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毕业后，徐苹芳先生被分配至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助教。1956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85年后历任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还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考古学科规划小组组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燕京学报》副主编等职。

徐苹芳先生在城市考古、宋元考古、汉代简牍研究等领域有极高建树，也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徐苹芳先生为历史文化名城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奔走呼吁，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

仅以此文纪念徐苹芳先生。

徐苹芳先生的学术生平

徐苹芳先生是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最早的考古学本科生之一。彼时，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聚集了一大批卓有建树的中国考古学精英，夏鼐、裴文中、安志敏、郭宝钧、苏秉琦、宿白、郑振铎、徐邦达、阎文儒、唐兰、王振铎等先生均在此任教，课程涉猎的时间上起旧石器时期、下迄宋元，内容包含考古学、古文字学、博物馆学、美术史、建筑史、雕塑史、古代家具等方方面面[2]。徐苹芳先生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得以广泛、深入地学习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知识，对未来其学术研究及文物古迹保护实践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徐苹芳先生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来源：北京大学档案馆藏[3]

徐苹芳先生研究领域广博，在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特别是宋元考古、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汉代简牍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等方面有极高建树，担任社科院考古所所长期间，徐苹芳先生还曾组织建立“文明起源课题组”，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工作之始。徐苹芳先生著有《居延汉简甲乙编》（合著）、《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案》、《明清北京城图》等论著，留有丰厚的学术成果。先生去世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019年间，历时7年相继出版《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全二册）和《徐苹芳文集》，后者含《明清北京城图》《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丝绸之路考古论集》《考古剩语》五种。该社接下来还将出版徐苹芳先生未刊稿，包括《元大都考古序论》《宋元明考古讲义》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于2017年出版“徐苹芳北京文献整理系列”，含《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残本）》《辽金蒙古时期燕京史料编年·元大都创建史料编年》《辽金行记九种·辑本揽辔录》《辑本析津志》等四种。[4]

图/徐苹芳先生部分专著书影

徐苹芳先生特别注重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乐于鼓励和帮助后辈。自在社科院工作期间起，徐苹芳先生除田野和科研工作外，便开始承担教学任务，培养了多名历史时期考古、城市考古方向的研究生。20世纪80年代起，受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先生的邀请，徐苹芳先生开始在北大讲授“宋元考古”课程，退休后被聘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时期考古学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大多都从不同程度受教于先生。徐苹芳先生最早提出了“宋元考古”这一概念，得到了夏鼐、宿白等先生的支持，破除了“古不考三代以下”的陈旧观念。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时，徐先生在其中列入了“宋辽金元考古”的长词条，最先把宋元考古的最主要特点揭示了出来[5]。在北大考古系教学期间，徐苹芳先生直接促成了宋元考古、城市考古、陶瓷考古等方向的学科建设，为历史时期考古教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2009年徐苹芳先生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授课期间[6]

徐苹芳先生的学术影响力不仅限于中国大陆，1986年先生受鲁斯（Lucc）基金会之邀访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美术考古系，1999年受聘为台湾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其参与合编的专著《中国文明的形成》英文版也于2005年在美国出版。这既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徐苹芳先生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方面的认可，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大陆与国际社会的学术交流、表达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及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古今重叠型历史城市的研究与保护

“

我可以预言，若干年后，一个城市中有没有保留自己历史发展的遗痕，将是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的表现。

”

——南方文物《徐苹芳先生访谈录》， 2007年[7]

宋元明城市考古与研究是徐苹芳先生持续时间最长、产出成果最多的领域，先生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历史城市是最能综合体现中国古代文化的遗产类型。作为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先生生前一直致力于历史城市文物古迹保护工作，21世纪以来，徐苹芳先生极力呼吁妥善处理历史城市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做出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为历史城市的保护奠定了重要基础。先生特别对北京老城保护曾提出大量建设性意见，被称为北京城的“保护派”。

█ 城市考古和科学研究是历史城市保护的基础

“

加强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必须开展对每个历史文化名城本身的历史和古代规划特点的研究，减少在保护管理工作中的失误和盲目性。

”

——徐苹芳，《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古代城市规划及其保护》， 2001年[8]

