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下，高质量发展必然是秉轴持钧的关键。基于新发展理念，通过梳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构建了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内的5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空间分析、俱乐部收敛检验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2005—2020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平均水平提升了48.4%，低水平城市数量显著缩减，城市发展质量的空间分布模式发生转变且空间聚集特征显著；城市发展质量不平衡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差距弥合挑战仍然较大，且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城市间存在显著的角色分化，在全国及区域层面均形成“示范—追赶”模式，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等11个城市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城镇化、政府投资、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以及经济增长均能显著促进城市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城市规模与发展质量则呈现倒“U”型关系。新时期实现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仍需要在中西部地区持续着力，发挥先行者的示范作用，需要持续推动数量增长、强化环境规制、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以及优化城市规模体系。

人类社会正处于显著的数字化转型阶段，人类活动系统的基本特征与内在机理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虚拟空间中的活动日渐多元化与自我体系化，并更加主动和频繁地与实体空间活动产生着十分复杂的互动。目前关于人类活动系统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愈发重视虚拟空间中行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强调超越虚实二元的对立视角，将技术使用作为活动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文提出城市虚拟空间活动系统与城市虚实活动系统的概念，一方面强调城市虚拟空间活动已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系统的趋势，另一方面则聚焦于城市虚实空间活动系统的互动关系，并且从理论上构建城市虚实活动系统，以便深化理解城市活动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从理论和方法创新、实证议题创新以及应用实践创新等侧面，系统论述城市虚实活动系统的概念体系与研究内容框架，为数字化转型下的城市空间提供新的理论与方法，为智慧城市生活圈规划与数字生活治理提供科学参考。

乡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实现乡村发展与全面振兴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乡村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的内涵与逻辑，系统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乡村发展的阶段特征、路径策略与理论演化，总结了中国乡村现代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构建了支撑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学理认知框架。主要结论为：① 乡村发展旨在通过不断优化乡村发展要素，重塑乡村地域功能与形态，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而乡村现代化是通过现代化理念、机制、要素等逐渐改变乡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乡村逐渐从农业复兴、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转向新时期的乡村绿色化、生态化、智慧化发展，理论认知上经历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多功能主义以及全球乡村的新生产主义、可持续发展范式的转变。③ 中国乡村现代化仍面临农业生产配套条件落后、乡村三产融合发展不足、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治理隐患、资源环境困境以及人力资本短板等问题与挑战。④ 面向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现代化现实需求，重点聚焦于制度体系创新、乡村空间规划管控与关键技术体系、资源要素整合与优化配置路径、未来智慧与绿色乡村建设及其科学治理等方面，基于人地耦合的系统思维，深化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基础理论与科学路径、发展模式与保障机制、社会协同治理与空间管控等方面的研究，构建起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乡村地理学科话语体系。

本文利用2019年腾讯人口迁徙与中国语言分布数据，揭示方言相似性对于中国人口流动影响的语言纽带效应，并进一步探究其时空异质性、交通方式异质性、空间距离对其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 方言相似性能够促进中国人口城际流动网络的路径形成概率与关系强度，形成了人口流动网络中的语言纽带效应。地理距离和语言距离分别可视为人口流动的显性和隐性空间成本；② 语言纽带效应存在时空异质性和交通方式异质性。地区间的方言相似性每增加一个单位，在“春运”和日常阶段下，中国人口流动网络的路径形成概率分别增加47.7%、49.5%，流动强度分别增加17.1%、9.9%。语言纽带效应对于不同汉语方言区、不同交通方式的人口流动的影响存在正负与程度差异，展示出其对于中国人口流动影响的空间差异与地理含义；③ 语言纽带效应受到空间衰减规律的制约，并且在不同交通方式和时间段下呈现出差异性和复杂性。本文扩展了当前以经济、社会、人口学特征为主要视角的中国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揭示中国人口流动驱动机制具有科学意义，对于多民族融合的中国社会治理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具有实践价值。

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既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政治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区划变迁过程研究是行政区划史的基础，复原和分析历史上长时段政区演变的全过程，是探索地方行政制度变迁规律和治理能力的基础支撑。从历代正史地理志等原始史料出发，梳理了过去2200余年（221 BC—2021年）中国县级政区设置的长时段演变过程和空间格局变动特征。研究表明：① 中国历代县级政区的数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变化很平稳，唐代与清代是增设县数量较多的朝代，达到两个历史峰值。明清尤其近代以来，增量持续增加，体现了边疆开发与县制扩展的历史进程。② 历史时期统县政区的管辖幅度（辖县数量）主要呈不断缩小的趋势，由秦代统县政区平均辖县21.3个下降到2021年的8.5个。③ 过去2200年县级政区的设置呈空间扩展趋势，西晋、辽宋金等时期亦有局部向内收缩。历代县的设置主要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起点逐渐向外扩展，各区域内部的县级政区的分布密度亦持续增加。④ 黄河中下游地区（今河南、河北南部及山东等地）长期为县级政区分布高密度区，成都平原、关中盆地及山西汾河流域等地的县级政区分布密度也较高。⑤ 过去2200年县级政区设置重心在南北和东西方向上的变动幅度都大约为3°，均位于当前中国几何中心的东南方向。历代县级政区设置重心变化具有显著的地理意义，基本上与历史时期人口/经济重心的迁移过程相吻合。

