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到上海一年后，也就是1930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有人敲响了史沫特莱的房门。她应声开门，看见上海朋友董秋斯和蔡咏裳夫妇俩站着，高兴地把他们请进书房。

“史沫特莱女士，你能不能帮助我们租一个小型西餐室？”蔡咏裳压低声音，“最好是外国人在租界开的餐馆。”

“派什么用处啊？”史沫特莱好奇地问道。

“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50寿辰，我们准备开个庆祝会，100个人规模，需要找个地方。”董秋斯补充道，“下午是茶会，还有晚餐。”

“我不能帮这个忙。”史沫特莱直率地一口谢绝。

“为什么？”客人惊讶地反问。

“这对鲁迅太危险了！”史沫特莱的言外之意很明显，100来个客人都是当局认为的“左倾危险分子”，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要出事的。

“所有的客人都是口头邀请，他们都要发誓保守秘密才能来，我们还会安排人在门口放哨。”董秋斯和蔡咏裳夫妇齐声说，“为了鲁迅绝对安全，庆祝会提前到17日下午。”

“哦，只要能够保证鲁迅安全，那就行。”史沫特莱笑了，热情地拉着他们的手说，“交给我办吧。”

几天后，史沫特莱以自己的名义，租借了法租界吕班路50号的荷兰“斯拉巴雅”西餐馆，就是在今日重庆南路南昌路口。

庆祝鲁迅先生50寿辰的日子来临了。

9月17日下午，在西餐馆稍前的叉路口，站着一个像是等巴士的穿长衫的中国人，附近还坐着一些中国人：他们都是哨兵。

史沫特莱站在“斯拉巴雅”西餐馆入口处迎接客人。

鲁迅夫妇来了。鲁迅神采奕奕，短发像牙刷一样坚挺着，穿着一身米黄色的丝绸长衫；夫人许广平抱着儿子周海婴。

史沫特莱微笑着迎上去，陪着鲁迅夫妇走进餐馆小花园。

客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有的单独一人，有的是三五成群，来了近100个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主要团体的成员几乎全都来了，叶绍钧、茅盾、洪深、柔石、冯雪峰等悉数亮相。鲁迅站在插着鲜花的桌子旁，忙碌地和客人打招呼和交谈着。

“我看着那外国店主在房间里不停地走动着，亲自照料一切；每当有侍者走出门，我都注视着，倾听着，留心着是否去打电话给警察。因为当时在场多人的演说，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他们是会带着机关枪和捕人车追来的。”史沫特莱事后回忆道。

整个下午，客人有来有去。暮色降临，只剩下20多个出席庆祝晚宴的客人。这时，有人来替换史沫特莱放哨，她这才走进餐馆坐了下来。

祝寿晚宴开始，先是作家柔石致辞，接着是各左翼文化团体代表等讲话，中国共产党《上海报》记者介绍了了中国红军和“秋收暴动”的情形，短发女作家冯铿谈到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必要性，还吁请鲁迅担当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的“盟主”；史沫特莱也应邀发表了演讲，她的朋友当场翻译；鲁迅始终专心地倾听着，最后发表了答谢辞。

他谈了自己50年的人生经历，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说道：“虽然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但不知道工人及农民的希望与痛苦，是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文学的。希望年轻人注意。”

“我那天晚上第一次听见鲁迅演说。我的耳朵一面侧向外面的街道，担心警车到来，一面却倾听着一个翻译翻译的鲁讯的话。不久，我忘了有关警车的顾虑，鲁迅生平的故事吸引了我。”史沫特莱事后回忆道。确定，她对鲁迅很崇拜，曾经说过：“激励着我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那天，史沫特莱赠送了一件生日礼物给鲁迅，那是她精心选购的一幅白绸子衣料；她还特地拍摄了鲁迅在花园里的照片。

当晚，史沫特莱直到客人全部离开，又到门口观察一番，这才和友人一起送鲁迅出门……

近半年后的一天，史沫特莱惊愕地获悉：1931年2月7日晚，左翼作家联盟的5位作家柔石、冯铿等被秘密处决。她惊愕地赶到鲁迅家里。

柔 石

冯 铿

鲁迅拿出一篇《黑暗中国的文学艺术现状》文章交给史沫特莱，沉重地对她说，“刚写好。我希望你翻译成英语，送到国外发表。”

