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选粹】赵振声|亦师亦友张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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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师亦友张成起

1970年组织上分配我到已迁来廊坊的天津农民报社（后改为廊坊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到2004年退休，再到2022年已走过五十多个春秋。

回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峥嵘岁月，大半生的新闻记者生涯，我亲眼目睹了廊坊这座小城的变迁。曾采写过为廊坊发展壮大做出无私奉献的众多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机关干部等各界英雄模范历历在目。其中，我印象最深、受教益最多的亦师亦友，则是1989年廊坊由地改市后的第二任市委书记张成起同志。

（一）

张成起同志是1992年4月由中共张家口地委副书记调任廊坊市委书记的，时年46岁，是当时河北省18个地市中最年轻的市委书记。尊奉组织安排，决定由我负责市委主要领导活动的新闻报道。于是，我便比同行中的其他人，有了更多与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记得当年教师节前夕，新任市委书记张成起到廊坊一中慰问教师。车到校门口，见到热情迎接的老校长王志平、安次区区长蔡义川等同志，便亲切地说：“教师节快到了，今天到咱们一中来看看老师们。说是领导来慰问教师，实际上更应该说是学生来看望老师！”见到老校长不解，立即说到：“现在哪一位在职的领导不是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呢！昨天的学生看望今天的老师，天经地义。请你们转达我对全体老师的问候！”已是55岁的老校长王志平十分感动，双手紧紧地和张书记握在了一起。

在学校会议室，张成起认真听取了校长的工作汇报后深情地说：“廊坊一中作为全省24所重点中学之一，在较为艰苦条件下取得较好的教学成绩，对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作出贡献的人民教师，全社会都感谢你们。各级领导要更多地支持教育，关心教师，经常到学校走走看看。对于改善一中的办学条件，市委市政府已经有了个初步的计划安排，我们要共同努力。既然是'一中’，就要敢于去争第一。希望廊坊一中要努力成为全市教育战线的标杆！”傍晚6时30分，已过下班时间，张成起等领导同志和大家握手告别，留下了一片深情……

曾经当过教师的我感同身受。随即以《“是学生来看望老师！”》为主标题，连夜写出了一篇“——市委书记张成起慰问教师侧记”。1992年9月9日在廊坊日报一版头条刊发，万众争读，热评如潮！

这使我想起曾读过张成起的一篇散文《九月情思》。这是1990年9月，时任张家口地委副书记的张成起在教师节前夕发表的怀念小学启蒙老师的散文佳作。他在文章中回忆了解放初期在本村小学任教的那位年届半百的陈姓女老师。抗日战争中，她的丈夫被日本鬼子杀害了。解放后，孤身一人从保定城里来到乡下，在刚刚把一座破庙改造成的小学里任教。当时，七八岁的孩子们不知道陈老师得了什么病，只是看到她走进教室时，总是提着一个竹皮暖水壶，不时要吃上几片药。有时壶里开水的热气会把软木塞顶掉滚落桌下，孩子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去抢木塞，帮老师把暖壶盖好。这次，张成起，把木塞抢到了手里。心里想着一定要把木塞盖牢，于是便举拳往下重重地一砸。只听“叭”的一声——坏事了，瓶碎了，他哭了……

他知道自己家是赔不起的，这天放学后迟迟不敢回家。陈老师亲自把他送回家，跟家长说：“一个小孩子家家的，打个碗碎个盆的，还不是常事？况且他原本是好意，可不能为这点小事难为孩子！”母亲坚持要赔，陈老师笑呵呵地说：“嗯——对，是得让他赔，但不是现在。等孩子长大了，出息了，让他给我买两个，加倍的赔我。”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时过不久，陈老师不幸病故。她一生无儿无女，被村里的人孤零零地葬在了村北一个向阳的土坡前。此后好多年，每当张成起回徐水老家，总要抽时间到陈老师的坟前祭拜，默默的凝伫良久……

1995年，廊坊一中、二中、七中由区管上划为市管。张成起又专门择机到这3所学校调研检查教学工作。他不仅对3所中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探索愉快教学”“建规范加特色学校，育合格加特长学生”等经验充分肯定，当看到校园里学生们的自行车排列整齐成一条直线这一细节，也高兴地称赞“学校管理有方”，给这3所中学师生以极大鼓舞……

