图一〇）

图九 二里头遗址02ⅤM3平面图

1-3. 斗笠形器 4、31-33、35、37. 绿松石珠 5. 绿松石龙形器 6、26、29. 豆 7. 平底盆 8、9、30. 盉 10、18、19. 高领尊 11、27. 螺壳 12. 鼎 13. 玉鸟形器

14、20、21. 圆陶片 15. 圆形圜底漆器 16. 漆匣 17. 器盖 22. 铜铃 23. 铃舌 24. 爵25. 平底盆28. 海贝串饰34. 漆觚36. 漆勺

图一〇 二里头遗址02ⅤM3随葬耳饰（M3 ∶4、37）

上述墓葬中发现的绿松石珠，皆系采用块粒状绿松石矿料，经切割、磨制、钻孔、抛光而成，形状不甚规则，但抛磨精细，色彩艳丽，自然纹路（所谓铁线）也十分漂亮。它们一般成双出现，其纵向穿孔可穿绳系挂，显然应该是装饰品。由于它们往往出土于死者头部旁侧或颌下等部位，推定为耳饰（今俗称耳坠）或项饰比较合理。有的绿松石珠与穿孔贝壳共存，可能是组合装饰物。（图一一）

图一一 二里头遗址墓葬随葬绿松石珠

1. ⅣM26∶7、6 2. ⅨM20∶11 3. ⅤM22∶12、13 4. ⅤM3∶6（二珠同号） 5. ⅥKM3∶14、15 6. ⅤM4∶2、3 7. ⅥM57∶22 8. ⅢKM10∶2、1

二 拥有者身份讨论

根据现有资料，二里头遗址使用绿松石耳饰的墓葬，其时代跨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即绿松石耳饰的使用，与死者所处年代无关。

随葬绿松石耳饰的墓葬，分布于二里头遗址的Ⅲ、Ⅳ、Ⅴ、Ⅵ、Ⅸ区，即散见于宫城内、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但是否使用绿松石耳饰，与使用者的职业、氏族有何对应关系，目前尚不十分清楚。

使用绿松石耳饰是否与性别有关？由于二里头遗址墓葬中（尤其是所谓“朱砂墓”）人骨保存状况不好，人骨性别鉴定不充分，不能完全掌握随葬绿松石耳饰者性别，因此这个问题有待将来更多考古资料去验证。

绿松石耳饰常见于拥有铜器、玉器的高等级墓葬中。但是并非所有贵族墓均使用绿松石耳饰。如1984年在Ⅵ区祭坛（84YLⅥF1）发现的7座墓葬中，其中M9墓圹长2.4米，宽0.9米，随葬有铜爵、铜斝、陶盉、陶罐、陶簋、陶器盖各1件，陶大口尊2件、圆陶片3个、漆觚1件、玉柄形器1件、鹿角1段、贝约70枚等。从墓葬面积和随葬品看，属等级较高的贵族墓，但是却不使用绿松石耳饰；又，80YLⅢM2随葬有铜爵、刀各2件，玉圭、钺各1件，陶盉、爵、盆各1件，圆陶片4件，漆器多件，另外有绿松石片、云母片“散置于棺内”，不见绿松石珠饰［11］。另如2002ⅤM4，墓圹长2.15米，宽0.92米，二期，随葬有爵、盉、罐、豆、盆、尊、皿、鼎等陶器13件，圆陶片1件，漆器7件，亦不见绿松石器［12］。

而在Ⅸ区一些仅仅随葬陶器的小墓中，却有绿松石饰件。如82YLⅨM2随葬陶爵、盉、尊、鼎、盆、罐及蚌器各1件，绿松石饰1枚；82YLⅨM15随葬陶爵、盉、尊、鼎、盆各1件，绿松石珠2枚；82YLⅨM20随葬陶爵、鬶、尊、豆、盆、皿、圆陶片各1件，陶罐2件，绿松石珠2颗；82YLⅨM11随葬石斧1件、圆陶片1件、绿松石珠1枚［13］。

可见，同一墓区里的墓葬，有的使用、有的不使用绿松石耳饰。等级高的墓葬未必使用绿松石耳饰，等级低的墓葬却常见绿松石耳饰。即是否使用绿松石耳饰，并不一定与墓葬等级（死者社会地位高低）相关。但没有其他随葬品而单独使用绿松石耳饰者，迄今未见。易言之，在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墓葬中，使用绿松石耳饰者，只是少数。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在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佩戴绿松石耳饰者，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一般至少拥有陶质酒礼器），而非社会底层人士。

