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一人作为临时全职秘书，跟随孙起孟同志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为修改政协章程作调查研究工作，历时三周，在工作结束后应邀到镜泊湖休息一周。所到之处，在参加地方政协安排的各种调研工作结束之后，他都要到地方民建组织和工商联走访，召开关于民建和工商联工作开展的小型座谈会，工作量满满。图为在吉林省民建和工商联座谈会后合影，前排左四为孙起孟同志，左二为孙起孟同志的夫人王之慧。前排右三为本文作者汪东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刚到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并专任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小组秘书时，孙起孟同志是全国政协常委兼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他的主要工作岗位在民主建国会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孙起孟同志不久就离开国务院（前身称政务院）第八办公室的领导岗位，担任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实际主持全面工作。较长时期，他协助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和全国工商联主席陈叔通二老，把两会（指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方方面面，孙起孟同志成了轴心，成了主心骨。那时候，除了黄、陈二老以外，两会还包括了胡厥文、胡子昂、刘靖基、施复亮、荣毅仁、王光英、乐松生等全国一批爱国工商界的代表性人物，毫不夸张地说，仅从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两会而言，孙起孟同志称得上是团结这批爱囯人士的核心。在如此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分出部分精力来分管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那时候，学习委员会的主任之职，历来是由全国政协秘书长兼任的。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文革” 爆发前十余年间，都是先后由李维汉、徐冰、平杰三担任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另外还有一位排名第一的副秘书长主管学习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一位分管机关全面工作和各种情况反映的副秘书长史永同志（即沙文威）。由于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在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设有分会，政协学习委员会有八个民主党派中央的主要实际工作负责人，都兼任政协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孙起孟同志是代表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兼任政协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与众不同的是，其他民主党派中央兼任的副主任，一般只参加学习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重要的全体会议，而孙起孟同志是分管请重要领导人和知名专家学者，给几百名学习成员做专题报告的。而且，他还利用到政协开会时间或专程来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不但找办公室主任、副主任，还经常同我们这些普通干部问长问短，了解具体工作情况，颇有亲和力，受到办公室全体成员的尊重。有一次因为我初到政协机关，他问了我什么学校毕业之后，即问：“ 府上哪里？” 我答“ 祖籍安徽徽州歙县，父辈到浙江经商，我出生长大于浙江江山。” 他立即起身走过来同我握手，提高嗓音说：“ 他乡遇老乡，我是休宁人，旧时歙县休宁同属徽州府管辖，你我都是徽州老乡了！” 他的话引出办公室的热闹气氛。我不知如何回答更好，一个部级干部，对下边同志这样平易近人，有如此浓浓的亲和力，给我留下了最初的深刻印象！

时间一久，在同孙起孟同志各种大小不同场合的接触和交往中，我的脑子里渐渐产生了一些疑问？无论是讲国内外形势，还是研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特别是作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孙起孟同志都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这是一。第二，更有与当时大多数民主党派中央的领导人不同之处，即上至中共中央统战部部级领导和全国政协秘书长副秘书长一级领导，下至我等最低级别的一般干部，凡当面称呼他，还是文件信函来往，都习惯地用同一个称谓：起孟同志！由于这两个原因，我脑子里的问号是起孟同志是不是共产党员？但这个问号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几年，也没有敢向别人打听过。当时的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干部配制，主任行政9 级，三个副主任一个是行政11级，两个是行政14级。在普通干部中最低级别的是我和另一位吉林大学毕业生，行政22级，而最高级别的有两位是行政17级，在基层就可以担任县团级领导干部了。其中一位名叫张一道，一直同我对面而坐。他是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建国前夕全国政协筹备会议和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老同志，性格沉稳，待人和气，在许多方面给我帮助很大，特别是请教各种问题，他有问必答。有一次谈及民主党派组织里的共产党员双重身份问题，因办公室正巧没有别人，我把脑子里的这个问号提给他，他沉思了一会反问我：“ 你大学里的政治课程，学过苏联的《联共党史》吗？”“ 学过，整整学了一个学年，是政治课的重点课程之一。” 我随即回答。于是他缓缓地说：“ 你的问号我直接回答不了，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根据多年来对起孟同志的了解，无论是政治理论水平，还是思想工作作风，借用《联共党史》的语言，我认为起孟同志是一名合格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除了组织问题，其他都称得上是合格的党员领导干部！” 自此，因为问号实际上已得了回答，我也没有再问过别人。