1997年2月18日，清晨，工作人员照例把一沓群众来信摆上市委书记办公桌的案头。据我多年随行采访报道了解到，张书记自立的规矩是，每天无论工作多忙，只要身在廊坊，对群众来信总要亲自拆阅。一封由省属迁廊军工企业——东方机械厂职工王炳元寄来的信引起了他的注意，信中写道：“刘福是本厂的一名退休职工，今年70岁。家中有一外孙女，名叫刘源，今年12岁，现在廊坊市六中初一（8）班上学。刘源从生下来就失去了母亲，寄养在外公家。一年前又失去了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外公又常年有病。刘源的上学更加困难……”

信写的不长，张成起同志阅后心情格外沉重。当即提笔批示：“请转素珍同志阅。是否请教委了解一下该生的具体情况，若属实，看从什么渠道具体帮助一下为好！”很快，在主管教育工作的副市长张素珍的协调下，市教委主任王连清随即派局办公室主任会同安次区教育局教育科科长赶赴廊坊市第六中学调查，完全属实。当即决定免除刘源同学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全部杂费，并把已收的初一年级两个学期的杂费120元退还刘源。市教委又拿出300元慰问金资助小刘源的学习和生活。

3月20日，王炳元同志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又给市委书记张成起寄来了感谢信。张书记因为工作繁忙没有顾上亲自去看望刘源小姑娘和她年迈患病的外公，心里始终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牵挂。4月17日，市委书记张成起又专门委托有关同志再次到廊坊六中，向校长曹瑞芳和教师了解刘源同学的学习生活情况，并拿出自己的200元稿费转交给刘源同学。失去父母之爱的刘源小姑娘眼含泪花说：“请转告张伯伯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

张成起书记曾私下里对我说过，他对自己有个未成文的规定——在自己主政一方期间，力争做到平均一个月到一所学校看看老师和学生们。以我几年的亲历感受，张成起书记这一条自我规定，他在廊坊市委任职近六年间是不声不响地做到了，他确实是在用心做事……

（二）

身为市委书记，张成起深知主政一方的责任重大。千道理万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当年，廊坊作为全省最年轻的一个地级市，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发展水平，与其他兄弟市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作为主政一方的“一把手”，其承受的压力，大概是少为人知的。

他到廊坊上任伊始，在深入县乡调查研究中发现，廊坊市虽然“地上无山、地下无矿、地面无水”，自然资源短缺，工业基础薄弱，却具有京津之廊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张书记把廊坊市的区位优势，曾形象概括为“半个小时进京下卫，一个小时上天出海”。30年后的今天，这句不是“名言”的名言，仍不断出现在廊坊对外形象宣传的名片中。很快，“承改革开放之天时，借毗邻京津之地利，聚万众一心之人和，加快廊坊发展步伐”，在全市上下形成共识！一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招商引资、加快发展大幕徐徐拉开……

1992年6月26日，在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京津塘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之初，刚刚到任廊坊两个月的市委书记张成起，在高速公路进出口处南端的沙荒地上，主持了“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奠基仪式”，宣告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立。于是，这个刚刚开出第一条路基的地方，便成了廊坊开发区建设最原始的起点。由他亲自命名的这条“创业路”，默默地记述着一代创业者深深地足迹，见证了30年来廊坊开发区的骄人辉煌。

当市委、市政府从市直有关部门抽调十几名干部，踏上这块“春来风沙蔽日，秋去鸟兽无踪”的荒漠之地，搭起简易板房，挂上“管委会”招牌之时，谁能想到，当时开发区第一期“五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的资金数以亿计，而当年廊坊全市的财政收入尚不足4.5亿元。然而，资金严重短缺的困扰，并没有挡住砥砺前行者坚定脚步。用张书记的话说：“尽管手中没钱，但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该干的事不仅必须要干，而且干就一定要干好！”无奈之中，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近似有几分“蛮不讲理”的要求——“任何人都不准讲困难，不允许推诿扯皮，谁的孩子谁来抱！”于是，市计委、建委、财政局、交通局、水利局、供电局、邮电局等部门各司其职，各谋其事，千方百计筹策资金。

万众一心，点石成金。仅用了不到100天的时间，2.2平方公里起步区的五通一平工程首战告捷，为进区项目准时开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不到3年时间，随着一批项目的陆续落地和出让土地的资金大量回笼，各部门所垫付的资金和征地款，如期予以偿还。

