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史学家认为秉笔直书，将真实的情况留给后人才是份内之事，但在中国人眼里，历史从来不止是过去的事件，“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才是读史的真正目的。
如果说司马迁在《史记》中还是遮遮掩掩的用“太史公曰”发表对历史的看法，到了司马光这里就直白的说“愚观前世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在编写《资治通鉴》之后，他又说了一句“史有记录之害义者，不可不正”。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司马光在治史的时候，确实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价值的取舍。而且从书名就可以看出，通鉴的性质其实是帝王教科书，是借鉴历史、为当代政治服务用的，这是司马光编写通鉴的本意，也是《资治通鉴》得名的由来。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司马光对一些历史事件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不少当代历史学家认为这可以叫“构建历史”了。
遭到最多质疑的就是“杨贵妃洗儿”与汉成帝宠赵飞燕姐妹的故事。
所谓“杨贵妃洗儿”事件就是《资治通鉴》记述安禄山在安史之乱之前晋见唐明皇李隆基时，“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购衣服……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
此记载在清朝时遭到广泛质疑，清《历代御批通鉴辑鉴》里曾明确地指出：“通鉴（事）考此皆出《禄山事迹》及《天宝遗事》诸稗史，恐非实录，今不取。”清代著名学者袁枚直接地为贵妃鸣不平：“杨妃洗儿事，新旧《唐书》皆不载，而温公通鉴乃采《天宝遗事》以入之。岂不知此种小说，乃村巷俚言，乃据以污唐家宫闱耶？”
“杨妃洗儿”的故事过于荒诞，司马光引用的《天宝遗事》、《禄山事迹》就是类似于色情小说的宫闱野史。司马光之所以将这些听起来非常荒谬的事情堂而皇之地写进去，其目的就是把安禄山叛变，“安史之乱”的责任都归结为皇帝好色、昏庸，而官僚集团没有责任，从而树立儒家文官集团在道义上的“伟光正”的地位。
作为印证的是，《资治通鉴》里在描述汉成帝宠赵飞燕姐妹时引用了一句披香博士淖方成所说的“此祸水也，灭火必矣”。但这句话不见于《汉书》等正史中，仅见于《赵飞燕外传》的野史。这本书同样是色情小说，也同样的引起后世的质疑。清嘉庆、道光间学者周中孚曾感叹说“（《赵飞燕外传》）其文固不类西汉体，其事亦不能为外人道也。在文士展转援引，本属常事，而司马公反引其最纰缪之语入史籍，则失考之甚矣。”
除了用情色小说贬低帝王形象外，司马光更善于用小说家言将有历史功绩的帝王塑造成合乎他要求的历史形象。司马光从《汉武故事》中摘录出汉武帝的悔过的轮台之诏，以及将“巫蛊之变”的原因归结为汉武帝父子政治路线分歧。
所谓“女祸”是宫廷中最容易发生、而帝王需要时刻警惕的严重危险，“祸水灭火”之说直接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存亡，触目惊心，亦生动异常，从而才被司马光用他非常自得的“高明”手法强行采入书中。至于汉武帝之是否“罪己悔过”亦关系到根本国策的正误是非，特别是与宋朝的政治现实具有密切关系，为此，司马光只好乞灵于故事小说把汉武帝塑造成合乎他要求的历史形象。
如果跳出《资治通鉴》可以发现，构建历史不仅发生在司马光一人身上。欧阳修所编著《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体现出与司马光相同的追求。宋人吴缜批评《新唐书》：“若乃事实为名，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
不写史书解读经书的王安石也与二人相同，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著述宗旨在一定程度上都不惜曲意横行。
如果深究其中根源，《论北宋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新观察》一文指出，宋朝建立后，面临着制度建设与理论建设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从制度上找到一条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分裂割据的道路；另一方面，要将维系社会的精神纽带加以修复，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使社会重新归于和谐。同时，宋初面临的外来文化危机，主要体现在佛老异质文化对儒学文化的主体地位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维护儒家主体文化的神圣性，特别是发掘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就成为北宋学者的主要任务。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