充分的城市考古和科学研究是历史城市保护的基础。徐苹芳先生在城市考古领域的工作以北京城为起点，研究对象多为历史悠久的古今重叠型城市。

徐苹芳先生早期的历史城市研究是跟随侯仁之、宿白、赵正之等先生进行的。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徐苹芳先生曾跟随侯仁之先生参与过金中都遗址考察，这是徐先生涉猎古代城市研究之始。进入社科院考古所工作后，徐苹芳先生常往清华大学旁听中国建筑史课程，由此结识了其在元大都研究上的引路人赵正之先生。1957年5月，赵正之先生作为北京市文物局文物调查研究组负责人率队踏查元大都遗迹，徐苹芳先生便参与了此次调查和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赵正之先生因健康原因难以继续整理和发表元大都的研究成果，遵从宿白先生的建议，徐苹芳先生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内对赵正之先生进行了多次采访，将赵正之先生的口述整理形成《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一文，是后续开展元大都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1962年，徐苹芳先生又在侯仁之先生的指导下绘制了明嘉靖末年至崇祯时期的北京城平面复原图，复原图以民国《实测北平市内外城地形图》为底本，充分参考了《乾隆京城全图》《明宫史》《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宛署杂记》等大量史地文献，为日后元大都的复原奠定了重要基础。

图左/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9]

图右/徐苹芳先生记录赵正之先生口授元大都研究主要论点[10]

20世纪50-60年代的北京城市史研究中有一个引发激烈讨论的问题，即永定门城楼至钟楼间主要建筑构成的明清北京城中轴线和旧鼓楼大街及延长线，到底哪条是元大都的中轴线。朱国祯《涌幢小品》（1609）中关于“十五年，改建大内于东，去旧宫可一里许，悉如南京之制”的记载给元大都中轴线位于明清北京中轴线之西的说法留下了空间，奉宽《燕京故城考》（1929）、朱偰《元大都宫殿图考》（1936）、侯仁之《北平历史地理》（1949）、王璞子《元大都城平面规划述略》（1960）等都支持旧鼓楼大街一线是元大都中轴线的观点。赵正之先生则指出文献中提到的“旧宫”应为燕王府而非早已被拆除的元大内，且举出旧鼓楼大街南向正对中山公园金元时期古柏林的证据，认为其不可能是元大都中轴线。赵正之先生提出的“大都中轴线即明清中轴线，二者相沿未变”观点引发了极大争论。

徐苹芳先生在赵正之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带领考古队通过全面的考古钻探和多方考证，弄清了元大都的街道布局，从而论证复原出了元大都的平面布局。在这一过程中，考古队对旧鼓楼大街及其南延至陟山门大街一带进行了多处考古钻探，均未能发现元代路土，反而在地安门大街一线、景山北墙外发现了一段宽达28米的南北向元代路土。经与《析津志》等史料中记载的元代街道宽度相对比，徐苹芳先生认为这就是元大都中轴线所在的大街。此外，考古队还在景山公园寿皇殿发现了元代厚载门的夯土基础，更加对这一论断进行了佐证。

由此可见，徐苹芳先生领导进行的考古工作，打破了以往只有文献工作时对明清北京城几何中线旧鼓楼大街一带是元大都中轴线的论断，证实了赵正之先生提出的“元大都中轴线即明清中轴线”的说法，将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提前了一百年。当下，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历时七百余年形成和丰富起来的北京中轴线是东方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是北京城市规划的重要依据，也是古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历史见证及传统文化的活的载体。徐苹芳先生早年参与、领导的北京元大都考古和研究对今日北京中轴线的历史、价值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图/ 1975年10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派杨伯达、单士元、李怀瑶、王剑英、徐苹芳5位专家到凤阳明中都调查[11]

图/ 2000年徐苹芳先生在扬州唐宋城东门遗址考察[12]（左三为徐苹芳先生）

图/2008年徐苹芳先生考察成都江南馆街唐宋遗址[13]（左三为徐苹芳先生）

1964年起，徐苹芳先生正式参与、主持或指导了元大都、金中都等多处历史城市的考古勘察和发掘工作，完成了大量城市规划史和城市平面布局复原研究。除元大都、金中都等国家政治中心城市的田野考古和复原研究外，徐苹芳先生的视野也扩展到了扬州、临安等地方性城市。徐苹芳先生在宋元明城市领域的研究不仅涵盖了多地域、多层级的不同城市，为中国宋元明时期城市规划特点总结了一般规律，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确立了一套古今重叠型城市的研究方法。