三 称名考订

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珠饰，如何称名？我认为可以根据商代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予以推定。

殷墟甲骨文有字，或作，学者释读为“良”。殷墟卜辞“良”字是象形字，为学者共识。白玉峥指出，良“字为象形，殆无可疑，惟所象何物，则颇有可商”［14］。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窖藏坑H3出土甲骨中有几条卜辞［15］，揭破“良”字之谜。（图一二）

图一二 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刻辞卜甲H3∶14

乙已卜：叀璧，用。（《花东》475.2）

乙已卜：叀良。（《花东》475.3）

乙已卜：又（有）（），叀之畀丁，䋙五。（《花东》475.4）

以上为同版卜辞。“良”与璧、等玉器对贞，则“良”也是玉器之属可知。

刘一曼先生等根据《花东》卜辞中“良”字的字形与辞例，考订“良”为玉器“琅”。指出：“花东H3的良字作形，中部的，象征该玉器为圆形。玉珠是较小的圆形玉饰，人们披戴时需用细线将其连缀，可能就是表示柔软的细丝线之形。”“一些玉器的名称，在典籍中常省去玉旁，如璋作章，珪作圭。再者，从古音而言，良、琅二字同属阳部，来母，为双声叠韵，可以通假。所以我们认为良即‘琅’。”［16］其说可从。

陕西长安县大原村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器“乙卯尊”［17］，其铭文云：“乙卯，子见（献）在大（太）室。白□一、䋙琅九，㞢（侑）百牢。……”其“琅”字从玉从（良），可证“”为琅字初文说可信。（图一三）从该尊铭文“白”字下面漫漶不清字的残留字迹和占地范围并参考卜辞类似文辞看，以为璧（）或戈字比较可能。

图一三 陕西长安出土商末“乙卯尊”铭文拓本

王慎行认为乙卯尊铭文中琅字，“左从玉，右从良……字当释为‘琅’”。“䋙琅系指耳垂珠玉，即用珠玉做成的耳环，今俗称耳坠子，属耳饰之类”［18］。李学勤说乙卯尊铭文中“琅”是“似珠的琅玕”。其说采自《说文》云：“琅，琅玕似珠者。”“玕，琅玕也。从玉干声。《禹贡》雝州球琳琅玕。”［19］

按“乙卯尊”铭文“琅”字从玉，则琅应为玉器。据《尚书·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孔传云：“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孔疏云：“《正义》曰：琅玕，石而似珠者。”

总之，琅为玉或似玉美石所制装饰品。其形体大致为圆珠状，有纵向穿孔可用丝绳悬挂或用丝线缝缀。

前举《花东》卜辞475.3、475.4中，提及礼物中既有琅又有䋙，是琅、䋙有别。而“乙卯尊”铭文“䋙琅”并列，知二者虽有不同却有联系。

甲骨文有“䋙”字，从耳从系作，或省作。丁山说：“字象以绳系耳形，殆即䋙字。”于孝定也说“其初意盖为以绳系耳”，姚孝遂则说：该字“从‘耳’从‘系’。……隶可作‘䋙’。”［20］刘一曼、曹定云说：殷墟“《花东》H3四条‘䋙’字的卜辞，均应释作‘珥’”。“甲骨文的䋙字，省去丝线下所缀之玉珥，只存丝形。我们认为，䋙字本义作珥，是可信的。”［21］

笔者认为，学者说“䋙”字乃象以绳系耳之形，甚是。

那么，卜辞之“䋙”，又为何物？

丁卯，贞：王其爯（琡）、䋙……燎三牢、卯三大牢于……（《合》32721）

丙卜：叀子（，或释圭）用眔䋙爯丁。用（《花东》203.11）

丙寅卜：丁卯子劳丁，爯黹一、䋙九，在。来狩自斝。（《花东》480.1）

乙巳卜：有，叀之畀丁，䋙五。用（《花东》475.4）

可见，䋙为献礼之物，与琡、、戈等玉器，可并列而言，身价不菲。

殷墟后冈圆形祭祀坑不仅有珍贵的青铜器、玉石器、骨器和大量海贝，还有成束的丝线、丝绳等。表明丝线、丝绳等物也是贵重物品［22］。

《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厥篚玄纁玑组。”孔传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贡之。”孔疏：“正义曰：《释器》云：三染谓之纁。”《礼记·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孔颖达疏曰：“藻，谓杂采之丝绳，以贯於玉，以玉饰藻，故云玉藻也。”谓帝王冠冕上的垂饰，用彩色丝线串联玉珠制成。

