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在十年浩劫的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抵制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1967年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碰头会。与会人员壁垒分明：左边是当时“响当当的”左派领袖人物：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谢富治；江青缺席，王力列席。右边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还有谷牧和余秋里。会议室中间坐着召集人周恩来。
这次碰头会是接着2月14日的会议开的。在那天会议上，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把军队搞乱啊!”还质问：“上海造反派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你们究竟想干什么？”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被问得哑口无言。
几天会议，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2月16日这次斗争进入了高潮。
在这次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为解救被上海造反派关押的陈丕显，而率先拍案而起。他指着张春桥的鼻子严厉责问：“为什么要迫害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
“群众不答应啊!”张春桥阴阳怪气地答道。
“什么群众？”谭震林被激怒了，“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他指着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照这样下去，你们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指紧跟毛泽东)，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说到这里，谭震林索性豁出去了，提高噪门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完便拂袖而去。
当谭震林拿起风衣往外走时，陈毅喊了一声：“不要走，要在这里和他们斗嘛!”接着，陈毅便对佯装镇静的康生说：“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叶剑英道：“老干部是国家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保证？还怎么做工作？”
饱受揪斗之苦的余秋里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拍着桌子说：“这样残酷地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斗我就不去，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吧!”
李先念不失时机地批评了《红旗》杂志一篇社论引起全国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当周恩来为此问陈伯达、康生时，他们明明看过这篇社论，而且陈伯达还是签发人，但当面却撒谎，矢口否认看过。
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他接着说，斗干部株连家属是“落井下石”，不安好心。
…………
这就是文革初期被定为“二月逆流”实为“二月抗争”中的名震全国的“四帅”、“三老”“大闹怀仁堂”。
由于江青等人恶人先告状，“大闹怀仁堂”的事激怒了毛泽东。两天后，即2月18日，毛泽东亲自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大不了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谭震林气愤地打断毛泽东的话，不但声明自己没有错，而且当着毛泽东的面，再度重申自己“三不该”：“我不该早入党40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也不该活到65岁!”
毛泽东愤然离开了会场。
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那种情况下，谭震林不但面斥张春桥，与林彪、“四人帮”一伙直面抗争，而且还当面顶撞毛泽东，说出那一番“大逆不道”,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国人震惊不已的言辞极为激烈的话。这样的话要是从别的人嘴里喷出，无疑是要被怒斥为“罪大恶极”、“反动透顶”的，即使不被杀头也很可能得把牢底坐穿，然而谭震林仅被毛泽东责令“请假检讨”。尽管文革中，谭震林也吃了一些苦头，但比起惨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比起同为惨死的功高盖世的彭德怀、贺龙两位元帅，他要幸运得多了。历经浩劫，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在康生、“四人帮”肆虐的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这实属一大奇迹!
谭震林可谓资深望重。在井冈山时期，谭震林跟毛泽东并肩战斗，为创建和巩固井冈山苏区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缘。尽管毛泽东时为中央委员，但在受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与谭震林同为边界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足可佐证。《井冈山的斗争》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在报告的重要之处，谭震林的名字就出现了4次：
“五月二十日，边界（指湘赣边界——笔者）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第一届特委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九月……谭震林代理书记。”“十月……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毛泽东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委员。”“五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前委是十一月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示，经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
一个人的名字，能在毛泽东早期的一篇著作中连续出现4次，唯谭震林一人，这也许就是谭震林得以幸免于难的根据之一。试想，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无忌的文革中，若毛泽东不发话或暗示“要保护谭震林”，那么以“大闹怀仁堂”而名播华夏的“谭老板”， 不死于非命，那就是他天大的“造化”，哪还能当选为中央委员？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