“

我们研究这种类型的城市考古……为这个城市保留它自身的历史遗迹提供了科学依据。

”

——徐苹芳，《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 1998年[14]

古今重叠型城市地层中保留的历代遗痕是历史城市发展的见证，徐苹芳先生终其一生在该领域所做的工作，就是层层剥离覆盖在历史遗痕之上的现代痕迹， 为历史城市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这也是古代城市考古工作的重要现实意义之一。

“

找出在街道布局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类建置的痕迹，结合文献记载，加以论证复原……是进行唐宋以后古今重叠类型城市考古时所使用的主要方法。

”

——徐苹芳，《元大都枢密院址考》

徐苹芳先生一直以兼通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而著称于学界[15]，这不仅体现在先生对汉代简牍研究之深、运用汉代简牍复原古代社会之熟练，也体现在其对历史城市的研究中。先生在历史城市研究中 始终坚持田野工作与文献史料相互结合、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这首先是因为先生的研究对象大多为古今重叠型城市，早期城市遗迹大多数被叠压或打破，大规模、完整的考古发掘工作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有限的田野工作基础上，必须辅以充分的文献研究，才能对城市的规划史和平面布局进行有依据的推测和还原。其次，这种田野和文献相结合研究方法的形成也与先生求学期间受到的学术影响以及在田野和文献学两方面打下的坚实基础分不开。

在历史时期考古学和历史城市研究方面，徐苹芳先生受宿白先生影响最大。宿白先生十分注重二重证据法，在整理田野成果的同时大量征引相关文献，强调通过田野调研和文献研究来还原古代社会的面貌。1954-1955年徐苹芳先生赴河南洛阳实习时，发掘整理了洛阳中州路、洛阳东周王城和汉河南县城的考古遗迹和遗物，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宋元时代的火葬》，开始了终其一生从事的宋元明考古研究工作。徐苹芳先生在研究元大都时对《析津志》这一史料的重视也是经过宿白先生的提点和建议，根据宿先生的老师赵万里先生旧藏和宿先生曾编目的李盛铎旧藏中的《永乐大典·顺天府》钞本，提取了很多引自《析津志》的内容。徐苹芳先生和宿白先生既是师生、也是挚友，此后几十年中，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在学术上对彼此产生了深切的影响。

图/徐苹芳《宋元时代的火葬》[16]

在文献学方面，徐苹芳先生受邓之诚先生（字文如）的影响较大。在《忆邓文如先生》一文中，徐先生回顾了在邓之诚先生重编《中华二千年史》第五卷明清史过程中师生二人的交流和互动，邓先生特别给徐先生讲授了“如何鉴别史料”这个专题，“以丰富的例证，阐述了他积累多年的鉴别史料的方法和经验”[17]，使徐先生受到了很大的收益。

图/ 《忆邓文如先生》书影[18]

基于对田野文献二重印证研究方法的重视，徐苹芳先生在日后的研究特别是历史城市研究中，做了大量广泛且深入的基础文献工作。上世纪 50年代末，先生便在未能广泛流传的北京史地文献《宛署杂记》中发现了与北京城平面规划布局、土地经济、岁时风土等相关的史料证据，发表《“宛署杂记”中的北京史料》（1959）一文。此后，徐苹芳先生围绕元大都进行的《元大都枢密院址考》（1989）《元大都御史台址考》（1993）等研究中均表现出文献史料与遗迹发现相互补充和印证的研究思路。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学术论文集《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更表现出先生对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古材料娴熟的运用。

徐苹芳先生一生围绕北京城历史文献的探索和梳理最终整理形成《徐苹芳北京文献整理系列》出版，展示出深厚的文献功底。先生对北京城文献史料穷尽且有条理的收集和整理，不仅是其自身的学术成果，更为后辈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资料， 对历史城市的研究和保护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 历史城市保护思想