综上可见，经过复杂工艺染色处理的丝线（包括丝织品），是很珍贵的产品，在礼仪活动中可以与玉器比肩。商代的“䋙”，应该就是这样的丝制品，本身可以作为一种耳饰单独使用，故殷墟卜辞中“䋙”单列，与玉器并举；也可以与玉器搭配使用，如商代铜器铭文中“䋙”“琅”并列而言。

《诗·卫·淇奥》曰：“有匪君子，充耳琇瑩，会弁如星。”郑笺：“充耳谓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诸侯以石。……琇，《说文》作琇，云石之次玉者。”高亨说：“充耳，塞耳。琇，美石。瑩，玉色光润。古代贵族冠的左右两边有丝纯垂到耳旁，当耳之处系着一块玉石，就是充耳，玉石下还垂着长穗。会，借为璯（《隋书·礼仪志》引作璯），缀玉于冠缝也。”［23］就是说，周代贵族有冠饰曰“瑱”，系用丝绳系挂于耳旁的装饰物。因其遮护于耳部，因此称作“充耳”。其坠饰或用玉或用美石。

殷墟墓葬也常见绿松石耳饰（详后），其形制基本符合商代文字“良”“琅”所象之形，绿松石珠之功用符合商代“琅”为耳饰之性质，绿松石珠之材质符合所谓“琅”乃类玉美石（广义玉）之说法。因此，商代的“良”“琅”，以推定为绿松石串珠和玉珠为宜。它用彩色丝绳系挂于耳上为饰，即所谓䋙琅［24］。

依此前推，二里头文化墓葬所见的绿松石珠耳饰，可以按照商代名称，叫做“琅”，连同其系挂之丝绳，可合称“䋙琅”。

四 生产制造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可知，二里头遗址所见绿松石珠饰件，应该是本地制造品。2004年，在二里头宫城南手工业作坊区发现一座绿松石料坑（编号04ⅤH290），约属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坑内出土数绿松石原料、废料、半成品、石核等3996件，还有残次品5件。（图一四）经钻探和试掘，又在周围地层、灰坑、水井中发现一些绿松石料、废料、成品和半成品，还有砺石等生产工具30多件，证明该区域系属当时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其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附近发现的一些小型房址，可能与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有关。上述绿松石作坊的存续时间为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25］。

图一四 二里头遗址04YLⅤH290 出土绿松石料

而早年在二里头遗址第Ⅳ、Ⅴ、Ⅷ区的发掘中，于地层、灰坑中屡屡发现绿松石珠和绿松石片等绿松石制品。（图一五）

图一五 二里头遗址地层和灰坑出土绿松石珠

1. Ⅱ·ⅤT111⑤B∶6 2. Ⅱ·ⅤT119⑤ ∶4 3. ⅣT24⑤B∶6 4. Ⅱ·ⅤT116④ ∶78 5. Ⅱ·ⅤT116④ ∶77 6. Ⅱ·ⅤH124∶3 7. Ⅱ·ⅤT116④ ∶32 8. ⅣH22∶1 9. Ⅱ·ⅤT117④∶3 10. Ⅱ·ⅤH158∶5 11. ⅣT20④∶31 12. ⅤT212②∶1 13.ⅣT20③∶8