孙起孟同志和夫人王之慧在北京家中。

这个谜底一直到“文革” 后，孙起孟同志出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才完全揭开。在这之前十余年的“文革” 之初，起孟同志被造反派批斗最激烈的时候，有关部门的个别人在批斗会上恶意披露起孟同志是共产党员的信息，说什么“ 他岂止是李维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投降主义路线的执行者？不是。他是李维汉反党集团的同伙，重要成员之一，只是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公开。” 但我对此仅仅是耳闻，而且是事发几年后在五七干校时才获知的，其时起孟同志所受的委屈更大，已经升级，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失去了自由。1974 年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主持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前夕，起孟同志被释放，并与若干刚刚“解放” 不久的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一块，应邀出席了这次招待会。“文革” 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公开了在民主党派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共党员身份，包括民革中央屈武、陈此生、甘祠森，民盟中央胡愈之、楚图南等等，孙起孟同志是其中之一。

从1949 年召开的全国政协筹备会议和政协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开始，孙起孟同志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并兼任副秘书长，到了1964 年12月召开的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升任为全国政协常委，仍兼任副秘书长。他全年出席有时还主持全国政协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但从来没有在全国政协机关坐班，他的办公室一直设在沙滩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办公大楼。1978年2月召开的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邓小平同志担任主席。孙起孟同志仍然是全国政协常委，仍兼任副秘书长。但是，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是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因此到了次年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于1979年召开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时，邓小平主席才在大会上作了“ 人民政协大有作为” 的重要讲话，宣告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错误路线的结束，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入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就在这次大会闭幕不久，宣布孙起孟同志担任全囯政协机关党组副书记，而且到全国政协机关坐班。机关同志听到这个消息，既意外又欢迎。意外是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作为核心的领导岗位离不开他，欢迎是因为孙起孟水平高，作风好，在政协机关也有口碑。作为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的干部，孙起孟同志多年来就是老领导之一，更是加倍的欢迎。起孟同志到全国政协机关坐班不久，我们就获知，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邓小平主席决定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修改政协章程，特别是章程总纲，给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标定新的位置。他决定将这桩重大事情交由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刘澜涛同志负责主持，并改变这类历史上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具体负责的做法，由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具体负责，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主任的全国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班子，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起草政协章程草案。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扩大和提高全国政协机关的编制机构，成为中央的四大班子之一。就是在这种新形势、新情况下，孙起孟同志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副书记，到全国政协机关坐班，工作重点是协助刘澜涛同志完成政协章程的全面修改工作这一重大任务。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孙起孟同志已进入八旬之年，但健康状况良好，除参加重要囯务活动之外，还出席若干其他的社会活动。图为他在85岁时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纪念活动后，同本文作者汪东林（右）合影。

孙起孟同志实际主持的政协章程( 草案）修改工作主要两个部分，一是从全国政协到各地省级政协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对各界人士，特别是任职主席副主席这个领导层，分党内外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二是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起草政协章程（草案）。当时的全国政协机关的工作机构，还没有研究室，能依靠实际平时也负责起草文件、报告工作的，只有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当时担任办公室主任的朱真同志（行政十三级）和副主任尹华、傅随贤（均为行政十四级），以及没有职务的行政十七级普通干部张一道（后调机关党组任秘书）和张永年等是当时政协机关仅有的几位“ 秀才” 也积极参与其中。没有想到的是，孙起孟同志竟点名我这个刚刚连提两级才二十级的小干部也参加调研工作，并当众说他年轻，多跑腿也不累。于是在1980 年至1981年一年多的时间内，我除了仍坚守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秘书工作岗位（已有年轻干部参与）之外，就与其他同志一块，先跟随起孟同志到上海市浙江省等地方政协调查研究，而后他只带我一个人到天津市和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市进行同一内容的调研工作。虽然工作任务繁重，但在起孟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收获多多，心情愉悦。特别是我当时业余写作梁漱溟传记作品遇上重大困难，我在调研任务完成，跟随起孟同志和他的夫人到黑龙江镜泊湖作短暂休息时，我几经考虑，向他汇报我个人受到压力，书写不下去时，他给我有力支持，克服了我的畏难情绪，终于完成了我的多年心愿。