借助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包含1110个县和376个4位码行业的县域制造业产业数据集，采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产业演化视角，使用三重差分方法探究撤县设区对于县域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因果效应。实证结果表明：① 撤县设区以后，县域更容易进入高知识复杂度的制造业产业，同时更容易退出低知识复杂度的产业。而无论对于产业进入还是产业退出，撤县设区的影响在时间上都有滞后性。② 从宏观县域层面来看，撤县设区通过提升人口集聚程度、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途径促进县域制造业产业升级；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撤县设区通过提高产出、促进中间投入、提升利润、增强创新能力和降低税负的方式促进县域制造业产业升级。③ 撤县设区对于东部地区县域的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在中部地区，撤县设区对于县域制造业产业升级甚至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发现既能够为中国未来合理推进撤县设区提供一定的经验支撑，也能够丰富现有演化经济地理学关于区域产业演化研究的制度视角。

个体活动与地理环境的交互越来越在实时维度上呈现多变性与动态性特征。如何理解行为活动与空间的实时互动变化已经成为当下地理学科发展的前沿议题与关键挑战。基于时空棱柱方法，考虑到人的主观决策与环境条件的实时变化，研究论证了动态决策及决策点的概念，分析了动态决策如何影响着时间资源的分配，并且据此提出了基于决策点的实时可达空间概念模型。其次，通过引入时间切片、等时圈等方法，实现对该模型的构建与测度，并将其拓展至多决策点。最后，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考虑路径决策的实时可达空间模型。在动态视角下测度个体实时可达空间，有助于透视地理空间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机制与过程，有助于评估及优化设施布局以及服务资源的组织，提升地理环境对新时期个体行为的适配性、支持与引导。

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扩张与急剧积累已成为影响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与难点问题之一。基于县域城投债与公共预算收支等经济社会属性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Tobit模型等方法探究了中国县域政府债务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异质性成因。结果表明：① 2007—2020年中国县域城投债发行规模趋于扩张，城投债发行呈现明显的“政策债”特征，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及行业集聚特征；研究期内县域城投债分布范围趋于扩大且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冷点区及热点区均集中分布于“胡焕庸线”以东县域；② 现行地方财税体制下中国县域基层财政运行困难，财政压力与发展压力是驱动县域城投债扩张的关键因素；③ 县域城投债扩张机制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及行业差异。财政压力对非市辖区、非省会县域等欠发达县域的城投债扩张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发展压力对东部县域、城市群县域等竞争发展相对激烈县域发债的刺激作用较为突出；财政压力对房地产业与基础设施行业发债具有负向影响，发展压力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发债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为理解县域政府债务扩张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控制县域政府债务规模无序扩张及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参考借鉴。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相互赋能、协调共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在解构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二次指派程序（QAP）等方法剖析了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空间差异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时序演变上，2010—2019年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演变历程，但高质量协调发展还远未实现，多数省份处于以数字经济滞后型为特征的初级协调阶段；② 空间格局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呈现出“多核心”辐射的整体空间格局、“东部领先、中部塌陷、西部追赶”的“凹”型区际格局，以及“东部高协调转型、中西部失调脱离”的协调等级演变格局；③ 空间关联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区域空间联系逐渐由“极化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空间特征从集聚走向均衡；④ 空间差异及分解上，区域间差异是协调度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⑤ 驱动机制分析显示，缩小地区数字经济差异是推进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根本动力，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外部差异的缩小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边界问题是困扰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学界往往从殖民、历史、安全、第三方介入等因素解释中印边界争端的原因，忽视边界可作为资源被国内外多方行为体复杂权力斗争所利用，进而制造边界争端的事实。本文援引批判地缘政治的理念与分析方法，从多方行为体协同作用的角度对其进行话语分析并划分地缘政治想象类型，进而提出理解边界争端的新分析框架，以解读2020年5月—2021年2月的中印边界争端。研究表明：① 边界争端可以看作不同行为体利用的工具或资源，即多方行为体协同对边界争端进行话语与地缘政治想象的建构，以达成其目的或利益。② 基于2020年4月—2021年3月印度主流媒体报道，印度国内的印人党、国大党、军队、外交部、企业社会精英等将中印边界争端作为谋取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利益的工具，通过话语建构偏执风格式、亲密隐喻式或道德抵制式的地缘政治想象，制造或加剧边界争端形势。③ 边界争端可被认为是印方行为体制造利用而持续发生的过程，即当其目的还未达成时，班公湖对峙等争端事件再次发生或持续，而当其目的基本达成后才趋于缓和或平息。对此，中国须理性认识近年来中印边界争端呈现的阶段性和持续性特征，并适时发挥积极性探究的方式建设两国间经贸互补的合作性结构，以有效缓和或化解边界问题。