世人尽知，任何一个开发区建设的起步，关键是抓好“开”与“发”两件大事——“开”是开在环境硬件的建设上；“发”是发在项目的筛选引进中。纵观全国所有的开发区建设，在打造硬件方面几乎都是“几通一平”大同小异，但进区项目的筛选布局，则决定了一个开发区带有“胎记”的品位格局和将来的发展走向。

早在开发区建设启动前夕，在初步确定了开发区项目建设要突出“高科技、外向型”的基础上，市委、市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至今仍足以令人称道的三项重大决策：一是要在进区项目的引进上，既要广开渠道，四面出击；又要防止饥不择食，良劣皆纳。要坚决严守“三高”不要的红线：即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项目，即便建成后可日进斗金，也坚决不要。二是开发区土地资源宝贵，寸土寸金。在开发区内，除用于区内必要的生活配套设施外，不允许“炒地皮”，不搞房地产商业开发。三是所有的进区项目单位，一律不得垒筑实体墙，必须要做到能“隔栏透绿”。正是这三项超前决策，确保了廊坊开发区今天绿树成荫花团锦簇的良好生态环境和在全省独树一帜的高科技项目的云集。

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凝聚着一代廊坊人的心血。

记得1994年7月12日，廊坊经受了一场特大暴雨，市区24小时累计降雨量大大超过150毫米标准。当天晚上，住在平房的张成起忽然听到院里房檐下的滴水声有异，不是滴在地面，而是滴在水里，说明雨下得太大了。急忙推开外屋房门，发现院里的积水已和房门的第一个台阶齐平。他立刻想到，廊坊开发区第一期排水设施日前刚刚竣工验收，运行状况如何？会不会因为一场暴雨，把刚刚开了地槽的新建项目工地淹成一片汪洋？他立即给开发区管委会打电话，但没人接。于是立即给市委值班室打电话，当即调来值班车，夜半冒雨驶向开发区。车行至广阳道与和平路交叉处的一个水深地段，汽车排气管进水熄火，司机着急，一推车门，“哗”的一声，水涌进了半车。凑巧，记不清是哪个单位的一辆越野车过来了，张书记当即招手拦下。司机见是市委书记，立即开车把他送到开发区。当他进入简易的办公板房，竟发现连值班的一个人都找不到。后来才知道，当晚开发区所有的值班人员，都冒雨分头到项目工地捡查排水去了。其实，按张书记的话说，当越野车一进开发区，心里就踏实了——因为路面上一点积水都没有，说明新竣工的排水工程运转正常有效。

为了打造一个优质服务、客户优先、简化环节、效率第一的投资环境，市委市政府毅然决定，由市政府副市长刘凤群同志兼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赋予开发区行使市级对项目的全部审批权限。

高效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交口称赞。“优质服务中华之最”的事例就很有代表性。

1995年冬，日本尤尼卡株式会社经过较长时期考察比较，决定投资8800万日元到廊坊开发区建厂。这年的12月13日派员送来项目材料，当天廊坊开发区管委会会同海关、工商、外管局等有关部门审核后即作出批复。第二天，又帮助日本这家公司办结了工商登记、外汇登记、银行开户、税务登记等十几道手续。仅两天时间，日本这家外商便拿到了《营业执照》！日本客商十分惊喜、深受感动！1996年元旦刚过，日本尤尼卡株式会社社长安健义矩先生专程来华，向廊坊开发区管委会赠送了写有“优质服务中华之最”8个大字的敬匾。安健义矩先生一面派员在廊建厂，一面亲自回到日本向工商界朋友介绍廊坊，年内便帮助引进日本NCC公司、三濑子公司前来廊坊开发区投资建厂。1997年初，这家公司又在日本东京挂起了“中国廊坊开发区投资事务所”招牌，配备办公场所、人员和电话，并且不要廊坊开发区一分钱只尽义务……

1995年11月20日，韩国“东洋制果”社长谭哲坤先生一行圆满结束对廊坊开发区的考察，按原定计划，第二天飞赴上海到浦东继续考察。当晚，谭先生在京宴别感谢廊坊开发区东道主。令谭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市委书记张成起、时任市长王高鹏当晚驱车赴京亲自出席。一席“生意不成友情在”的暖心话语，几句发自心底的愿与韩方精诚合作的庄重承诺，令谭先生感动不已。当即指令助手“立即退掉明天机票，没必要再去浦东”。随之，韩国客商谭先生来华投资兴办的“好丽友”食品项目便在廊坊开发区扎下了根……