一期地层出土绿松石珠4枚。为圆柱体或扁圆形，纵穿一孔。标本Ⅱ·ⅤT111⑤B∶6，长1.25厘米。标本ⅣT6⑦∶1，长0.7厘米。

二期地层出土绿松石珠2枚，扁柱体，纵穿一孔。标本Ⅱ·ⅤT119⑤∶4，长1.8厘米。标本ⅣT24⑤B∶6，长、宽均1.1厘米。此外还有3片绿松石片。

三期地层和灰坑中出土绿松石珠10件，多呈长圆形，两端齐平，有的纵穿一孔。无孔者为长圆形。穿孔珠有：标本Ⅱ·ⅤT116④∶78，三角柱状，长3.8厘米；标本Ⅱ·ⅤT116④∶77，长圆柱状，长3.95厘米；标本Ⅱ·ⅤH124∶3，短圆柱状，长2.4厘米；标本Ⅱ·ⅤH158∶5，扁平体，长3.75厘米，宽2.1厘米；标本ⅣH22∶1，体扁薄，长2.2厘米，宽1.9厘米；标本Ⅱ·ⅤT117④∶3，残长1.8厘米，宽2厘米；标本Ⅱ·ⅤT116④∶32，长1.8厘米，宽1.85厘米；标本ⅣT17②∶10，长0.6厘米，宽0.4厘米。另有各式绿松石片13片。

四期地层出土绿松石珠6枚，呈扁圆形或方柱形。标本Ⅱ·ⅤT106③∶7，扁圆体，长2.1厘米，宽1.3厘米；标本ⅣT20④∶31，扁圆体，长0.8厘米；标本ⅤT212②∶1，近三棱体，长0.9厘米；标本ⅣT20③∶8，扁圆形，长0.6厘米。此外，还有穿孔方板1枚，穿孔坠饰1枚，细棒1枚，绿松石块2件，绿松石片2件［26］。

出土绿松石珠的地层单位Ⅱ·ⅤT106、T111、T113、T116、T117，H124、H158位于宫城东南部、四号宫殿南面。ⅣT19、ⅣT20、ⅣT23、ⅣT24、ⅣT26在铸铜遗址东部；ⅣT10、T12、T17在铸铜遗址西南部；ⅣT6在铸铜遗址北部。H22、H57均属铸铜遗址。ⅤT212在一号宫殿西南方约50余米处，大致位于手工业区（工城）北墙内侧。ⅧT13在一号宫殿西北近旁（约宫城西侧路西侧）。（图一六）

图一六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器作坊址分布图

可见，频繁出土绿松石珠的地层单位主要集中于宫城内东南部的四号宫殿南面，工城南部铸铜遗址周边。这二处地方应该属于绿松石作坊所在地。考虑到绿松石料坑ⅤH290的位置在工城北墙内侧不远处，则距离此坑将近150米的ⅤT212也是绿松石作坊点之可能性极大。至于一号宫殿西北的ⅧT13是否也是绿松石作坊点，因属孤例不能确认。

现有考古资料还表明，二里头绿松石制造业，与制玉、制骨、铸铜等其他手工业有密切关联，既生产某些独立产品，如绿松石珠，还生产一些配件产品，如铜器和其他制品上的镶嵌物。就工艺技术而言，后者的技术更为复杂、高难。

五 源流考订

二里头文化绿松石䋙琅之渊源，可追溯到我国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在山东临朐西朱封龙山大墓M1中，墓主人左颈肩连接处有一枚绿松石坠，另外在左胸下有一枚绿松石珠。可能是首饰或项饰。龙山大墓M202，墓主人左侧有玉簪2枚，嘴部、左肩部各有1枚绿松石珠，另外在左右髌骨也各有1枚绿松石珠。在头骨与玉簪之间，有680多件绿松石片，形状有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和不规则形等，附近有凌乱的红色彩绘。笔者从以上宝玉石器的布列情况推测，死者著冠，冠上镶嵌绿松石片。发间插有玉簪两支。从其玉簪等被甩向头的左方看，其嘴角的绿松石珠应该是右耳饰，左肩的绿松石珠应该是左耳饰。该墓还出土有绿松石串饰1套，由19枚大小不等的绿松石珠、1枚绿松石坠组成。应该是项饰，可惜出土位置不明。（图一七）M203，在死者头部分布有一组绿松石片（M203∶81）约27片，应为冠饰；颌下和左头旁，分布着4枚绿松石珠（M203∶19-22），另外在脚部也有1枚绿松石珠（M203∶23）［27］。（图一八）死者头顶发现红彩，发掘者推测与绿松石片、珠有关联。笔者认为可能是冠上纺织品色彩。