应厘清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是我国历史城市保护重要的制度保障，2007年4月《条例》专家论证期间，徐苹芳先生从对“历史文化名城”概念界定不清的角度，指出该《条例》是十分不成熟的。先生认为《条例》完全无视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指示和原则，理念不清，缺乏历史文化知识。特别是《条例》没有能够定义什么是历史文化名城、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有什么特点，混淆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与欧洲历史文化名城两个显然不同的系统。

概念界定的不清也为《条例》的保护对象带来困扰。徐苹芳先生认为历史文化名城与名镇名村是两类不同的居住形态，它们“产生的年代不同、内涵不同、布局形式不同，因此它们的保护方式和方法也不一样”[19]。针对2008年7月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将几类保护对象容纳在一个保护条例中的做法，先生是不赞成的。

反对“旧城改造”，支持“另建新区”①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保护历史城市的话题下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提出，要彻底改变历史城市的职能和面貌，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使为帝王服务的城市变为为人民服务的城市；另一种声音则呼吁从文物古迹保护的角度审视历史城市，对城市进行全面保护，人民应离开旧城另建新区。旧城改造与新区开发之争一直是我国历史城市保护和发展中的前沿话题。

“

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工作中，要废除“旧城改造”的错误方针和口号，只有“保护旧城，另建新区”才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唯一出路，舍此而无他途。

”

——徐苹芳，《要废除“旧城改造”的思路》， 2003年[20]

徐苹芳先生 反对“旧城改造”，支持“保护旧城，另建新区”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唯一出路，认为在北京、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等古城进行的改造使城市风貌尽失，是值得深思的教训。针对北京城的保护，先生提出应全力保护旧城中心的历史建筑和街道系统，不开辟新的道路，也不兴建超高的建筑和大型公共场所。通过种种措施，尽可能地把北京旧城的单位向外疏散，降低人口密度和交通流量。

支持历史城市整体保护，不认同历史街区的保护模式

“

中国的城市村镇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和西方城市的发展完全不同，历史文化遗产的形态和保护方式也不会完全一样，中国有自己的传统和保护方法。

”

—— 徐苹芳先生在国家文物局贯彻落实《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座谈会上的发言[21]

对于历史城市，徐苹芳先生提出 要进行整体保护，不支持历史街区的保护模式。徐先生认为历史街区是完全从欧洲照搬的古城保护方式，欧洲古城大多为自由发展出来的不规则形态，很自然地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历史街区，因此历史街区的保护模式是符合欧洲城市发展历史的。但中国历史上没有历史街区的概念，“是做保护规划的人圈定的，不是历史的真实” [22]，“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城市的实际情况，是在保不了大部分街区时的一种让步退缩的借口。”[23]基于充分的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徐先生提出大多数中国古代城市都是基于整体城市规划建成的，是有规划的政治性城市，城市的整体格局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因此在历史城市保护中，不能以历史街区来代替和肢解历史城市整体，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应采取整体保护的做法，“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24]，舍整体而保局部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 积极参与历史城市保护事务[25]

“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破坏，绝大部分是政府行为。有些城市在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时很积极，申请到手后，发现这项‘桂冠’限制太多，在房地产大开发中，历史文化名城成了绊脚石，便舍弃历史文化名城来满足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不顾一切，恣意破坏历史文化名城。

”

——徐苹芳，《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2001年[26]

徐苹芳先生不只是囿于书斋之内的学者，先生参与了大量围绕北京城、南京城等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工作，经常公开指出政府工作的不足，甚至直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过程其实是破坏的过程[27]，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破坏绝大多数是政府行为[28]。徐苹芳先生反对旧城改造、反对划片保护的历史城市保护思想，鲜明地体现在了其围绕各类事务的建言献策中。

“

在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的同时，房地产开发商参与进来……在利欲驱动下，官商勾结，惟利是图，暗中操作，恣意破坏中国政府公布的一百零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以北京为例，在北京旧城的内城之内，把公元一二六七年（元至元四年）兴建的元大都城市街道，以‘推平头’的方式成片铲平。我们再三呼吁说明北京旧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和世界都城史上的地位及其价值，似乎未被当局所重视。

”