呕心沥血感天地，功夫不负有心人。廊坊开发区起步的第一个5年（1992年6月26日—1997年6月26日），已引进配置土地资源项目179家，其中工业生产性项目139家、“三资”项目92家、投资超千万元较大项目95家（其中投资超亿元项目24家），分别占项目总数的77%、51.4%和53%，实现了以配置土地工业项目为主、以“三资”项目为主和以规模较大项目为主的合理结构。工业总产值到1996年底已累计完成10.241亿元，年均增长82.3%。1997年前5个月完成1.9948亿元，又比上年同期增长48%。财政收入到1996年底累计实现1.103亿元，年均增长88.6%。1997年前5个月已实现2090万元，比上年同期又增加1.5倍。1996年当年廊坊开发区财政收入4011万元，竟然是5年前的80倍，在不到一个乡镇的国土面积内已经相当于当时的一个中等县！

据2022年初的统计，廊坊开发区2021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03.4亿元,实现财政收入78.9亿元。如果把这两项重要数据与前述到1996年建区之初前五年累计相比，已分别增长38.39倍和70.53倍。完全可以说，廊坊开发区确已创建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到1997年，廊坊开发区成立之初的第一个5年，便赢得了“南有昆山，北有廊坊”的美誉。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同志来廊坊开发区考察后，对开发区的建设给与了高度评价。当年，在全国自费创办的数百家经济开发区进行综合评比中，廊坊开发区获得了“开发建设最快最好”的评赞。到2009年，廊坊开发区已经聚集了来自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千五百多家企业，并由省级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后数年间，廊坊开发区在全省各开发区综合评价中，排名一直稳居榜首！

进入2022年，即将迎来廊坊开发区成立30周年。站在京津塘高速公路廊坊出入口廊坊开发区迎宾广场，仰望“飞云追日”这座高大的标志性雕塑，凝视基座上张成起同志当年撰写的“京津之怀，渤海之滨，举翼扶摇，逐日飞云。移山愚公志，填海精卫神。欲揽众山小，自强中华魂。”的碑文，依然感受到廊坊人的雄心壮志，浩气冲天！

放眼看去，在当年的一片荒漠之地，一座高科技、外向型、现代化、国际化的新城已经傲然崛起，心潮澎湃，感慨肃然……

（三）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虽然到1986年已基本上解决了全区近300万农民的温饱问题，但粮食生产毕竟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低效率、低效益“两高两低”的产业。如何破解农民增产不增收和粮食高产、财政穷县的难题，尽快实现农村小康的目标，摆在了市委、市政府面前。

1992年4月，张成起同志从张家口调任廊坊市委书记不久，一句北京坊间流传的“烟台苹果寿光菜，吃牛羊肉找口外”的顺口溜，重重地刺痛了他的神经。牛羊养殖离不开草原姑且不论，既然山东寿光可以种菜卖到北京，离北京近在咫尺的河北廊坊为什么不可以？寿光的菜卖到北京需要长途运输，而我们廊坊的菜可以顶着露珠在北京上市。仅仅一个运输费用，廊坊的成本优势就远远大于寿光。这种在家门口本来可以赚钱的买卖，我们为什么不干呢？

经过调研发现，原来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粮食播种面积是国家计划铁定的，任何人都不能动，也不敢动。那么，本来全国都是同一政策，河北廊坊不能动不敢动，为什么山东寿光就能动和敢动呢？看来关键还在解放思想，强化农业生产中的商品意识和效益观念。固然，当时擅自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但市委、市政府经过反复慎重的讨论研究，还是要下决心冒风险放手一搏。于是，作为毗邻京津近四千万人口消费大市场的廊坊，一个“要盯住京津市民的菜盘子，装满京津的菜篮子，种好廊坊的菜园子，鼓起农民的钱袋子”，打造一个“市场化、城郊型、效益型”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全新思路逐步形成。