图一七 山东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M202 出土绿松石珠

图一八 山东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M203 出土绿松石珠

图一九 西安老牛坡遗址M39

1-13. 海贝14-16. 绿松石珠

在西安老牛坡遗址龙山文化墓葬中，共出土绿松石珠、块25件，“大都散置于死者的头部或胸部”，绿松石珠“中穿有孔，可以穿系，应是串饰品”。绿松石块形状不一，无孔，有的大小不及1厘米。其中，墓葬M38死者头部周围均匀散布有海贝11枚，应属冠饰。肩颈处有绿松石珠多枚。应为耳饰或项饰。M39死者两耳侧下方各发现绿松石珠1枚，另在颌下也发现绿松石珠1枚，应该分别是耳饰和项饰。头周围散布的海贝应是冠饰［28］。（图一九）

更早，在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墓葬中也常见绿松石坠饰和耳饰。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Z1M23墓主人头部左侧出土绿松石坠饰1件，梯形，长5.2厘米，宽3.8厘米。“应为耳部或颈部的坠饰物”。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Z4M2，墓主人为一成年女性，年龄在40～45岁，随葬绿松石耳饰2件，1件出自墓主人下颌骨处，1件出自墓主人头部左侧下方。（图二〇）皆为半圆形，形制尺寸相同，径长2.6厘米，高1.5厘米，厚0.2厘米。（图二一）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M4，墓主人为成年男性，年龄在40～45岁，属于中心大墓，随葬绿松石耳饰2件，出自墓主人下腹部。其形制与Z4M2内出土的2件完全一致［29］。有专家指出：从随葬状况看，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M4是目前所知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中心大墓，墓主人身份特殊，墓内随葬玉器具有独特的标志性功能，所出的2件半圆形绿松石耳饰并不常见，但与第二地点Z4AM2内出土的2件形制完全一致，两座墓葬之间应具有内在联系，这表明绿松石耳饰具有明确的专属性［30］。

图二〇 牛河梁N2Z4M2 平面图

图二一 牛河梁N2Z4M2 出土绿松石耳饰

延至商代，绿松石耳饰依然流行。1953年安阳殷墟大司空殷墓出土绿松石珠5枚，M256出土1枚，M289出土4枚，均发现自死者胸部。另有绿松石片数十片，出自M256、M303等，均在死者头部，“可能是冠的装饰品”［31］。死者胸部的绿松石珠，可能是项饰，也可能是耳饰——有丝线连缀的绿松石珠有可能落于胸前。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至少10座商代墓葬随葬绿松石饰件。其中M205死者颈部左右各1枚绿松石珠。（图二二，图二三）M17左耳外侧出土绿松石珠1枚。M688死者头骨旁和腰坑内各有绿松石珠1枚。M36胸部有绿松石珠1枚［32］。

图二二 安阳孝民屯商代墓葬M205 平面图

图二三 安阳孝民屯商代墓葬M205 随葬绿松石珠

总之，兴起于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绿松石耳饰，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得到进一步发扬，成为夏商时代的一种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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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69.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124-125.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J］.考古，1976（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241.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241.

［5］［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3（3）.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1984（1）.

［7］［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J］.考古，1985（12）.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J］.考古，1986（4）.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1992（4）.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J］.考古，200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1999-2006［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998-1006.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1999-2006［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1007-1011.

［14］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6：3355.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16］［21］刘一曼，曹定云.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考释数则［C］//考古学集刊（第16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7］陈贤芳.父癸尊与子尊［J］.文物，1986（1）.铭文著录见《殷周金文集成》6000；或称“子黄尊”，曾被误断为西周早期铜器。

［18］王慎行.论乙卯尊的时代及相关问题［J］.文博，1987（2）.

［19］李学勤.沣西发现的乙卯尊及其意义［J］.文物，1986（7）.

［20］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6：653姚孝遂按语3.

［2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77.

［23］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80.

［24］杜金鹏.说䋙琅——殷商玉器称名考之三.待刊.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J］.考古，200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1999-2006［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337-338.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67、119、234、329-330.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临朐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编著.临朐西朱封——山东龙山文化墓葬的发现与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156、172、187、192.

［28］刘士莪编著.老牛坡［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49、56.

［2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108、202、406.

［30］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583.

［31］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5（第九册）.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孝民屯（四）殷商遗存·墓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35、437、737、837.

（作者：杜金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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