——徐苹芳发言，《城记》研讨会， 2003年

2000年2月，徐苹芳先生曾与中国工程院傅熹年院士联名致函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提出《抢救保护北京城内元大都街道规划遗迹的意见》，请求北京全面保护北京旧城的元大都街道布局。可惜的是，两位先生呼吁保护的“建内大街以北至东直门大街以南这一保存元大都胡同旧迹最典型，保存较高质量大中型四合院最多的地段”仍然没能逃过北京城危房改造计划下的大规模拆迁工程，所提出的“自东西长安街以北至明清北京北城垣——即北二环路之间的街道布局，皆为元大都街道之旧迹，应列为一般保护区，不再开拓新的街道”，最终也没有实现。

“

对北京古城的保护和抢救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对北京古城的拆毁不仅直接危及世界遗产紫禁城的保护，也将是人类文化的重大损失。

”

——2004年致世界遗产大会联名函

2004年，危房改造的计划推进到了旧鼓楼大街附近，徐苹芳先生联合梁从诫先生等19位文化界人士联名致函世界遗产大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世界文化遗产北京紫禁城周边环境的保护，停止对北京古城的拆除、破坏”，对大拆大建、拓宽道路的做法提出强烈反对。

2005年1月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明确提出了停止大拆大建的旧城整体保护思路，但包括徐苹芳先生在内的始终关心北京旧城保护的多位先生仍十分担心规划编修前便已确定的危改项目。2005年2月，徐苹芳先生与郑孝燮、吴良镛、罗哲文、傅熹年、李准、周干峙等先生一道，在谢辰生先生起草的递交北京市有关领导意见书上签名，建议立即制止旧城内正在或即将进行的成片拆除四合院的建设活动，根据新版《总体规划》的要求重新对危改项目进行专家论证，建议采取用地联动、异地赔偿的办法，将建设项目向新区安排。此后，徐苹芳先生多次参与北京旧城危改项目专家论证会，为保护旧城仗义执言，为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南京城的保护中，1997年第八届全国政协五次会议期间，徐苹芳先生发起、与陈高华、傅熹年、罗哲文先生联名提交第255号（文化宣传类301号）提案，针对江苏省政府拟在南京明故宫遗址上修建大剧院的做法提出疑义。先生们强调，“它的规划和布局直接影响了北京明宫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区别于宋元宫城布局的划时代意义……它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京城垣是一个整体，是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核心内容”[29]。提案最终使江苏省政府改变了在遗址上修建大剧院的决定，直接促成了南京明故宫遗址的保护。2006年8月，徐苹芳先生还曾与侯仁之、吴良镛、傅熹年、宿白、郑孝燮、罗哲文、谢辰生等学术和文化界人士一道，呼吁停止南京老城南的大面积拆迁破坏。

考古遗址的发掘与保护

“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30]，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的文物以及考古发掘完成后得以保留和展示的考古遗址都是文物古迹保护领域重要的工作对象。

█ 考古发掘必须谨慎

“

考古发掘既然是以破坏原来的历史文化堆积为代价的，稍有不慎便可导致丢失最有价值的历史信息而不可复得。

”

——徐苹芳，《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 2004年[31]

考古发掘对历史文化堆积的破坏是不可逆的，与欧美古代遗迹多为石质遗存不同，“中国的古代遗迹最主要的是土木建筑，木头糟朽了光剩下土，所以要从土里去区别土，极难”[32]，因此 考古发掘必须谨慎，在田野工作中必须遵守科学的程序，避免丢失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对考古遗址出土文物的保护也是考古遗址保护重要的一环。“考古发掘是对古代遗迹埋藏在地下相对稳定的平衡保存状态的一种破坏”[33]，出土文物、特别是出土有机质文物的保护对考古工作者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此徐苹芳先生认为考古工作者必须有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并且能够掌握所需求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20世纪50年代发掘明十三陵定陵以来，社会上一直断断续续有着发掘古代帝王陵墓的呼声。对此，徐苹芳先生是坚决反对的。由于目前的田野考古和文物保护技术尚不能为帝王陵内的随葬品提供必要的保护条件，盲目地发掘就是对文物和考古遗址所蕴含历史信息的破坏。

█ 考古遗址需要编制保护规划

“

根据近年来文物保护的实际经验，大遗址保护必须制定保护规划，经国家文物局同意，报请国务院批准后才具有更切实的文物保护效力。

”

