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当时习近平那么年轻,又是一名外来的知青,为什么大家都推举他来当村书记?
梁玉明:因为近平年轻,公道正派,头脑灵活,又肯干,他在入党之前就已经参与很多村里的事务了。大家相信他肯定能把我们村里的工作做好。
后来事实也证明,近平当了书记以后,处事公道,工作扎实,为村里做了很多实事,群众对他非常满意。
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说的话,如果有错你们就指出来,我肯定改;如果我说的没错,你们就照着办,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对,我就要纠正你,而且不能说一下我就不管了,还要督促你真的改过来。如果有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对的事情还要说对,那绝对不行。近平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上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严格要求别人,他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
近平处事非常公正,很多农村人当领导,裙带关系很严重,把亲戚朋友照顾得很好,多吃多拿多占。近平没有这么做,知青也好,社员也好,一视同仁,他绝对不会用公家的资源额外照顾朋友,绝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所以,近平批评一些社员,他们都能接受。社员们都信服他,认为他公正、没有私心。
采访组:习近平当了村支书后在梁家河做了哪些事情?
梁玉明:近平给我们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讲一讲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办沼气,他觉得我们可以借鉴过来,解决农村烧柴的老大难问题。近平就跟大家探讨这个事情,给我们讲办沼气有几大好处:一是能解决社员点灯问题;二是能做饭;三是沼气池里的废料还可以给庄稼做肥料。后来,近平他们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学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回来就动员社员开会,组织了一个办沼气的施工队。近平在四川学了不少技术,还从四川带回来一个技术员,在他们两个的指导下,我们就建起了沼气池。当时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气池,带着一些人负责打石头、接石板,石板接起来套出沼气池的原型来。沼气池一修好,就解决了我们的燃料问题。沼气可以点灯,可以做饭,社员们都很高兴。以前做饭就要打柴,社员又要劳动,还要打柴。有了沼气,就不用费那么多力气去砍柴了,社员高兴极了,都说:这沼气可算是解决了咱祖祖辈辈烧柴的大难题啦。后来,省里在我们梁家河村开了一个沼气现场会,在全省推广。很快,沼气就普及到了全省,给全省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这是近平办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还带领我们村民打了一口井,解决了我们全村的吃水问题。以前我们村里吃水困难,就是在河里挖个渗水坑,拿个瓢,舀到桶里,担回去吃水,那个水很浑,远没有井水好吃,也不卫生。在那个年代,近平带我们挖井可没有现在这些机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头挖出泥土、石块,再装到筐筐里,井口处安一个辘轳,把筐筐吊出来。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风险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块时,稍有不慎,掉下来一个小石块就可能给下面的人带来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是冬天,打了很深,才开始见水,这水冰凉刺骨,近平下到井里,两条腿都踩在泥水里,挖下面的泥土和石头,一干就是挺长时间,实在撑不住了再换人。打这口井的时候,近平的腿冻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时候就容易腿疼。这口井挖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三十多米深,我们村现在还在吃这口井里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给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镰刀,挖土的铁锨,锄地的锄头,砍柴的?头,解决社员劳动工具的需求。铁业社当时生产的工具很多,剩余用不完的,就卖给我们县的供销社,给村里增加收入。
近平还带领我们打坝地。打坝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较低。那时候没有柴油机,我们就贷款买了一个柴油机,搞水打坝,用管子接上起坝机,一截四米长,起坝机拉到山上,把山上的土打松,再用柴油机带上着水,把那个土浇起来,冲到山下来,形成平整的土地,这叫“水水坝”。这种坝打起来很结实。像这样的坝地,近平领着我们一共打了五大块,给村里增加了几十亩的耕地。
