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学，自然生长的文学生态

    编者按：“里下河文学与乡村社会伦理”研讨会10月18日在泰州举行，来自全国的近三十名作家、评论家参加了会议。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和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共同为“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揭牌。

    作为里下河水乡的门户，泰州高高擎起这面文学大旗，体现了城市高度的文学自觉和文化担当。未来的泰州，将努力打造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平台，加强里下河地区文化交流合作，促进形成优势互补、携手共进的跨区域文化发展新格局。与首次研讨的“里下河文学流派”有所区分，本次研讨的主题是“里下河文学与乡村社会伦理”。本报专访这一在全国影响力逐渐凸显的创作与评论群体，他们对于里下河文学的认识与评论，对于促进和繁荣地域文化的创作与研究将会提供有益的价值。

    “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紅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在里下河流域，“晚饭花”是一种常见而普通的花，甚至被认为是“没有用的花”。然而被汪曾祺写进小说，便成了经典。汪曾祺不会想到，在兴化，一个叫庞余亮的青年在读了他的作品之后，在自己从教的学校里，种满了大片大片的晚饭花；汪曾祺更不会想到，一不小心，他的阳光雨露在里下河大地滋润出旺盛的花草雨露，孕育出众多的“汪味小说”。

    10月18日，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在泰州召开，并设立“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认为，这标志着里下河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正在不断提升，不断地填补，不断地扩展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的主要依据，一方面是里下河文学的持续不断的创作实践，一大批里下河地区的优秀作家，始终在创造着，始终在努力前行，不断地提供了优秀的文本；另一方面，许多有学识、有眼光、有热情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对里下河文学现象的重视、热爱，两者结合，才使里下河文学现象的研究研讨不断得以提掝，这样的研究，又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里下河地区的文学创作，使之形成令人欣喜的新气象。

    中国文人本土化叙事的尝试

    评论家王干认为，流派很容易让人想起荷花淀派或山药蛋派，但是里下河的文学流派，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王干的这一说法，恰恰象极了他笔下的《故乡的红蜻蜓》：“天飘起来的红蜻蜓透明如水,布满了我童年的记忆。一群群蜻蜓从河畔飞起,盘旋在打谷场上空,在橘黄的黄昏里粲然明亮。它们结队成形,分散又组合,尽情呈现生的姿态。”

    他所说的故乡，便是“兴化”。如今，王干也是里下河文学流派里的重要代表作家。《中华文学选刊》特聘编审邵明波如此评价：《故乡的红蜻蜓》之于里下河文学,约等于《透明的红萝卜》之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

    流派很多都是“硬”的，以刊物的形式或文学研究会的形式为共同体，但是里下河文学是“软组织”，汪曾祺是代表作家，但他并没有举这面旗子，里下河文学是生态的文学。很多人容易把汪曾祺作品归到乡土小说里，其实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土作家。“乡土作家的概念，是作家的叙事身份以乡土为主，或作家转化成农民，以农民的口气讲述乡村的故事。还有一种乡土小说，像鲁迅，以批判国民性的眼光写作。这两脉均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里下河文学最大的特点，是既没有农民的口气，也没有转变为农民身份讲土地上的故事，如果说里下河文学在文学史上留下特点，是以中国文人的情怀、文人的眼光看待这块土地。和鲁迅的启蒙者身份、赵树理的农民身份不同，汪曾祺秉承了田园诗人的一脉。

    培养和宣传本土作家

    南京大学教授丁帆认为，里下河文学只能归为一种文学现象，可以作为地域文化的创作现象来研究。以地域文化创作特征为基地，慢慢地引起大家关的注，否则欲速不达。

    他分析，涉足里下河文学创作的作家有几类：

    一是“望乡”作家。这一部分作家迁徒到他乡以后，把对故乡的反观融入到作品中。比如把莫言归到山东，把阎连科、周大新归到河南，他们虽然身在北京，但是他们的童年记忆抹不掉，仍常常回望故土。这里又可分为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至今仍以故乡为原型的文学作品，称为直接描写；还有一种有些变化，仍可从作品的景物描写或方言描写中寻到故乡的影子，称为间接描写。

    “望乡”作家从年龄上看，一部分是老一代走出去的作家，现在有五六十岁；一部分是“新移民”作民，年龄大至在三四十岁左右；同时还包括移居到国外的一些作家。高行健的作品里间接描写得很多；老一辈作家里还忽略了周恩来。丁帆最近在周恩来的旅日日记里，有一些是散文随笔类的望乡作品，发现写到家乡的风土人情。

    二是留守的本土作家。本地域的作家是最强大的一支队伍，但存在一个问题：在全国打响的作家少。所以培养和宣传本土作家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分析这些作家走不出去的原因，丁帆认为主要是没有文化的参照系，他们的文化视野、思维受到了限制。

    而留守作家也有几类，一是出生于20世纪五十代前后的作家，虽然他们的生活经验和阅历丰富，但视野狭窄，知识结构受到很大限制。这部分作家受各种文化的限制，已形成了思维定势，逐渐成为远去的一代；二是新一代作家，他们有条件通过多媒体等通讯发达的各种窗口通览天下。他们能否写出大作品，主要在于自身素养。