—— 徐苹芳，《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 2004年[34]

徐苹芳先生提出 不是所有的考古遗址都需要保护，要以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对考古遗址进行判断。对于学术价值不高、遗存状况不好的考古遗址，进行发掘记录和出土文物整理后便可回填，以便进行接下来的建设工程。对于达到保护级别、有一定价值的考古遗址，则要加大保护力度。对于目前已经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徐先生认为其中较大型的古遗址和古墓葬保护状况并不理想。为了更有效力地对大遗址采取保护措施， 保护规划的制定迫在眉睫。

对于大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徐苹芳先生也提出要确保编制者的资质，对城市建设部门主持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提出了质疑。徐先生认为，城市建设部门往往从风貌而非文物保护的角度考虑大遗址的规划，其中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设计师的自我设计意志，“把大遗址历史文物价值弄得面目全非”[35]，这对大遗址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

█ 反对考古遗址公园的过度建设

“

但我认为遗址就是遗址，公园就是公园，这是两个概念，要想把大遗址保护做成公园，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麻烦。

”

——在西安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概念设计国际竞赛方案评审会上的发言[36]

图/徐苹芳先生（上图左三）参与在西安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概念设计国际竞赛方案评审会[37]

20世纪80代，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考古遗址开始由纯粹的发掘和保护逐渐向展示、公众教育、旅游等功能探索和发展。1980年，西安城市总规修编时明确提出了建设古遗址公园的工作思路，1983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也提出了将圆明园建设成为遗址公园的策略。

对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做法，徐苹芳先生是持保留态度的。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的关系上，徐苹芳先生指出有些专业人士认为很有价值的考古遗址或工作过程，展示出来也无法让非专业人士领悟其要点，因此这种展示是没有必要的。此外，中国的考古遗址以土遗址为多，土遗址的展示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对于考古遗址的保护，先生认为应该以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情况和遗址的实际状况为准，以保护为唯一的主题，“在里面千万不能搞设施” [38]。对于一些考古遗址公园设计方案中新增大量建设的情况，先生提出“现在把整个遗址区填满了，以后要挖掘的时候还要拆除现在盖的房子，怎么办”的疑问，多次重申对于考古遗址就要老老实实地做遗址保护的方案，而非考古遗址公园的设计方案，不能指望通过建设公园来解决遗址的生计问题。

对保护和利用关系的看法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遗产工作中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引发了大量争议和讨论。徐苹芳先生十分关注保护和利用的关系问题，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建设施工对文物造成的破坏是惊人的，但也有大量诸如洛阳偃师商城一样基础设施建设为文化遗产保护让路的例子。徐苹芳先生提出当遗产保护与现实社会中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经济建设要给遗产保护让路”，这才符合长远的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

不能够听旅游部门的。文化遗产不能够成为资产，只能保护，只有向里面投钱，不能够老想着从里面生钱赚钱。

”

——中华读书报访谈《如何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39]

相较于适当开发，徐苹芳先生认为 最好的保护是在保护范围之内原封不动，按照《威尼斯宪章》和《奈良真实性文件》的原则进行保护修缮，不能在保护范围之内添任何设施，这一点在先生“反对旧城改造”“不可以把遗址和公园合在一块儿”等表述中有明确的体现。同时，徐苹芳先生也是 不支持对文化遗产地进行旅游开发的，先生曾明确指出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投资而非收益，很多地方将文化遗产地拨给旅游部门管理、并期待能够从中生钱赚钱是十分欠妥的做法。对于一些不可避免的、大众支持的旅游开发活动，如故宫、西湖等地，徐苹芳先生认为应以文化遗产的妥善保护为前提，做到守法经营、控制游客人数，不能单纯地追求门票收益。

“

你不能强迫当地的人，还按照多少年以前的方式去过生活……你要给他做录像，做记录。

”

——中华读书报访谈《如何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40]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不仅在传统的名胜古迹、旅游景点出现，也开始在文化背景浓厚的活态传统乡邻社会出现，社会形态的演变对遗产地的文化形态和非物质文化元素造成了较强的冲击。对于遗产地 活态的文化要素，徐苹芳先生认为这些 应该得到记录和传承，但绝不能强迫当地人按照过去的方式生活，当地人生活的现代化改善与对非物质文化的口述史和影像记录及传承之间是不矛盾的。

