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故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吕志涛生于浙江省新昌县澄潭镇一个贫困小山村，他没少过苦日子，家里时常只能以糠麸度日，他虚岁10岁时体重只有30斤。

吕志涛7岁那年，尽管家里一贫如洗，父亲还是把他送进了学堂，后又升入新昌中学。

2006年4月22日，吕志涛回母校浙江省新昌中学参加81周年校庆日，并设立“新昌中学吕志涛院士奖学金”。次日，吕志涛为母校浙江澄潭中学捐赠人民币伍万元设立“英才奖学金”。同年回到家乡看望已经年迈的数学老师。

吕老做人，低调务实，默默奉献而从不图报，辛勤耕耘而不求名利。吕老的学术品德，万人景仰；吕老的教育伟业，永垂于世；吕老的平凡精神，嘉惠后人！

难忘母校 永记师恩

（东南大学 吕志涛）

我，1937年11月4日出生于新昌县澄潭镇芝田村。芝田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个穷山村，田地少，人们的视线又被大山阻隔，从不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村民世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大多过着勉强温饱的生活。我家则更差，每年总有不少青黄不接的日子，只能以糠麸度日。我虚岁十岁那年，体重仅三十斤，现在简直不可想象。村里人的文化水平很低，整个山村上过初中的仅两人，其中一人是我小娘舅。为了完成学业，贫下中农家庭的外祖母不惜变卖了一亩田筹款。我跟母亲放过羊，养过蚕，度过艰苦的少年时代。

我先在芝田村小读完一、二年级，后转到澄潭镇中心小学继续读三、四年级，成绩稳居班上前三名。提前半年初中毕业，顺利地考上了高中——浙江省新昌中学。新昌中学是我成长的重要起点，因为我是从新昌中学走向南京、走向全国的。在新昌中学，我遇到了许多好老师。当时，新昌中学倡导“学问重实用，纪律贵严明”的校风，成为绍兴地区一类学校。那时，校长是金望平，是他培养了我严谨求实的作风和创新精神。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走廊课间休息，金校长看见我穿的中山装上风纪扣没有扣起来，他走到我面前指出我的马虎。他关心学生的学习，也关心学生的生活。更难得的是，作为一个山区中学的校长，他不仅是管理严格的领导，而且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学者。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金校长带队到南京招商引资，热情招待新昌中学校友。又譬如，1997年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金老师知道后，十分欣喜。新昌中学还有不少好老师。如白深炳老师，是我新昌中学高中三年的班主任兼化学老师。他教学认真，特别关心爱护学生。我高中毕业考上南京工学院后，他还多次给我写信，鼓励我不要因为俄语没有一点基础而苦恼，促使我的俄语水平很快赶上并超过了班上同学。陈梅是数学老师，她为我们后来搞理工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数学基础。高百寅是物理老师，据说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所以力学教得特别好，我也学得特别认真，成绩也突出，以致我后来也读了土木工程专业。中学学习，特别是高中阶段的学习，十分重要，这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现在回想起来，母校的这些老师令人难忘。

新昌中学毕业后，我考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土木系工民建专业，专攻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在导师的指导与培育下，我不懈地努力，对国际上40年代产生的、我国5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预应力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40多年来，我在预应力和普通钢筋混凝土结构理论体系及计算方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和试验研究，并不断应用于建筑工程，提出了两类斜裂缝理论，确立了双向偏位计算和抗剪设计、损失计算等方法，完善了混凝土结构理论和设计方法，发展了大跨度预应力结构体系和设计方法，将预应力科技推广到钢结构和砌体结构中，完成了许多重大科技攻关课题，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9项，发表论文130多篇，出版著作9部。

多年来，我参与设计不少科技攻关项目，为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珠海拱北口岸工程是祖国内地通向澳门的重要工程，其设计为国内最大一幢民族样式的弧形大屋顶层建筑，采用多项新技术。我为这个建筑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的工程设计了主体双向大跨度预应力框架结构，并为之进行试验和工程实测。工程建成后，在当地产生很大反响。

北京西客站工程是国家“八五”期间的重点工程，是京九铁路的龙头，主站房是一座集售票、候车、办公、行李托运及购物、餐饮、旅馆、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超大型公共建筑，气势宏伟。我承担并完成其中最大的科技攻关任务——东西45米跨度的预应力钢桁架的设计、试验和施工。我将预应力结构理论创新地运用到钢结构上，提高整体结构水平，使钢桁架少用200多吨钢材，比计划节省了百分之十五。1994年12月22日，总重量为1800吨的钢桁架安全准确地整体提升就位，标志着北京西客站主站房结构全部封顶。在封顶仪式上，我作为建设功臣之一坐在第一排，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此时，虽然寒风凛冽，但我心中却是热乎乎的，什么苦呀累呀，全都抛在脑后。

在江苏南京广播电视塔的设计中，当初广播电影电视部设计院突破传统的圆筒型塔身造型，将其建成新颖别致的三肢腿结构，但不知是否可行。我应邀进行了论证，认为设计是可行的，但是必须施加连梁和预应力来抗风和防裂。我主持了关键性的塔身结构计算和模拟试验，并作为工程的主要技术顾问，往来于研究所和工地之间，解决了多项技术难题。如今，造型新颖、高达318.5米的电视塔矗立在大江之滨、秦淮河畔，为南京增添了新的景观。

1986年夏天，时任副教授的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破格审批为当时我国结构工程学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随即晋升为教授。这一年，我还获得国家人事部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这些荣誉都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培养人才，开展科学研究，解决工程设计难题。

到21世纪中叶的这几十年，是我们民族振兴、经济腾飞的关键时期，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科技创新人才是国家当务之急，也是我的主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起，我担任了培养博士生、硕士生、指导访问学者和年轻教师的工作，先后培养64名博士生、67名硕士生和14名访问学者，可以算得上是个“多产”教师。

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我注意让学生在专业知识扎实的方向去闯新路，研究新问题，为他们选择的课题是国内从没有人做过的或比较新的，这样的研究成果有不少具有开拓性，甚至在国内外都是领先的。我还特别关注学生们的思想成长，尽管自己教学和科研任务繁重，但我总是抽出时间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在政治上进步，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要求他们做到德才兼备。这些年来，我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中有30多人在毕业前加入党组织。

尽管我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也获得了不少荣誉，但我没有忘记自己的母校。在我获得20万元何梁何利基金奖时，首先想到培养我的母校，捐献给东南大学、新昌中学设立奖学金。在我当选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时，我立即告诉母校老校长金望平老师。没有母校给我扎实的基础学习，就没有今天的院士，真是难忘母校，难忘恩师。

（作者1953年考入新昌中学。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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