然而，面对我国“人口多”的特殊国情，多年来都是“以粮为纲”，省政府出于对粮食生产并非多余的担忧自有道理。鲜为人知的是，廊坊市委书记张成起、市长赵诚和主管农业副市长周士毅经过与当时省政府主管农业的领导反复汇报沟通，并当场立下口头军令状：“只要廊坊不遭受不可抗拒的毁灭性自然灾害，我们不仅保证按时间、按品种、按数量完成省下达的全部粮油征购任务，而且绝不伸手向省里要一粒粮！”用张成起书记今天的话说，我们当初虽然敢于“冒险”，更要感谢当年省政府那位开明的主管农业的领导——他以“不点头、不摇头”的默许，暗中支持了我们。

1992年12月，中共廊坊市委一届四次全会围绕着“一优双高”（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发展思路，壮着胆子明确提出了“六三一”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阶段性目标——在稳定60%粮食种植面积、保证粮食生产的同时，充分发挥廊坊毗邻京津两大副食品消费市场优势，做好“瓜、果、花、菜、肉、蛋、奶、鱼”八业并举这篇大文章。以典型示范、财政补贴、宣传动员加行政干预等各种手段，下决心拿出30%耕地栽植果树、10%耕地种植瓜菜。由于此举顺乎民意，又符合廊坊农业发展实际，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故迅速蓬勃发展起来，势如破竹，成果明显。

只有720口人的固安县南王起营村靠种花卖花，1992年收入就高达500万元，户户养花收入超万元；永清县养马庄村农民赵学知在占地1亩的塑料大棚里，引进山东优质黄瓜产量超万斤，仅此一项收入已超万元；霸州市扬芬港上千亩成方连片的菜豆角种植；安次区万庄风味独特的鸭广梨栽培；三河、大厂的速效育肥养牛都已初具规模……

可喜的是，在廊坊9个县（区、市）林果、蔬菜、肉蛋奶大发展的同时，全市粮食产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年年在增加。市委书记张成起曾多次强调：“我们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前提是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种粮面积减少，粮食种植和管理水平要切实提高。就是要“上吨粮田”，切实提高粮食单产，保证增加粮食总产。”到1993年，全市“吨粮田”面积从1991年的11.68万亩增加到63.88万亩，增加了4.4倍，粮食总产也从1991年15.2亿公斤增加到16.35亿公斤！

今天，我们看到遍布廊坊田野的一座座塑料大棚，看到源源不断为京津两市运送瓜果花菜的滚滚车流，看到叫响全国的廊坊品牌牛羊肉，看到农民那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我们对当年敢于勇担风险，大胆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的先行者们，便更多了几分赞许和崇敬……

（四）

张成起祖居冀中徐水县一个普通的农村。父亲是1942年日寇在冀中平原实行残酷的“三光”大扫荡最艰难的时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农业合作化后，一直是生产队的饲养员，1958年还曾出席徐水县劳动模范大会。不幸的是，1960年年仅46岁，却一夜暴病离世。刚满14岁已升入初中三年级的长子张成起以戴孝之身，用稚嫩的双肩与母亲共同挑起了全家7口人（3个弟弟1个妹妹和年迈的奶奶）的生活重担。

1961年，他年满15岁初中毕业时，看到母亲以自己不足1米6的瘦体弱躯独自一人撑起一个7口之家的艰辛，便毅然决定弃学，回生产队干活，帮母亲挣工分养家。深明大义的母亲含泪劝说甚至带有几分哀求：“儿啊，你心疼妈，是个懂得孝敬的好孩子。可你不上学了，到生产队一天挣上半个工的工分，无非是咱家又多了一个摽在一起受苦的人。听妈一句话，还是去考学吧！妈不怕吃苦，也不怕受累，就怕你没志气没本事。只要你能考的上，妈就供得起——哪怕是讨吃要饭，砸锅卖铁……”张成起听了母亲的忠告，下定决心考高中，拼一把！结果在同村同届初中毕业的十余名同学中，张成起是被徐水县一中录取的唯一！3年之后的1964年，在半耕半读中完成高中学业的他，又出人意料地考上了大学——天津财经学院，那年他刚刚年满18岁。