“

还可以号召社会上的人，比如说一些企业家出钱来抢救中国的传统文化……政府应该成立基金会，踏踏实实规规矩矩做善事做好事的企业要给他一个减免税的政策。

”

—— 中华读书报访谈《如何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41]

虽然经济的发展和旅游开发为文化遗产地带来了更高的关注和一定的收益，但是我国文化遗产资源众多，只依靠国家的财力、人力、物力无法支撑全部文化遗产的保护。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分级保护制度，优先保护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导致大量遗产地因无法得到有效保护而逐渐破败、消失。针对这一情况，徐苹芳先生提出 可以号召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如通过政府成立基金会吸引募捐、为参与文化遗产的企业减免税收等方式。不过徐先生提出的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我们今日的语境和内涵不尽相同。

当下我们在谈及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时，更为着重强调社会力量参与是文化遗产价值建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文化遗产概念的不断扩大，利益相关者的圈层也在不断扩大，企业、NGO、个人等多元社会力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参与效果上，不仅仅强调资金支持，而是更关注如何“让文物活起来”，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文物认养、提供志愿服务、参与文化创意产业等多种方式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行列。

徐苹芳先生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只提及了企业在投入资金方面的可能性，没有提及更多类型的社会力量及其可能带来的多元保护利用模式。这当然与徐先生坚持在保护范围之内原封不动地保护、不支持开发利用的理念是分不开的，但从理念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出，近些年随着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这一“生力军”也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2022年7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意见》，进一步健全了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图/徐苹芳先生[42]

徐苹芳先生学术研究范围广博、治学态度谦虚严谨，为我国宋元考古，特别是城市考古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起到了突出贡献。徐苹芳先生延续赵正之先生的研究道路，摸清了元大都的整体格局和轴线位置，为北京城保护和今日北京中轴线申遗奠定了重要学术基础。先生还是文化遗产坚定的保护派，在保护和发展利用的矛盾之间，坚决认为保护是第一要务，提出了“无论什么情况下，保护都是第一位的”“经济建设要给遗产保护让路”等旗帜鲜明的观点。先生反对旧城改造、支持另建新区，反对历史街区保护、支持城市整体保护，反对营建考古遗址公园、支持老老实实做遗址保护方案。先生还积极参与北京等名城保护社会事务，为危房改造计划冲击下的北京城胡同和四合院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极强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此外，先生还主张应对文化遗产保护加强监管，支持《文物保护法》与《刑法》挂钩，确立有效、有力的制度保障。

徐苹芳先生在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上的学术成就和精神值得后辈铭记和学习，坚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继承先生的事业，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徐苹芳先生的主要履历

1930年

10月4日生于山东济南

1950年

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

1951年

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

1952年

院系调整后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1955年

毕业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助教

1956年

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发表论文《宋元时代的火葬》，是其宋元考古学研究之始

1959年

发表论文《“宛署杂记”中的北京史料》，确立了由文献史料进行城市考古研究的思路

1962年

在侯仁之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编绘明北京城复原图

1964年

正式开始元大都考古工作（至1974年）

1965年

主持金中都勘察工作（至1966年）

1975年

受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派，与杨伯达、单士元、李怀瑶、王剑英等先生一道调查明中都遗址

1983年

主持临安城考古工作

1986年

访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美术考古系（至1987年）

1987年

主持扬州城考古工作

1988年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至1993年）

1989年

主持建立社科院考古所“文明起源课题组”

1995年

主持《燕京学报》复刊，任副主编

1998年

发表论文《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提出城市考古对历史城市保护的现实意义

1999年

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至2008年）；受聘为台湾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

2001年

发表论文《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古代城市规划及其保护》，提出“支持另建新区”“支持整体保护”等思想

2004年

发表论文《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讨论考古遗址及出土文物的保护问题

2011年

5月22日5时40分因病逝世，享年81岁

2012年-2019年

《徐苹芳文集》（共五卷）出版

2017年

《徐苹芳北京文献整理系列》（共四种）出版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注①：今日谈及北京城保护，习惯使用“北京老城”的表述方式，然徐苹芳先生的论著中常用“北京旧城”一词，因此本文沿用徐先生的习惯表述。

