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学流派如何应对现代城乡书写

    编者按 如果说2013年“里下河文学流派”首次提出曾引起文坛质疑的话，在第四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上，评论家们对这一流派的命名已基本达成共识。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认为，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都已存在于文学史中，当下文学流派叫得响的很少，里下河文学流派刚刚提出时曾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近年来里下河文学流派通过不断的研讨、发表文章、出版年刊等扎实的工作，解决了文学流派的命名、边界、对象从无到有，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清晰的问题，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特征、内涵进行了充分阐释和深入挖掘，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已成为文学版图里充满活力和巨大潜力的流派，不但得到认可，其研究也取得很大成果。此次研讨会青年批评家和学者的参与，壮大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究队伍，对于推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究走向深入并可持续发展，对泰州文化建设都将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江苏省作协范小青主席表示，连续四届对一个文学流派进行研讨，她感受到一种执着、韧性和坚守。四年来，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对里下河文学流派展开不间断的研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其品牌效果已经彰显。特别是现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创作现状和理论研讨程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研讨会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和形式，而今年全国一批青年评论家和青年作家的介入，是一个新的发展开端，一方面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实地考察，可以接地气、得灵气、酿大气，既研讨了里下河文学，又从中得到了里下河文学的滋养。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传统再造”

    从文学史的角度，以“地籍”命名文学流派古已有之，像“公安”、“竟陵”、“桐城”等等莫不如此。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认为，以“地籍”命名文学流派的基本前提是先有“作家”然后才有“流派”。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浙东地区、江苏的苏州等等地方都作家辈出，但都没有像“里下河文学流派”这样大张旗鼓地去命名、推进、培育和再生。如果确实存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从文学史的角度，他认为是带有追认意味，即“传统再造”。

    “里下河”不是传统意义狭隘的“地籍”，从更宽泛的意义讲，扬州的高邮和泰州的兴化，甚至周边的海安、东台、宝应、姜堰等同属于一个大的“里下河”地区。虽然我们现在意识到作为施耐庵、郑板桥、宗臣、刘熙载、汪曾祺、毕飞宇等的故乡或仕游之地，“里下河”早就应该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地标。但不可否认，“里下河文学流派”作为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被提出来，是和“里下河”地区兴化籍的毕飞宇在全国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有关。

    未来研究“里下河文学流派”应该从“地籍”身份的识别转向“文学”身份的识别，亦即追问什么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文学精神气质？何平指出，风景、方言和风俗等固然是识别“地籍”文学流派的指标，但更根本的还是一群作家所共同“制造”出的有鲜明地方性的文学气质和审美风尚。当然，文学的“传统再造”离不开更辽阔的“文化”，研究“里下河文学流派”一定要深入考察其扎根的文化腹地。“里下河”地区不仅仅笼统地作为中国文化的南北交汇之地有其南北杂交的文化样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落实到具体地方，泰州学派、中国古代以扬州为中心的市民文化、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文人文化等等都会成为“里下河”文学重要的写作传统和写作资源。因而，“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传统再造要有比文学传统更辽阔的文化传统再造的宏大视野和雄心。

    “里下河文学流派是在文学内审团里生长出来的，通过盘活地方文学传统和资源，里下河文学流派从争议到认可的生产过程本身就值得研究。”何平说，里下河文学流派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不仅仅是因为从里下河这个“地方”走出过汪曾祺、高行健、曹文轩、鲁敏、毕飞宇等著名作家，而是数量可观的“文学无名者”——大量的普通人成为自觉的写作者，有着各自职业的所谓“业余作者”。而在当下整个中国文学生态中，需要正视的恰恰是这些“业余”的地方性写作者之于其个人的精神建构，之于地方文化建设，之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意义。