揭示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的适配关系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议题，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通过构建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适配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数列匹配度、地理探测器、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对2007—2021年湘西地区适配时空演变及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湘西地区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适配度均值为0.417，处于勉强适配水平并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存在马太效应；② 适配度核心极化特征明显，形成以永定区、武陵源区、吉首市、凤凰县四大区县为核心的空间分布格局，并表现“北高南低”“极化领跑、共同发展”“中心—边缘”的空间特征，高适配区县需要发挥其带动作用推动地区均衡发展；③ 适配度主导驱动因子为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城镇化和居民幸福水平与适配度在高水平与低水平区域呈现空间一致性，同时适配发展地区与旅游城镇化和居民幸福水平均值呈聚集状态；主要适配路径为社会治理，次要路径为分配公平。研究在理论上为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提供了旅游地理学的解释，为制定差别化的旅游城镇化发展措施提供科学参考。

乡村旅游是新时代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乡村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重要产业载体和关键产业路径。乡村旅游业态的迭代发展，不仅重构了乡村经济社会形态，更重塑了乡村空间性质，新产业和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推动了乡村生产功能的转型，空间创新要素及资源配置突破地域限制反馈并赋能乡村旅游创新发展。本文在批判和继承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解读乡村旅游创新的内涵与特征，构建“一个核心”与“五大支撑”的乡村旅游创新体系，展望未来中国乡村旅游创新研究的重点领域。结果表明：首先，乡村旅游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摸索、由弱变强的创新发展过程，具有时代性、融合性和地域性等特征。其次，在乡村旅游创新体系中，业态创新是乡村旅游创新的核心表征形式与物质空间载体，制度创新是顶层设计与逻辑起点，金融创新是坚实基础与动力支持，技术创新是重要引擎与突破力量，组织创新是关键支撑与有效保障，社会创新是现实路径与核心驱动。最后，分别从理论体系、实践样态、演化过程、动力机制和优化对策方面构建乡村旅游创新的研究框架。以期为理解、阐述和探索乡村旅游的发生、演替和创新发展提供重要的知识贡献和理论指引，也为中国情境下的乡村旅游创新实践与管理提供有效指导和决策依据。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旅游业则是重要的民生产业。本文基于中国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旅游业发展水平（TD）和共同富裕水平（CP）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测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旅游业发展对共同富裕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TD与CP均呈逐年增长态势，但城市间差异均不断增大，且多数城市TD与CP尚未超过全国平均值，整体上发展水平较低。② TD和CP具有高度的空间集聚特征，京津和长三角是TD和CP的共同高值集聚区域；CP具有明显的“高行政级别驱动”特征。③ TD和CP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性，但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同时，H-H和L-L型城市数量逐渐减少，H-L型城市有所增加，L-H型城市则基本保持未变。④ TD对CP具有正向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前者对后者各维度的作用强度（总效应）序列为：发展性>可持续性>共享性>共同性。⑤ TD对CP的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其中直接效应位序为：西部>中部>东部，南方>北方；同时，西部地区出现了负向溢出效应，而南方地区则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源自特定社区、群体或个人的社会实践，地方性是非遗的主要特征。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下，非遗的地方性不仅被本土要素塑造，更是被超越本土的不同物质、知识技术和观念符号等共同建构。本文采用多源数据分析了3个服饰品牌对珠三角地区香云纱及其染整技艺的地方性表征。研究发现，由于在跨地方网络中的位置性差异，各个品牌采用不同的尺度策略形成了关于香云纱及其染整技艺地方性的多种叙事。具体来看：① 本土化策略将品牌主理人的本土身份与本土文化资源的领域相对应，将传统非遗所包含的历史、气候、资源、文化等关键地方性要素定位为品牌市场运作的核心竞争力；② 多重再地化策略是品牌在本土、区域和全球的多重尺度上进行资源整合，利用各层面机会进行品牌运作，同时将非遗实践与多尺度的议程连接起来；③ 地方杂糅策略在世界主义价值观的主导下，融合了不同地方的理念、话语和知识，将非遗实践塑造为全球多元文化的杂糅景观。本文诠释了在非遗实践中尺度是非层级的、网络化的。相应非遗的地方性是关系化的和情境化的，不是由边界所限定而成，而是被非遗实践所创造的地方之间的关联所塑造。

运用学术生命路径方法，研究已故当代中国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王恩涌先生的学术史。在统计了王恩涌1954—2019年192种次学术著述的基础上，在时间维度上建立学术生命路径曲线和学术生命路径表，并系统构建学术树，以分析其学术著述的数量变化和内容变迁，进而构筑个人学术体系。研究发现：① 学术生命路径曲线展示的王恩涌学术著述数量在时间轴上的分布呈现出波峰右偏的特征，不仅反映了个人的生命成长路径，也折射出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的脉动；② 根据学术生命路径表展现出的王恩涌研究学科领域在时间轴上的分布变化，进一步划分为4个时期：苏联影响下的自然地理学时期，研究停滞与探索时期，以文化、政治地理为主的多领域探索时期，地理学科社会化推广时期，反映出王恩涌的个人学术偏好迁徙和中国地理学70年间的整体变化轨迹；③ 综合构筑的学术树勾勒出王恩涌一生经营的学术群落整体景观，连同进而构建的核心学术图谱凝练了其厚重深远的学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