梁漱溟先生（1893 一1988）是二十世纪新儒家的开创人之一，有人称他是新儒家的鼻祖，有人称他是中国“ 最后的儒家” 。更准确的评价，应该是1988 年7月7日中央各大媒体报道梁漱溟先生95岁高龄病逝后的告别式新闻的用语，即：梁漱溟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然而众所周知，自1953年之后，梁潄溟先生被戴上“ 反面教员” 的无形帽子，尽管全国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却从此被“ 冷藏” 起来，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成了他唯一的发声之地，他坚守自立的“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的行为准则，仍然讲真话实话，敢言人所不敢言，不断受到大大小小范围的批判，但从不见诸报端。我有机遇担任了这个学习组的小组秘书即纪录员二十年（1962 一1982）之久，是梁漱溟先生多年来发表各种独特言论的见证者之一。时至1979年1月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被冷藏多年的梁漱溟先生也被解冻了，当了连续五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后也升任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等请他出山牵头成立中国文化书院，重登讲坛。其时我正在开写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为主的名人传记，并在1980 年初推出《李宗仁归来》一书，反响热烈。于是我积极性更高，即按计划一面坚持做好白天工作，一面在梁漱溟先生本人的支持下挑灯撰写《梁漱溟传》。但是刚刚写了前三章( 原计划全书共十章)，我因约在《北京晚报》发表题为《一位刚直不阿的爱国老人》的专访梁漱溟先生的文章，重点撰写梁在“文革” 中不顾一切反对“ 批林批孔” 运动的言行。这是梁老先生“ 解冻” 后首次在报端披露他在几十年时间内所言所行中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事例，反响自然热烈，报社和作者我也欣欣然。不料几天后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一位高层领导发话：“ 这是什么题目？梁漱溟这样的人刚直不阿，对谁刚直不阿？！《北京晚报》乱弹琴！” 就这一句话，《北京晚报》党委（与《北京日报》同一党委）坐不住了，立即写了书面检讨，承担政治责任，把握不严。几天后，当时分管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的机关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聂真同志找我谈话。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校长为吴玉章同志）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的资深领导，笑呵呵地让我坐下，递过来一份中宣部的内刊《宣传动态》，说：“ 你先看一下，我们再谈。” 我第一眼就看到《北京晚报》党委对刊发我专访梁漱溟先生的那篇文章的检讨，而我最注意的是检讨中关于我的那句话，很使我感动！那就是：这篇文章是编辑部主动约请全国政协机关的一位普通干部写的。连我的名字都没有点，《北京晚报》保护作者，报社负全责。聂真同志让我讲一下供稿的过程，询问有谁看过，梁老本人看过没有。我答谁也没有看过，成稿后梁老本人看过。我只解释了一件事，说文章中有“ 刚直不阿的爱国老人” 这句话，原题目就是巜梁漱溟先生访问记》，是编辑部发表时把题目改成《刚直不阿的爱国老人》的。聂真同志最后对我说：“ 你刚出版了《李宗仁归来》一书，宣传了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中的一件大事，我也看了，写得不错的。但你是业余作者，还年轻，写作中常会遇到政治敏感的事，政治敏感的人，弄不好就会犯错误。这件事你要引以为戒。” 聂真同志并没有让我写书面检查，只是这么委婉地批评我几句。但我一联想到那位高层领导的严厉的批评话语，思想压力很大，好些日子寝食不安，想来思去想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说说心中的郁闷，这《梁漱溟先生传》还能不能再写下去？正在这个期间，孙起孟同志点名要我随他一块为政协章程修改去外地调查研究，而且一连跑了七八个省、直辖市。现在在黑龙江省调研工作结束后，到镜泊湖休息一周，很快就要返回北京了。这是难得的机会，除了起孟同志和夫人，只有我一个人在他们身边。我想到，既然机关党组成员聂真同志找我谈了话，他作为机关党组副书记，能不知道《北京晚报》挨批评与我有关的事吗？但我更知道，起孟同志却比一般的领导同志更了解梁漱溟先生其人其事。远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起孟同志跟隨黄炎培先生从事和开拓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而梁漱溟先生则从事乡村建设（教育）运动多年，黄、梁二老同倡教育救国而早就熟悉，因抗战全面爆发而同聚陪都重庆，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几年后起孟同志跟随黄炎培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其间黄老委派起孟同志到昆明开拓中华职教社的工作，梁老即派他的学生与起孟同志一起去昆明。想到这些历史渊源，我就坚定决心，要为《梁漱溟传》还写不写怎么写下去乘此机会找起孟同志面谈。