    同时，何平也指出，今天的“里下河文学流派”不应该只是在文学内部封闭的命名和“传统再造”，而且应该是主动积极的“文学空间的生产”。以江苏为例，南京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早已经不只是江苏文学的重镇，而是北京、上海之外的中国当代文学“第三城”。而苏州以其丰瞻的文学传统和现实一直和南京存在着竞争，如果苏州基于“地籍”将苏童、叶兆言、王啸峰等客居南京的作家纳入到自己的文学空间生产，苏州在江苏乃至全国的文学地位自然会举足轻重。因此，泰州提出“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个超出行政区划的“文学空间”概念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文学空间的再生产”。在完成了“空间生产”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群体由于众多独立个体对于一个共同目标的忠诚而得以维系起来，而不是通过很多观念融合到单一的思想方式”，“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个概念能不能成立且可持续，在完成了传统再造之后，依靠的应该是成名的作家特别是“在乡”的“业余”作家的“忠诚”。极端地说，从流派样态看，“业余”作家对文学的忠诚是“里下河文学流派”区别于其他文学流派的一个重要指标。

    里下河文学流派，成长的概念

    施耐庵文学院长、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费振钟进一步指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时空范围。

    “里下河”不是一条河，她是由四条水系构成的一个地域。里下河地区是一个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平原。其地理范围为，西接里运河，东牵串场河（把盐场串联起来而得名，俗称下河），北靠苏北灌概总渠，南达老通扬运河。“里下河”虽属平原，但在地貌上，又是江苏省长江与淮河之间最低洼的地区，四周高、中间低，地形如锅，是典型的洼地，过去这个地区海水之所以倒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个洼地，俗称“水洼子”，境内河湖相连，水网密布。“里下河”大致有4个行政区，包括扬州、泰州、盐城、南通等地。具体有扬州的高邮、宝应，泰州的兴化、姜堰，盐城的盐都、东台、阜宁、建湖和南通的海安等地。其中兴化和建湖是里下河的腹部地区，而尤以兴化处于最低洼位置，俗称“锅地洼”。

    “重申这个地标，是突出里下河文学流派其空间考察的意义。”费振钟说，从时间上看，里下河在历史上的记载，他所见到的典籍记载是从清末开始的，主要是漕运的发展，国家对运河极为重视。因为在海运之前，漕运极为重要。里下河这个名称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漕运对里下河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极大。比如兴化竹泓造船业很发达。汪曾祺写高邮《大淖记事》，其中的描写与里下河地区运河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指出，里下河文学流派是一个成长、发展的概念，也是一个不断自我调整、自我修正的概念。一方面是泰州市的文化名片，同时也是文学地理学的一种探索，里下河文学打破了行政区域的划分，通过文学地理学来构建文学现象。文学史上和美术史上有“美学时间”的概念，即在一个时期涌现出大量作家作品，但在另一个很长时间相对较少。里下河是文学地理学和美学时间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尝试。王干建议，甚至可以写一部《里下河文学史》，进一步厘清脉络。“特别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内核与外延要精准化，做强做准。随着研究的深入，还要找出差异性。”王干说，虽然流派看上去越丰富越大越好，但是正如契诃夫所说“准确即美”，应找准其边界，通过精准打造，使其矗立在江苏文学史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打造中国乡土文化的“活化石”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注意到，在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型过程中，已经有不少里下河的作家尝试过城市题材的写作。这一方面的标志性作家之一，就是刘仁前。刘仁前迄今最重要的小说创作，无疑是他的系列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细细翻检“香河”三部曲，即不难发现，从题材的角度来看，的确存在着一个故事空间由村向县、市日渐扩大的总体趋向。毕飞宇从长篇小说《平原》到《推拿》，从中篇小说《青衣》到《玉米》，有影响的作品可谓多多，但两相比较，这些作品中的乡土叙事同样也要明显胜过城市叙事。由以上分析，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里下河的作家们更擅长于书写表现乡村世界的生活，一旦笔涉乡村生活，他们的艺术笔触就会如有神灵附体而妙笔生花。