“如果发表出来，你会被人杀害的。”史沫特莱警告道。

“这有什么关系？总得有人出来说话啊！”鲁迅严肃地说。

史沫特莱找作家茅盾商量，两人决定把文章搁一搁。她又去找鲁迅，说服他另外写一封呼吁援助的公开信《中国作家致全世界书》，鲁迅同意了。史沫特莱把鲁迅的信翻译成英语，安排人带住美国，发表在《新群众》杂志上。鲁迅的公开信引起较大的反响，各国作家、艺术家纷纷致电中国国民党总部，表示严重抗议。

几年后，史沫特莱已赴西安采访。那天，她卧病在床，有人拿了几本杂志给她看，上面印着鲁迅葬仪的照片。她大为震惊，惊愕不已，伤心地掩面痛哭……

和宋庆龄从朋友到“仇人”

结识名人宋庆龄，史沫特莱的上海社交圈更加高大上了。

1931年七八月间，宋庆龄收到一封英文来信，阅读后满意地向助手胡兰畦说：“这封英文信写得好，语言和用词都很美。”

这封信是《法兰克福日报》驻沪记者史沫特莱写的，她受共产国际之托寻求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请求孙夫人给她简短时间接见她。

牛兰夫妇

原来，共产国际委派牛兰夫妇到上海组建共产国际远东局，牛兰被任命为远东局主要负责人。193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供出了牛兰夫妇，于是牛兰夫妇在英租界被警方搜捕，并引渡给南京国民党政府。斯大林担心牛兰招供，从而暴露苏俄以巨额金钱和军火在华策动暴动和建立红军、苏区的秘密，决定不惜代价营救牛兰。

史沫特莱很快接到宋庆龄日复信，约她见面。

1931年8月24日，史沫特莱来到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走进了宋庆龄的寓所。

宋庆龄身穿一件黑色旗袍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史沫特莱伸出手来，史沫特莱紧紧地握住宋庆龄的手，用英语说道：“敬爱的孙夫人，您不愧为东方最伟大的女性，能见到您，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会谈开始了……

1931年10月，史沫特莱被宋庆龄聘为英文秘书，于是，她和宋庆龄关系密切起来，成为宋庆龄的得力助手。

那是初秋的一天，史沫特莱陪同宋庆龄参加完一个活动坐车回去。突然，马路上跳出两个男人，厮打着站到了马路中央。宋庆龄座车的司机放慢车速并连连鸣喇叭，那两个男人不但不让路，还纠缠着向车前扑来。

宋庆龄坐在后座，皱着眉头用英语对史沫特莱说：“看这两个小商贩，又在争抢生意了。”

史沫特莱按住宋庆龄：“夫人，你别动，我看这两人贼眉鼠眼的，不像是小商贩呢。”她说完推开车门跳下车，那两个男人一齐挥拳朝史沫特莱脸部打过来。

“NO！”史沫特莱大吼一声，往边上一闪，躲过了迎面击来的拳头；她双手叉腰，严严地守护在汽车门边。

“我们打架，关你这个洋婆子什么事？”两个男人冲着史沫特莱喊道，然后一左一右向汽车扑过来。

史沫特莱一声冷笑，挥动双臂阻挡他们，对司机用汉语大喊道：“快开车！”

司机急忙踩动油门，“吱”的一声把车开走了。

两个男人看着汽车跑了，掉头向史沫特莱扑来，他们在路边的同伙也围了上来。史沫特莱从身上摸出一只哨子，放在嘴里吹了起来，顿时，两个法国警察骑着高头大马跑来，那帮男人们顿时作鸟兽散……

回到挽救牛兰夫妇话题，在史沫特莱的奔忙下，1932年年中，宋庆龄、杨杏佛、鲁迅、蔡元培等中国著名人士以及在沪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伊赛克（伊罗生）等人，成立了“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史沫特莱任书记，委员会办事处设在上海四川路216号302号房间。委员会策划和开展了一系列挽救牛兰夫妇的活动，最终，南京国民政府顾及各方压力，宣布赦免牛兰夫妇，将他们驱逐出境。