当年，尽管得益于国家政策的眷顾，高中期间的学杂费全免，但到参加高考时，家中却连5角钱的报名费都拿不出来，只好向邻居家大伯去借。当时从徐水坐慢车到天津，只需4元8角钱的车费，凭大学录取通知书可享受半价学生票仅2元4角钱，但家中分文没有。到天津上大学，除了一套粗布衣被，总还得带个脸盆吧？但当时全家用的唯一的一个铸铁脸盆，除了洗脸，还兼用作喂猪。万般无奈下，他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姑妈求助。到姑妈家一说，姑妈乐得合不上嘴，拍着巴掌说：“谢天谢地，咱老张家出了个大学生！我早就说过，我这个大侄子肯定有出息。缺钱没关系，先把我准备买猪崽的5块钱带上，再把我新买的脸盆也带上。到学校报了到，有什么困难再给姑妈说。”于是，靠每月17.5元的助学金，顺利地完成了4年的大学学业。

1968年10月大学毕业后，张成起被分配到驻怀来的解放军某部接受“再教育”。到1969年2月补发工资，从上年度10月份起计，每月42.5元，5个月的工资一下子拿到了212.5元。扣除在校待分配时已领取4个月的助学金70元和在部队当月的伙食费13元，还拿到了129.5元。张成起立马跑到邮局，赶在春节前给母亲一次就寄去了100元。弟弟回信说，把从邮局取回的100元交给妈时，妈高兴得流泪了。但这笔钱家里过年一分钱也没动。妈说咱家房子太旧了，要攒钱给咱盖几间新砖房，要不没人给咱说媳妇，让人笑话……

近两年的部队锻炼结束后，张成起被分配到张家口地区外贸局业务科，当了一名业务员。第二年春节他回家看望母亲，看到满头白发的母亲亲自操持，为儿子们盖了一溜儿5间崭新的砖房。除了用上拆旧房的柁檩，还欠了乡邻们一千五百余元的外债。于是，他临别时把身上全部所带的钱，除留下了返程车费和计划中午在永定门倒车时5角钱的饭钱，其余的全部留给了母亲……

有身为抗日战争年代不顾生死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父亲红色基因传承，有丧夫守寡后，还多次担任生产队妇女队长吃苦耐劳的母亲言传身教，更有说不尽的党和政府一直以来的救助恩情和教育培养，铸造了张成起同志感党恩、跟党走、爱国家、爱人民、有担当、有作为的本色！

张成起同志从1968年10月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先后担任过张家口地区财办副处长、沽源县革委会副主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县长，张家口地委副书记，廊坊市委书记。年逾半百后，再调任省审计厅厅长。卸任厅长职务后，又担任河北省政协常委。到2011年2月年满65周岁退休，期间曾当选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和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30余年的从政经历显现出来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更是张成起同志人生的一大亮点！

请看张成起同志故事——

故事之一：张成起同志于1977年春奉调到坝上沽源县任县革委会副主任，既而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这一走就是7个年头。当时他的一双儿女，儿子刚满5岁，女儿即满3岁。爱人身体较弱，又要上班，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无奈之中，夫妇二人只好把幼小的女儿临时送到乡下由奶奶照管。当他有一次出差顺路回老家看望女儿时，女儿只是奶声奶气地叫了一声“夫夫”（叔叔），即怯生生地躲在了奶奶的身后，拒不承认这位陌生的爸爸。女儿天真无邪，而父亲的心却在流泪……

两个孩子到了学龄，相继在张家口上小学。每天，背起书包，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塞外数九寒天，沿着冰雪溜滑的街道，哥哥拉着妹妹的小手相依而行。而远在200公里外工作的父亲，却从没有接送过孩子们一次，也没有看过一次孩子的作业，更没有参加过一次学校的家长会……

1983年，全国机构改革时，张成起同志被提任为张家口地委副书记，回到了张家口，一家人总算团聚了。回到张家口，职务变了，艰苦奋斗作风不变。每天早晨，孩子们还没起床，张成起便骑自行车去上班。每天处理完当日公务，到夜晚疲惫不堪地骑车回到家时，两个孩子又早入梦乡。当时地委机关公车配备很少。除一把手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后来所谓的“专车”。于是，便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从居住的工业大街中段到长青路上的地委机关，南北纵跨山城大半个市区。即便不是风雨天，单程坡道也需要40分钟。当时也曾有人背地里说他在有意“作秀”，但岂不料——这一“秀”，就“秀”了整整9年！