这场谈话先由我直截了当地汇报我撰写《梁漱溟传》的前前后后，讲了一个小时。起孟同志只是认真地听着，没有插一句话。我讲完后，他才缓缓且有力地对我说：“ 我们今天的谈话是工作范围之外的事。你我认识并在工作上有交集，有二十年了吧。你年轻，有精力，又有写作能力，业余写文章，写书，是勤奋的表现。你今天就计划撰写《梁漱溟传》，并郑重其事地征求意见，我倒正想提几条意见供你参考。我是远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就认识梁漱溟先生的。在民国时期，黄炎培是开创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梁漱溟是搞乡村建设（教育）的，陶行知搞江苏晓庄师范，再加上在河北搞平民教育的晏阳初，都是当时知名度高、影响大的“ 教育救国” 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我东吴大学毕业不久就追随黄炎培先生从事中华职教社的工作，而黄、梁二老是很早就彼此熟知并有交往的。由于囯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战爆发，他们又为国事聚到重庆。这些历史就不细说了。我要说的是，在中国众多的老一辈爱囯民主人士中，梁潄溟先生与众不同，是比较特别的一位。你认识并熟悉梁先生二十多年，也算了解他的情况。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他都是比较特别的一位。你现在要写他的传，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个传要写好，难度大。要达到能公开发表的水平，难度更大。然而世界上各种事情只要看准有意义，有价值，就要大胆去做，一旦做成意义就更大。因此你有条件，有精力，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用业余时间去做这件事，我个人表示支持。你今天只是口头讲述了一些情况，我没有看到原稿。我先提几条意见建议：第一，因为写梁漱溟传难过大，有不少敏感问题。因此我建议你不要一开始就写什么传，写传就离不开评，一评就会涉及到若干敏感问题的是是非非。不要用第三人称写传，而要用第一人称大量收集史料，只述不评。第二，因为只述不评，你就先不要写什么传，更不要写什么评传，你的书应该是梁漱溟自述，或其它形式的第一人称的写法。当务之急是抢救史料。梁先生已高龄，他现在脑子还清楚，你有这个条件尽快获得梁先生更多的支持，获得更多的史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我的话就到这里。为了表示我的支持是实的，不是虚的，我先表个态：如果你的书稿写完，并得到梁漱溟先生的认可，我可以抽时间看你的初稿。”

孙起孟同志的一番话，让我脑洞大开，一扫巨大的压力带来的郁闷，立马振作起来！在征得梁漱溟先生本人的同意后，我把已写的《梁漱溟传》前三章初稿和后七章提纲推倒重来，并采用了一问一答的形式，写了十一章，十五万字。这就是《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由来，形式上象记者一问一答的长篇采访，实际上概括了梁潄溟不凡一生的传记。为了快马加鞭，1982 年后我调入人民政协报工作，白天十分繁忙，因而给自己定了每天晚上9一12点是写书的吋间，连续半年便完成初稿。每写完一章，即由我本人送梁老家中，面交梁本人审看。他一般改动甚少，但每章原稿首页都有他写的已阅和签名。其中唯第七章题为《错误始末与闭门思过》，写的是1953 年梁漱溟先生与毛泽东主席为国事在大会上面争的内容，十分重要。梁老看后专找其长子梁培宽先生再审看，培宽同我交换了意见，原则上都保留，只作了少数地方的文字上的订正。前后大概不到一年时间，我即把全稿的清样送到孙起孟同志家中。那时他上班工作的重心已不在全国政协机关，而又回到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机关了。起孟同志的工作依然十分繁忙，但一周后即让通讯员专送清样给我，他写短信对稿子表示认可，并指出多处要查找资料核对。1986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人物》杂志开始连续，反响热烈。1988 年初，湖南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决定出书。我即登门拜访起孟同志，希望他给书写篇序言，他听我结集出版情况汇报后，即当场告我：“ 梁老自己为你这本书写了序，又有费孝通的《梁漱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评论文章，还有赵朴初题写的书名，我要再写序不就成了画蛇添足了吗？我不必写了。” 我自然只有点头称是。