    三是侨寓作家，是一部分外来的作家迁徒到里下河，自他乡迁入本地的作家，是怎么书写里下河风土人性，怎么折射时代巨变？这部分作家还没有进一步探索。

    进入里下河文学的肌里

    里下河文学的存在与发生，与里下河地区的乡村社会空间，有着强大的关联。施耐庵文学研究院院长、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费振钟认为，“乡村社会伦理”是对里下河地区作家和他们的创作一个“社会人类学”式解读角度。里下河作家群，作为一种文学共同体同，从这个角度，既可以发现里下河作家的文学观念与写作立场的某种内在共约性，也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不同个体的作家，在处理他们的乡土经验时，所具有差异性。

    在费振钟的散文记录或叙述乡土经验中，如《光芒与河流》、《因为乡亲》等作品，内含着乡村社会传统的伦理观点。因为有这些内在的观点，他的写作与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拉开了距离。而他最近几年关于乡村“社会学”式的叙述与研究，则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学术需求，更与他个人负有乡土责任有关。

    费振钟更愿意将里下河文学看作一个文学共同体。里下河地区大多数写作者，在身份、文化、地缘等方面的认同，使得他们的集合更具有共同体的特征。与之相对应，里下河文学共同体，其文学空间以及写作对象和内容，又与里下河地区乡土社会共同体有一种共生共在关系。在其中大部分作者那里，这里的乡土社会（包括村庄和集镇），不仅提供了他们的生活经验，同时还提供了他们一种社会伦理价值的规范和支持，他们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理解，以及文学处理和书写方式，尤其是文学的个人化风格表达，都有赖于从乡土社会共同体获得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里下河文学与乡村社会伦理，就有可能进入里下河文学的肌里，对于所谓的作家群或文学现象，就不会停留在一般的文学形式或形态的认知上，也不会满足于所谓流派和区域文学史的识别上。当然，这只是一个角度，一个切入点，或者说一种将文学和人类社会学结合起来的方法。实际上，对里下河文学的深度讨论，主要面对的是这个文学共同体中每个不同的个体。如何在个人乡土身份和乡土经验层面上，处理和表达写作者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伦理性及其价值观念在其中的影响和发生，既是作家自我文学建构的重点，也是研究者在他们的作品中首先要关注和发现的问题。在这里，里下河的写作者个人选择的差异，与作品叙述与描写的乡村空间的趋同，都会表现在他对乡村社会伦理取舍上，表现在认同与接纳，或者怀疑与批判上。

    被“追认”的文学现象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表示，无论是定位于“里下河文学现象”或“里下河文学流派”，都带有一种追认意味。被归入到“里下河文学”的作品，有些是源发性的，有些是事后归类进来的。里下河文学虽然可以追溯得很远，但当年像汪曾祺、胡石言等并没有构成作家流派或群体的气象，只是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毕飞宇、朱辉、鲁敏、庞余亮、刘仁前、鲁羊、朱文等具有里下河共同地缘乡籍的作家群体性涌现，里下河文学或作家群体才渐成气候，进而被研究者确认和命名。

    何平发现，里下河研究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外部研究比较多，对内部的分析和个案研究不够充分；二是扎实的作家个案研究不是很多；三是对作家个体写作变化研究不充分；四是过于强调作家的乡村经验和乡村书写，对里下河作家远远大于乡村经验和乡村书写的写作部分关注不够。“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可能很难体现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特殊性。对于有些作家如朱文等，他们很少呈现乡村经验。我们在谈里下河地域文化特征时，强调乡村文化比较多，但对唐宋，尤其是晚明以后该地域作为发育得比较充分的中国古典城市意识得不够，如扬州、泰州、如皋等，晚明以后的消费文化对里下河文学的建构有重要意义。再有，改革开放之后以后，单一的中国传统乡土文化早已经不复存在。”另外，何平注意到，评论家在里下河文学现象中，对散文和诗歌等文体研究得不够充分，多集中在小说上面。

    乡村伦理的未来

    评论家汪政认为，在文学创作中，无论是坚守在本土进行创作，还是坚持写本土的作家，或是坚持在本土又在写本土的作家，参与到本地方的社会建设中，都是很重要的力量。作为评论家，应该坚持文本分析，这些作家如何呈现社会风貌和变迁，变迁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呈现出来的伦理是怎样的状态，对于促进里下河文学发展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探讨里下河文学流派时，我们有过争论。”汪政坦率地说，核心价值观有三个词，认识、认同、践行。谈论里下河文学，首先建立对里下河文学的认同上，有认同才有研究和写作的基础。无论作为流派或是文学现象，都可以继续探讨，但是对于写作的客观存在而言，里下河文学现象是毋庸置疑的。

    批评家都是在解释现象，作家都是在发现问题。评论家晓华表示，作为写作者，作家对里下河区域的认识和思考，也许比批评家多得多。每一位作家都不可能永远书写过去。我们的生活是指向未来的，我们的文学也是指向未来的，乡村的伦理曾经是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未来又将是什么样，是每一个研究者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