故事之二：记得张成起同志曾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头发的履历》。说的是儿时在农村没有理发店。但头发长了，总得要往短里修理一下。本村5天一次的集市上，虽有那种“一头热”专门剃头的挑子，尽管当时剃一次光头只需5分钱，但弟兄4个就需要花2角，这在当时是花不起的。有一天，不知母亲从什么地方搜罗到了一把老式生锈豁口的旧剃头刀，在葫芦水瓢上悄悄地练起了剃头。每次剃头，总是先从老大剃起。剃头的刀子本来就钝，再加上母亲又是业余水平，每次的剃头，总是在几个孩子的龇牙咧嘴中，头皮上留下伤痕累累。但这一剃就剃到了上初中。到县城读高中，离家远了，班里的几个男同学便凑钱合伙买了一套推子、剪子、梳子，开始了同学间的相互服务。张成起悟性好，推头理发的手艺提高较快，本班甚至外班的同学找他理发的人便多了起来。他是来者不拒，既练了手艺，也挣了一个“学习雷锋好榜样”，一直到大学毕业，他一直是与同学们相互理发，从没有进过理发店。

即便到担任地委副书记被选送到中央党校脱产学习两年间，在同一支部学习的光明日报社梁衡（后任国家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得知张成起有理发技艺，便买了一套理发工具。于是，他便成了那座宿舍楼的义务理发师。

故事之三：张成起在中央党校脱产两年学习结束时，党校召开毕业班学员代表座谈会，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分别指派一名学员参加。座谈会上，中央党校校长王震老将军亲自出席，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蒋南翔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河北学员代表，恰是时任张家口地委副书记张成起。当他准时走进会议室，瞄了一下椭圆形的会议桌上摆放的“首长席”标牌的位置，便有意选择了远离首长席的一个角落落座。

当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的学员代表发言之后，按排序，便轮到河北省学员代表发言。王震校长说：“我岁数大了，耳朵有点背，请河北这位年轻人坐到我跟前来！”当张成起认真地汇报自己在党校两年来的学习收获时，王老将军看了看面前的名单，忽然插话问道：“你是张家口地委副书记呀？1973年我曾去过你们张家口。你们现在地委班子的状况怎么样啊？”面对这一突然题外发问，他心中一紧，参加座谈会的学员们也都悄悄地为老张捏着一把汗……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张成起略一思索，张口就回答了一个字——“好”！“怎么个好法啊？”王震老将军刨根问底。“报告首长，算我在内，现在我们地委班子11位成员中，就有3人是'三五九旅’的！”王老将军一愣，满座愕然。“啊？三五九旅？这是哪个年代的事呀？怎么你们张家口现在又冒出来个三五九旅呀？”“报告首长，现在地委班子中，有两位是去年中央党校刚刚毕业的，再加上我今年毕业，一共3位都是中央党校培养的学生。您老现任党校校长，又曾是当年如雷贯耳的'三五九旅’的旅长，所以，我们三个都是您麾下的兵……”王震老将军顿时仰头哈哈大笑。学员们也对他随机应变的“忽悠”，暗暗翘指称奇。

故事之四：2002年底，广东省佛山市发现了后来被正式命名为“SARS”的首例病例，2003年初，广东省的“非典”疫情已进入发病高峰。3月6日，北京正式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发生在2003年的这场瘟疫祸及全国24个省（直辖市），波及266个县（区）……2003年4月29日，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这天起，卫生部首次开始每日在公共媒体上公开发布全国“非典”疫情。同时，中央严令明示：误报者追究责任，瞒报者严肃查处！

张家口市地处京、津、冀、内蒙古4省（直辖市、自治区）交界的边缘地带。所毗邻之地都是这次“非典”的重疫区，北京尤甚。张家口农村外出打工的主要输入地恰是北京。张家口市第一例导致全家感染两人死亡，直接传播10余人的“非典”病例，就是由北京某建筑工地疏散回乡的打工者带回的。在全国“非典”发病高峰期，张家口的“非典”临床诊断病例和“非典”死亡人数均达到河北全省总量的三分之一。

抗击“非典”，中央发出了“决战华北”号令。华北重在河北，河北“决战张家口”势所必行。时任河北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厅长的张成起同志，被委任为“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防治'非典’第一督察组”组长，奉命率专家组到全省疫情最严重的张家口市，直接参与了抗击“非典”工作。