参考资料（向上滑动查看）：

[1] [42] 徐苹芳,许宏.徐苹芳先生访谈录，徐苹芳先生访谈录 (kaogu.cn)

[2] 据“张保卿、王子奇.甲子考古不解缘——徐苹芳先生与北大考古.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微信公众平台，https://mp.weixin.qq.com/s/4sGfeMAE59H71jbkX0QcSQ”整理

[3] [6] [18] 张保卿、王子奇.甲子考古不解缘——徐苹芳先生与北大考古.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微信公众平台，https://mp.weixin.qq.com/s/4sGfeMAE59H71jbkX0QcSQ

[4] 王洪波.学界同仁汇聚山西大学纪念徐苹芳诞辰90周年.中华读书报,2020.12.16: 02

[5] 秦大树.徐苹芳先生与宋元考古的学科体系. “纪念徐苹芳先生诞辰90周年暨两部文集的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的报告,2020.12.12

[7] [15] 徐苹芳,许宏.探微与纵览盈卷 实践并思考争辉——徐苹芳先生访谈录[J].南方文物,2007(04):2-8.

[8] [23] 徐苹芳.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古代城市规划及其保护[J].文物,2001(01):64-73+1.

[9] 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拟由《考古学报》1966年第1期发表，然未能发行，最终刊印于1979年出版的《科技史文集》第2辑。

[10] 刘未.徐苹芳先生与宋元明城市考古.“纸上考古”官方微信公众平台，https://mp.weixin.qq.com/s/GGpz-HtojWwp7ETUOTsoPw

[11] 孙文晔. 去凤阳找北京的“前世”！这里的紫禁城更大，为何没建成？. 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平台,2021.7.13, https://mp.weixin.qq.com/s/vcS7fcKLwdUz2Oe8zQma2Q

[12] [13] 许宏,吕世浩.学者徐苹芳的古代城市探索[J].中国文化遗产,2010(03):96-103.

[14] 徐苹芳.现代城市中的古代遗痕[A].远望集编委会.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下）[C].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16] 徐苹芳.宋元时代的火葬[J].文物参考资料,1956(09):21-26.

[17] 徐苹芳.忆邓文如先生[A].徐苹芳.徐苹芳文集:考古剩语[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2: 359-364

[19][22][27][29]徐苹芳.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艰难历程[A]徐苹芳.徐苹芳文集 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C].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2:242-248

[20] 徐苹芳.要废除“旧城改造”的思路[J].建筑创作,2003(11):158-159.

[21][24] 本报记者 孙漪娜　整理 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 罗哲文 国家文物局原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 谢辰生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郑孝燮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徐苹芳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 彭卿云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专家 王景慧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 孔繁峙 江苏省文物局副局长 刘谨胜 中国建筑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 陈同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理论与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副所长 河北省文物局局长 张立方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副局长 孙英民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张廷皓. 国家文物局贯彻落实《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座谈会发言（摘要）[N]. 中国文物报,2008-05-16(003).

[25] 部分参考王军.徐苹芳先生的底线[J].看历史,2011.7

[26] [28]徐苹芳.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A].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南京市文物局编. 中国古城墙保护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2:26-28

[30] [31] [35]徐苹芳. 考古工作与文物保护[C]//.中国文物学会通讯2001、2002年合订本.[出版者不详],2001:17-18+34.

[32] 许亚男.徐苹芳：一生追求考古学的中国气派[N].光明日报,2021.1.23(04)

[33] [34] 徐苹芳.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J].中国文化遗产,2004(01):10.

[36] [37] [38] 乔拉·索拉,郭旃,徐苹芳,张忠培,刘庆柱,王景慧,安家瑶,张锦秋,罗哲文,黄景略,刘克成,龚国强.概念设计国际竞赛方案评审会专家意见[J].建筑与文化,2008(03):14-17.

案评审会专家意见[J].建筑与文化,2008(03):14-17.

[39] [40] [41] 如何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 -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ih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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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胡玥，排版：韩依琪，策划：张荣，审核：李季、吕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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