这张照片摄于1998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其时孙起孟同志（右）已年高88岁，依然笑容可掬。

《梁漱溟问答录》出版发行之后，很快不断加印，反响热烈。仅就书评而言，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即今之《求是》杂志）、《光明日报》而下，海内外数十家报刊接连发表评论和选登。更没有预料到的是，1988 年初版之后，200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再版，2013年当代中国出版社第二次再版。自初版至今，已三十余年，市场仍在销售。作为作者的我，事先是想像不到的。如果不是近四十年前孙起孟同志在镜泊湖一番谈话对我的激励和支持，很难想象自己能够闯过这个难关，有勇气把这桩事做到底！为了佐证孙起孟老前辈对我这个晚辈后生的厚爱、支持和指导，我供录1992 年他为我的另一本书所写序言的全文如下：

序

孙起孟

翻阅汪东林同志的新著《政协名人轶事》原稿（即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改名《十年风暴中的爱国民主人士》于1998 年出版发行的那本书），想起六年前应他的要求阅读他的另一本著作《梁潄溟问答录》的稿本。那时我的精力比较好，15 万字的书稿一口气读不去，铙有兴味。这是因为：第一，从抗战时期的重庆时代开始，我同梁漱溟先生就有些接触。皖南事变后，我去云南开拓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期间，他曾介绍他的学生罗子为找过我，相处一段时间，对梁先生的情况有所了解。第二，作者保存、搜集了大量资料，并通过对梁的直接采访，写事翔实生动，尤其是对“文革” 十年（包括“ 批林批孔运动” ）梁先生的“ 独立思考” 、“ 坚持讲真话” 的可贵表现，因当时我受“ 四人帮” 的迫害，完全失去自由，是从汪东林的著作中才第一次知道的，颇感新鲜。当然，凡我经历和知道的事，主要是50 年代和60年代初发生的，我都尽自己的记忆给予补充、订正；记不确切的就提出疑问，建议他去查对史料。后来听说，《梁潄溟问答录》一书出版后，反响较好。由于上述一段姻缘，倍觉欣慰。

现在这本《政协名人轶事》的稿本，我是断断续续看完的。虽然看得较粗，但我对这本书的内容依然兴趣颇浓，并乐于向读者推荐。

全书以作者的见闻为主线，把所写的人和事贯穿在爱国统一战线的大范围之内，使整个内容仍给读者较为完整、协调的感觉。应当指出的是，该书所写的人和事，主要发生在60 年代初至70年代末，这正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受“左” 的错误路线干扰，以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的时期。也正因为此，该书从若干不同的侧面，在来之不易的史料基础上，真实地记述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以真人真事证明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确是个法宝。这也是本书的可贵之处。此书的总题目称为“ 政协名人轶事” ，实际上书中记述的“ 政协名人” ，可谓名副其实，而所写的“名人” 的言论行动，却并非是茶余饭后、生活喜好的“ 轶事” ，而大多数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的。

本书作者汪东林同志60 年代初到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工作时，是一位二十出头刚出校门的大学生。那时候我兼任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我与他结识较早，可称之为忘年之交吧。如果从60年代初算起，汪东林同志在政协工作岗位上，也已三十年了。看到他一面做好本职工作，一面还勤奋地积累资料，写文章，出书。我作为人民政协这条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感到高兴。因此我愿意应作者之请，写了以上这些话，权作该书的《序》。

一九九二年六月于北京

岁月飞逝，往事历历。亨寿100 岁的孙起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1 年了。我只是从个人的角度，回顾他对我的多年教诲和指导，使我在关键时刻看清方向，坚定信心，毫不犹豫地去做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孙起孟同志既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又是民主党派的卓越领导人，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他既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更是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历史上突出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当年我是他眼中的年轻人之一，如今也是八十有五的老汉。我同许多仍健在的老政协工作者和老统战工作者一样，心里一直在深深地缅怀着孙起孟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好榜样！

2021 年3月4日写于北京文溪斋

编辑：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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