史沫特莱为共产国际立了大功！

1933年2月27日，宋庆龄举办欢迎肖伯纳午餐会，特地邀请史沫特莱一起参加。

左一为史沫特莱

1933年初春，莫斯科一家出版社找到史沫特莱，愿意为她要撰写的新书预付稿费，她接受了，于是在1933年5月前往苏联。1934年3月，她在莫斯科接到了宋庆龄托人带来的口信，宋庆龄要创办一本英语杂志《中国之声》，希望她帮忙去纽约筹集资金和邀请专业人员。于是，史沫特莱4月初前往纽约，1934年10月23日由旧金山乘轮船“柯立芝总统号”回到上海。

史沫特莱忙于《中国之声》筹办工作，宋庆龄先后3次将开办费拨给史沫特莱，可她把拨款用于其他项目，宋庆龄知道后批评了她，史沫特莱当面顶撞宋庆龄。史沫特莱连续往纽约寄了好多封信，终于获得了美国共产党书记白劳德的回应，他于1936年派了女秘书格兰尼奇到上海来担任《中国之声》主编。格兰尼奇到了上海，和史沫特莱多次发生争吵，这又引起宋庆龄的不满，她向着格兰尼奇。1936年春，宋庆龄在报上发表声明，否认史沫特莱是她的英文秘书。

至此，两人的关系彻底决裂。

70年后的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公布了宋庆龄的一封密信，那是她1937年1月26日在上海写给共产国际负责人王明的密函，宋庆龄在这封亲笔签名的信中写道：

“……史沫特莱小姐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史沫特莱在回忆录中，从未透露过与宋庆龄争吵的细节，和宋庆龄的分手是她心中的痛。

和宋庆龄绝交后，史沫特莱感到在上海很难再有作为，于是决心离开上海，寻找机会前往中共领导的延安根据地。

1936年9月中旬，史沫特莱坐上了由上海开往西安的火车，她在车窗里向送别的朋友频频挥手告别，也和上海告别……

“史沫特莱”式的情色生活

一个女人的感情经历，绝对受她的性格和观念所左右。

史沫特莱长得高头大马，性格热情奔放，不受羁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在上海的情爱生活绝对是“史沫特莱”式的。

史沫特莱1912年结婚，1916年分手。1920年到达波兰，后因从事革命被捕，出狱后与印度人维连德拉纳什•查托帕迪亚雅同居，最终分手了。史沫特莱来到上海，是和一个比她小10岁的沈阳作家冯达一起携手过来的，他是她的翻译兼情人。史沫特莱很坦率地告诉朋友，这小伙子挺帅，我们在精神上合得来，他在肉体上也是很棒，有一种雄性的魅力。

有一天，史沫特莱外出办事，白俄女房东突然发现这个小伙子在地上翻滚，嘴里流出绿色液体的泡沫。女房东马上请医生，医生匆匆赶来，闻了闻年轻人嘴里喷出的气薄荷酒的酒味，放声哈哈大笑。

女房东很生气很尴尬，和史沫特莱同住的年仅20岁的朋友格特鲁德•宾德感到很惊奇，史沫特莱赶回来也感到特别丢脸，支付了医生出诊费，然后当场决定让这个小伙子离开。

史沫特莱告诉格特鲁德•宾德：“我像个男人一样解决性欲。”

宾德记得，有一天夜晚，一个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突然从房间里逃了出来——他被史沫特莱猛烈的求爱吓倒了。

据传，1929年夏天，史沫特莱在上海与诗人徐志摩堕入情网,两人一起沿着长江旅行了半个月。

诗人徐志摩

1929年年底，史沫特莱离开了美国人宾德，开始独自居住。这时，她和性伙伴关系趋于稳定，她还常常流露出女人的温情。

史沫特莱最难忘的爱情经历是和苏联间谍佐尔格的同居生活。

1930年初春，苏联间谍理查德•佐尔格来到上海，迫不及待地跑来找她。佐尔格比她小3岁，体魄强健，化名为约翰逊，对外自称是德国报刊驻上海记者。不久，俩人双双堕入了情网，同居了。那时，她为他的非凡魅力癫狂不已。1930年5月28日，史沫特莱写信给弗洛伦斯﹒伦农，说：“我结婚了，孩子，可以这么说——只是有点像结婚，你知道；然而他还是个有雄心魅力的男人……我不知道能够维持多久；这不取决于我们。我担心不会长久。但是这些日子将成为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