    细究其因，王春林认为大约有这样三方面的原因不容忽略。其一，里下河小说创作群体的宗主汪曾祺先生，本就是一位以对里下河地区风俗人情的表现著称于世的乡土小说大师。他的示范性影响不容忽视。其二、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现当代小说史的范畴来考察，以乡村世界为表现对象的乡土小说，以其蔚为大观的阵容而构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现代文学传统。这种传统对里下河群体作家的隐形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其三，最起码到现在为止，这个创作群体的那些代表性作家的艺术天赋和艺术气质，更多地契合于书写表现乡村世界。乡村世界可能会日益贫瘠衰败乃至于消亡，但文学领域中的乡村书写却会一直存在下去。对于身倚强大乡土文学传统的里下河作家群来说，乡土写作大有可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艺术使命就是，如何更加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打造一块中国乡土文化的“活化石”。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炜认为，里下河流派作家阵容强大，但大多是写乡土的作家，写城市的少。“我个人非常喜欢看乡土小说，更不认为乡土小说会消失，相反，我认为乡土文学在一段时期内，会得到强化。当代中国说到底还是乡土中国，底色还是农民。只要你和农村还有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物质层面，还有精神层面。而里下河流派里的作家，汪曾琪也好，毕飞宇也好，几乎都是写乡土的高手。”叶炜说，对于杰出作家，写什么越来越不重要，怎么写则越来越突出。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当代作家同时能写好城市和乡村的杰出作家确实不多。里下河文学流派大多作家都是扎根本土，从乡村出发，挖掘自己的童年记忆或当下乡村。像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就是如此。庞余亮的许多作品所书写的也是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他的《薄荷》等作品写得摇曳多姿，异常生动。顾坚的《元红》《青果》《情窦开》等作品，许多内容也是取材于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文学记忆，对这些记忆资源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转化。作为和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精神联系的里下河作家，他们的书写当然离不开乡村经验，所擅长的领域也是乡村。里下河流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今后农村书写肯定要继续占有很大比重，但是不是也要把目光转向城市？里下河流派的城市书写应该更为精彩。为此，应该重视里下河新人培养，写好里下河的城市篇章。

    里下河城乡书写的未来

    江苏省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徐晓华以“里下河：城乡表达的现在与未来”为题，从里下河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出发，纠偏文学界对里下河文学的习惯性思维。她认为，在此前有关里下河文学的讨论中，绝大多数的视角都将它定位于乡土文学，很少顾及到这个流派中的城市表达。事实上，遍布于里下河文学的各种文体，城市书写都是其中的重要的元素，具体到里下河文学的创作个体也是如此，从老一代的汪曾祺，进而到毕飞宇、刘仁前、罗望子、朱辉、王大进、顾坚、鲁敏、庞余亮、刘春龙等等，他们的写作都可以说是亦乡亦城。以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而言，就相当典型，《香河》写村落，《浮城》写县级市，最后《残月》写地级市，呈现出由乡到城的写作序列。其他作家也大抵如此，而且按照现在的总体创作趋势，其城市书写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

    当今的乡土文学也好，城市文学也好，特别是自从生态文学观念兴起包括乡愁成为重要的文化母题之后，批判城市，歌颂乡村，批判当下，缅怀继往，批判工业与现代文明，缅怀自然与农业文明，成为共同的主题，在这样的主题之下，设计城乡对立是许多作品的叙事模式与情节结构，但是，里下河文学似乎并不是如此，由乡村到城市似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由乡到城，或者由城返乡在作品中基本了无挂碍。这样的审美表达显然契合了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历史逻辑与社会结构，因为中国的城市不但脱胎于乡村，本身就是乡村的不断升级版，而且这种从乡村升级而来的城市，其人际关系的维系大体还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是以核心家庭不断向外扩散的熟人社会，这方面只要看看刘仁前、刘春龙等人的长篇小说，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所以，在他们的笔下，没有那种虚构的、至少是被夸张了的城乡对立，没有被流行的城乡对立主题所绑架，也许对里下河地区只有三级城市以及县镇规模的小城市来说，后现代的焦虑症还未蔓延，以本地原住民为主体的城市，其人际关系还是传统的模式，但也因为如此，里下河的文学保存了中国城乡的最基本的关系，这样的文学在如今的城乡流行写作当中也更具有样本性的意义。

    那么里下河城乡书写的明天在哪里呢？徐晓华提出，里下河文学不可能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同时应该进一步提升自己城乡书写的自觉性，尊重中国城乡的历史，特别是里下河城乡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它可能与流行的主题不甚契合，但是，却具有历史的、文化的、人类学的与美学的意义。“鉴于中国城市多样话的现代发展道路，里下河文学也应该充分地做好应对现代城乡书写的准备。城乡表达是多样化的，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以一种理论去想象多样的文学存在，而应该去发现每一种写作的个性与差异。这在由中国乡土文学中的里下河向城乡书写中的里下河研究的转化期，尤其应该注意到。”