另外,近平从四川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种植烤烟的技术,在我们村种植成功了;他还办了一个代销点,方便村里人购买日用品;还办了一个缝纫社,解放妇女劳力。近平当书记不到两年时间,办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烤烟、办代销点,还搞河桥治理,打了五大块坝地,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村里人还在受益。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当年离开梁家河上大学的情况。
梁玉明:1975年,给县上分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名额,我们延川县委会议推荐近平去上学深造。近平走的那一天,没有任何人组织,我们村上的男女老少一大早都到近平的窑洞门口,准备送他。
近平还没有起床的时候,门口就已经站满了人。近平起床后,一推开窑洞门,看到大家都来送他,先是吃了一惊,接下来就非常感动。他说:“我没想到大家这么早都来送我!”村里人说:“近平,你是咱梁家河的好后生,你上北京那么远,我们肯定要送你呀!”说着说着,有几个婆姨掉下了眼泪。忽然,人群中有个人喊了一声:“哎呀!你咋来了?”原来,我们村上有一个叫石玉兵的残疾人,双腿行动不便,平时不怎么出门,他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过来要送近平。近平赶忙走过去拉住他的手,当时就下泪了。我和近平朝夕相处几年时间,流血流汗,再苦再累,遇到再大的困难,我没见他下过泪。这次,是我见过的他唯一一次下泪。
村里人把近平送出很远,他一再让大家回去,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和近平道别。我们都记得,近平给村里人说:“大家都回去吧,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最后,我和十多个社员一边走,一边拉话,一直把他送到县城。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人叫吕能胜,他在县城工作,我们十几个人就在他的住处待了一整夜。那一夜,我们都没有合眼,就拉话,聊家常,近平就嘱咐我们村里的工作以后要怎么干,怎么安排。他跟我们说,要大搞农田基建,以后平地多了,收入大,山洪问题、口粮问题能解决,温饱问题能解决……各个方面他都讲得很细致,好像哪里都有他放不下心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说留个纪念吧,就你三毛、我五毛地凑了五块五毛钱,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我还是舍不得近平走,又一路陪着他,把他从延川送到了延安。谁也不会想到,当年送出去的村支书,现在是咱们党的总书记。
近平虽然不能经常回来,却没有忘记梁家河,经常写信回来,询问梁家河的情况,挂念梁家河的乡亲,也给我们讲他自己的情况,还给我们寄他的照片。我们也都很惦记他,男女老少都念叨:近平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看看呀?
1993年,他终于回来了一次。听到风声的人,都赶来了,见到近平都亲得不行,握手的拉话的,就像是亲人回家一样。
2015年2月13日,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之间,距离我们送他去上大学已经四十年了。看着近平挨家挨户地看乡亲们的身影,看着乡亲们围着他拉话的场景,我想起了四十年前他离开梁家河的情形,大家也是这么围着他,拉着他的手。我心里默默地想:四十年过去了,近平这次回来,实现了他要回来看梁家河父老乡亲的诺言。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之后,与梁家河,与您本人有哪些联系?
梁玉明:近平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我带我们公社的书记杨世忠到厦门去找过他一次,老朋友见面特别亲切,一点儿都不生分。但是我那次找他,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因为我们村子里一直没有通电,想让他帮忙找找关系,看能不能给解决了。近平表示,离的这么远,可能不好解决。我说,不好解决,我们就不难为你了,以后再说吧。近平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当时我以为这个事情就办不成了,但是没想到,近平后来立即和我们县当时的书记联系上了,给他写了信,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他能重视解决。后来,县委书记给我们批了20万元,不仅我们梁家河通了电,一条沟的五个村都通了电。
近平在福建省委工作的时候,我又去找了他一回。那次是村里办学校的事。我说我们想办学校,没钱。后来,近平通过朋友关系,多方协调,联系了一个慈善机构,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出资给我们村里办了一所学校,有九个教室,100多学生。
我到福建去的那一次,跟近平闲谈,我就向他请教,当时咱们国家有个职位很高的干部被判刑了,是怎么回事?近平说:“是因为贪污腐败。”我说:“近平,你可千万不敢有这种想法。”近平笑了笑说:“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号人,我肯定不是那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