佐尔格

有人对她和佐尔格同居不以为然，史沫特莱不客气地反击道：“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和你们没关系。”

史沫特莱和佐尔格互相帮助，佐尔格在上海联系到的大多数是亚洲人，都是史沫特莱介绍的。令史沫特莱隐隐心痛的是，佐尔格在上海还有其他情人。

在营救牛兰夫妇的过程中，史沫特莱请求朋友和熟识的人收留牛兰夫妇的小儿子，德国共产党员露丝﹒库金斯基同意收留牛兰夫妇的儿子，但是很快又反悔了。史沫特莱马上了解到真相，原来是佐尔格对库金斯基说，“你最管那孩子，就会暴露你的共产党员身份。”库金斯基想想有道理，于是就反悔了。

史沫特莱写信指责库金斯基“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同时，她开始对佐尔格冷淡了，最后两人分手了。

1946年初，史沫特莱偶然翻读旧报纸，发现一条“新闻”：1944年11月7日，左尔格在东京关押所刑场被执行绞刑，罪名是国际红色间谍，那天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

史沫特莱大惊失色，不由得痛苦地说道：啊……死刑！这是真的吗？那个人是我的……我非常重要的人，我的丈夫……是的，以前是我的丈夫。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史沫特莱这么热衷于性爱，可是居然从未使用过化妆品，她的衣着和男人差不多。她信奉“自由的、革命的”爱情，拒斥婚姻，称其为奴役妇女的枷锁。

“史沫特莱”式的爱，在她的朋友圈是一个热烈的话题。当年在上海的美国作家项美丽谈起史沫特莱时不客气地说：“她极其耽于肉欲，喜欢饮酒作乐，她能够和最出色的男人调情！”

史沫特莱在西方世界，因其信仰共产主义而不受待见；在苏联和中国，她却因信仰共产主义而受到俄共和中共的欢迎。史沫特莱的人生际遇，是她自己选择的结果。

史沫特莱和宋庆龄从好朋友到最后决裂，她到延安和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争吵和她的特立独行，得罪了许多人，以至于最后被迫离开延安。史沫特莱的命运走向，是她性格决定的结局。

史沫特莱在上海生活了7年，留下了属于她的独特故事……

人物档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镇的一个贫苦家庭。她早年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1919年起，她侨居柏林8年，积极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沫特莱于1928年底来华，在中国居住12年。其代表作品为《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中国的战歌》。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英国伦敦逝世，终年58岁。1951年5月6日，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

延伸阅读：播报西安事变

1936年9月，在张学良将军部属、中共党员刘鼎的联系下，史沫特莱来到西安。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发生后，史沫特莱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对外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史沫特莱闻名遐迩，成为一个国际知名人物。

延伸阅读：在延安拳打贺子珍

1937年1月初，中国共产党正式邀请史沫特莱访问延安。在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会见了史沫特莱。

她曾经大胆地向朱德和彭德怀示爱，还曾为中共拒绝她加入共产党的申请而抱头痛哭。

史沫特莱和女翻译吴广慧经常接待毛泽东的来访，3人聊得很投机，甚至讨论了爱情的意义。有一次他们正谈笑，贺子珍冲了进来，和毛泽东吵了起来，她挥舞的手划到了吴广慧的耳朵和脸颊上。史沫特莱出来劝架，并一拳将贺子珍的右眼打肿了。

1938年9月，史沫特莱被迫离开延安。

延伸阅读：苏联派驻中国的间谍

1920年代，史沫特莱在德国柏林结识了共产国际成员，决定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服务。1928年年底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的身份进入中国，在采访的同时为共产国际的远东情报部门服务。

在上海期间，史沫特莱在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著作中，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排斥，并被《法兰克福日报》解除聘约。

史沫特莱热衷于共产主义，在美国遭遇了冷遇。她生前认为最重要的著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在1956年出版时，几乎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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