    《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的看法是，当代文学几乎都由居住在城市里生活了半辈子甚至更久的作家完成。代际愈往后，这种情况愈发显著。讨论城市文学或乡村文学是吊诡的：几乎对于所有写作者而言，城市都是每天发生的日常，而乡村如非纸上得来的间接经验，便是遥远陌生的童年记忆。当一个农村出身的写作者时隔数年才间或回到老家过年，他所了解的乡村，其实已经并不比偶一为之的城市旅行者更多。而在这种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乡村？又如何描述我们所并不真正知道的乡村？仅仅从某种构建“文学地域”或“文学故乡”的角度，并不能触及特殊之处。在这样的现状之下，也许不再过多强调地域性的特质，不倚赖富有标志性的方言和本地风物增加所谓地域乡土风味，是一种对于乡土文学更高、也更本质的要求。要力图避免将农民刻画成活在知识分子焦虑眼神中黯淡弯曲的木刻，将各种时代象征和道德寓意从他们本已相当沉重的肩上卸下，不作病相报告式的分析，更不再成为末流小说家陈旧历史观和主题先行论的工具。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将农民还原成“人”。

    城乡叙事融合是必由之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家们的内心产生了许多的迷惑与忧虑，从前传统的乡土经验，在遭遇一种陌生的城乡变革经验的时候，难免产生不适感、甚至反感。面对乡村新的躁动，传统价值观念遭遇新的挑战。泰州市文联主席刘仁前以自己的作品《浮城》为例，曾对乡村政治、权力等现实问题也进行了集中的书写和揭露。到了《残月》，则完全采取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没有了《香河》中“田园牧歌”的抒写，也没有《浮城》中对政治生态的某种期许，而是让小说主人公进入了娱乐圈，成为一名演艺经理人。他想要展示的是当下城市商业大潮中的社会生态，“香河村”的后人们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尘世演绎的残缺人生。

    “不得不说，我在创作《香河》的时候，感觉更得心应手，因为回望相对容易一些，而从前的经验，在遭遇现实的特别是城市、小城镇经验进入的时候，内心难免有所不安，批判与妥协，舍弃与眷恋，多重复杂情绪交织在一起，其把握与拿捏的‘度’，相对而言变得困难。”刘仁前表示，就今后的创作而言，他认为首先应该要深入了解、研究当下的社会现实，进而作出自己相对理性的价值判断。“城”与“乡”不应该完全对立起来，不应该一味表现孰好孰劣，孰轻孰重，而是应该葆有小说家的责任与良知，不是在乡村的表象上停留，而且有意识地向乡村地域文化的延续与变迁、乡村伦理的重建等纵深领域拓展，既有对传统的追溯，自我的发掘，也在重估历史、构建新的乡村现实。这是我们这代作家努力的方向。

    泰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周卫彬旗帜鲜明地提出，城乡叙事的融合是新时期里下河写作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当下，里下河作家们的写作不同程度地开始从乡土叙事往城市叙事转变，最典型的如刘仁前的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香河》、《浮城》、《残月》），从小村落一直写到地级市，书写一部村庄、家族变迁史诗，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折射出今日乡村现代化的必经之途。再如刘春龙的长篇小说《垛上》用四十万字的篇幅来写乡土的变迁，“双虹湖”的前世今生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意义。

    其实，我们在讨论“乡土”这一里下河作家“精神原乡”的同时，必须看到，当乡村巨大的变革来临之前，淳朴的里下河乡民对那种长久以来的文革政治背景下的乡村生活，是感到某种压抑的，虽然如诗如画的水乡、浓郁的亲情曾经是精神上莫大的慰藉。但是，随着那个动荡时代的逐渐远去，新时期的乡民们终于可以“辞家”，在时代的交替中去改变自身的命运。“唯有走出，乃有归来。正是作家们开始思考乡村变革的意义，城市与乡村文明的丰富性和多面性，才使得里下河作家笔下散发出别样的活力。正所谓不破不立，唯有进行时代与历史性的考量，才能深入探究新时期里下河民众的心理、作家自身的角色、乡土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周卫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