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浅析之一：理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
赵子晟2018-12-23 21:49
在历史群里，我们常常围绕历史和国学方面内容进行交流、讨论，理学也是热门话题之一。应朋友所请，对讨论时引用的理学相关资料进行整理、综述。一个半小时时间，阐述理学这个我国历史上第一种完善的哲学思想体系，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也因此我避开哲学自身的复杂、深奥理论，仅从历史知识方面为宋明理学简单勾画一个外在形象，力有不逮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我们先来聊聊理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
理学是儒家思想文化演变的重要环节，简要来说，我国历史上儒学思想演变分为这么几个环节: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
大家都知道孔子创建了儒家，但儒家的学问却不是由孔子而起，他们研究的是先秦各类典籍。孔子自谓述而不作，通过从先秦各类优秀书籍里寻找真理，阐述科学学术观点。之所以不愿意著书立作，因为难免会衍生各种观点不同的解读，被后人误解。比如论语，是孔子众弟子对孔子平时授业讲课、发蒙解惑汇集而成，并非孔子自己所著。
到了汉代，儒家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增加了很多原不曾有的观点，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班彪的“王命论”、马融归纳的“三纲五常”，还有盛行的谶纬之术等等，这些被统称为今经文，而原来的儒家学说被称为古经文。两汉四百年，今、古经文之争十分激烈，甚至是你死我活，比如王允为何会杀名满天下的蔡邕？只是因为蔡邕为董卓叹息了一声吗？当然不是，根本的原因，在于王允研习的是今经文，而蔡邕是古经文代表之一。
有汉一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成为社会思想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也自此登上正统思想宝座。但也正是汉代王命、神命等今经文观点，让儒学走上一条不完整的发展道路。主要体现在，儒学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意识形态指导，却没能从理论上解决普通百姓普遍关心的生死寿夭问题，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也鲜有提及。这种不完整，使儒学显得高高在上，与黎民百姓无缘，为之后佛教、道教的兴盛发展留下广阔空间。
魏晋时期，儒家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个问题，如何宴、夏侯玄等人，从思想领域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他们经常开展辩论，并逐步成为一种时尚，还有了专用名词；清谈。翻看魏晋时期文献记载，这种清谈比比皆是。但因为朝廷势弱，政局紊乱，对儒家支持力度不够，不同时期，不同统治者，对儒、佛、道三派的观点各不相同，谈来谈去，玄之又玄，神之又神，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甚至走上消极避世之路。特别是西晋时，王衍等大臣不事实务，一味清谈，最终误己误国，导致神州陆沉。之后五胡乱华，前秦苻坚派十万大军西迎鸠摩罗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学兴起，儒学则进入发展低谷。
隋朝有个大儒叫王通，此人《隋书》无传，却影响很大。他是《滕王阁序》作者王勃的祖父，也是隋朝首次开科取士评定的十秀才之一。他对儒学进行了深刻反思，强烈反对两汉的天命论，也反对魏晋时期读书人的消极避世，认为人应该遵循自然的规律，还提出“三教可一”的观点，认为儒、道、释三派不该玩命搏杀，应该相互学习融合。此外，王通还有一句名言“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这句话一千多年后，被明代大儒王阳明提炼为四个字:知行合一。但王通并未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位三十三岁就英年早逝的天才，犹如昙花一现，留下了美丽瞬间，却没能带来蝴蝶效应。
到了唐代，开国皇帝李渊下令规定道教在儒家和道教之上，高宗李治亲赴亳州参拜老君庙，玄宗更是诏令道士视为宗室，位在亲王之下。开元年间，凡天下观总数一千六百八十七所，道教也进入了极盛时期。此时，儒学已经只是与道教、佛教并列的学问之一，日益式微。后来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对儒家思想进行新的注解，撰写了一系列言之有物、影响深远的散文，以重铸儒学，但虽三分天下，却再无独尊之势。
需要说明的是，直至此时，儒学的研究方向始终是诗、书、礼、易、乐、春秋等等“六经”，“四书”还没走上历史舞台前沿。
唐代时期，科举的科目多达五十多种，其中有明经、进士两科，考的都是诗赋文辞和经义解读。这种取才方向使六经的研究走向歧途，那就是凡文必引经据典，百般考证。甚至有的文章云里雾里写了三五万字，还没切入正题，时人称这种现象为“羞学章句，恶烦文章”。国家取材，倘若取得都是这样的人才，治国理政效果可想而知。
翻开历史，我们会感到疑惑，唐代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巅峰时期，煌煌盛世，文治武功几乎都达到封建王朝的最高点。但是从唐末起，整个华夏迅速坠入暗无天日的黑暗时代，这就是堪比人间地狱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段时期产生的种种罪恶罄竹难书，比如黄巢，他的军队随军带着石磨子，不是碾米的，而是碾人的，把人磨成肉糜做军粮。华夏大地上各方势力终日相斗，血流盈河，各种惨剧轮番上演。为了生存，父子相残，兄弟相食，毫无人性可言，史家也因此对这段历史多有避讳。没有统一、兴盛的朝代，自然就没有灿烂的文化。这样的黑暗时代，哪里还谈得上学术发展。
之后出身穷困的郭威建立后周，为消除社会上充斥的这种戾气，他十分尊崇读书人，重视思想文化发展，试图从思想学问的角度去探索人世伦理，压制邪恶本性，重建人伦纲常。
宋朝承袭了这些宝贵之处，对士人极尽优厚之能。但这时儒学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大破大立的地步，必须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才具有鲜活生命力。此时，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率先提出理学的思想。尤其是在范仲淹创建的苏州学宫执教的胡瑗，划时代创建分斋教学制，在学宫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经义自然是学习六经，治事又分治民、讲武、堰水和历算等科，这就是如今自高中至大学分文理科制度的雏形。胡瑗“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纠正了朝廷取仕的弊端，提倡德、智、体、乐全面发展，培养出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这位科举不第的落魄士人，因为在教育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太子讲师，宋神宗称其“真先生”。晚年胡瑗病重离京时，相送之人百里不绝。
后来北宋五子又进一步发展理学理论，其中有位濂溪先生，就是写《爱莲说》的周敦颐，提出了“诚敬”的思想，指出什么是理学？就是“纯粹至善”，这个是理学的基本范畴。至此，儒学由狭义的圣人学问，演变为“治天下之治”的入世、治世之学问。又因宋儒论学多言天地万物之理，客观的辨析宇宙的根源、治国的道路和人生的问题，而名为理学。我国的哲学思想发展，历经千折百回，终于回到了正确的研究方向。
总而言之，理学产生的思想文化发展背景是儒家对经学、玄学杂乱繁琐、走入歧途的拨乱反正，历史背景是对五代十国时期社会人性伦理构架坍塌的反思和重建，是我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哲学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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