张成起同志曾在张家口生活工作过24年，对这里的淳朴民众、山山水水都怀有深厚的感情。用张成起的话说是“肩负重担，头悬利剑，披星戴月，夙夜难寐”。在疫区工作的20多个日日夜夜，驱车行程六千余公里，率同专家组成员走遍了张家口市所有的17个县（区），查访了二十几个县乡医院、卫生院。他不仅时时为基层医务工作者出乎意料的简陋而艰苦的工作环境感到焦虑和心酸，更为他们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无私奉献精神而感动不已……

决战“非典”胜利后，时任河北省省长的季允石，特别在张成起同志亲自起草上报的《赴张督查非典工作报告》上，作出感人肺腑的批示：“成起同志，辛苦了！危难之际，关键时刻，欣然受命，不辞辛劳，不负重托，不避艰险。勇于任事，成效显著，令人欣慰！”但不为外人所知的是，当他回到机关，随行的工作人员把督查非典防治20余天出差补助款（注：按当时规定，赴疫区的补助标准每天50元）交到他手上时，他却不声不响地全部交了特殊党费。

故事之五：1997年底，在张成起担任近六年中共廊坊市委书记后，依依不舍地告别廊坊，奉调到省审计厅任党组书记、厅长。年过半百后，又开始了十余年的夫妻两地分居生活。

多年的从政经历，使张成起同志清醒地认识到，身为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厅长，除了讲政治、顾大局、率班子、帯队伍之外，关注更多的则应该是如何忠实的履行法律赋予的审计职责，抓好业务建设，充分发挥审计的监督职能，更好地为改革和发展保驾护航。

于是，他便利用单身独居业余时间较为充裕之便，抓紧时间自学，尽快补上不懂业务的短板。认真学习《宪法》，准确把握国家对审计的法律定位；认真研读《审计法》，厘清授权审计的职责定位；翻阅《审计工作条例》，搞清实施审计的法定程序；研读省委省政府和国家审计署有关审计工作文件，梳理不同年度审计工作的重点；调阅审计厅近年来的工作总结报告，了解全省审计工作的现状。同时深入机关各处室，熟悉人员，座谈调研，详细了解年度具体业务的开展情况……

一直到大约半年后，张成起同志才谨慎有加地召开了一次厅机关全体干部大会，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审计工作的解读和理性思考，明确提出了审计职责“三士两员”新概念。所谓“三士”：即审计机关要做确保国有资产安全有效的“卫士”，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勇士”，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谋士”；所谓“两员”：即审计机关要当好依法审计，细察严究经济领域违法违纪行为的“裁判员”，同时要针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在完善财政财务资金管理规章制度建设方面，依法提出审计建议，当好参谋和“教练员”。

缜密的思考，高度的概括，形象的比喻，通俗的表述，审计职责跃然纸上，入脑入心，很快得到了国家审计署领导的首肯。几年下来，河北省的审计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于是，国家审计署李金华审计长指示中国审计报社，派记者赴河北进行专访。在 2001年1月10日的《中国审计报》上的头版头条，配发大幅照片，刊发了一篇以《儒官张成起》为题的长篇通讯。

张成起同志担任何北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厅长的8年间，曾有两次执意推辞却推辞不掉的国家层面安排的短期单项工作，都取得了圆满成功。

其一是2002年，根据年度外事计划的统一安排，国家审计署要组建一个中国审计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代表团由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审计厅厅长，审计署部分司长和有关审计专家，共22人组成。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审计署主要领导亲自点将，指定代表团团长由张成起担任。此决定一经宣布，张成起心中便有几分发毛，坚辞不应。他觉得自己去担任国家层面的代表团团长，统领与自己同一级别的一帮代表团成员，自认既职级不够，又业疏学浅，不足以服众；同时又缺少带如此高规格代表团出访的经验。经推辞再三，审计署却成命不收，只好担当起率团出访澳大利亚重任。

实践证明，审计署领导识人任事决策正确。一路走来，无论是与澳方国家审计署的业务交流，还是参加中澳双方举办的一系列学术研讨，张成起同志作为中方代表团团长，礼节不失，行止有度，不卑不亢，应对自如，得到了代表团随行成员的一致称道。

其二是2003年春，为查处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贪腐案，代号为“2·23”的中央专案组秘密进驻河北。对一个厅级干部的查处，竟同时动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联合办案组，足以说明此案的分量和特殊性。

为了彻底查清李真的经济犯罪，“2·23专案组”组长张X电约张成起到专案组在驻石XX部队的驻地面谈，告知经与省委主要领导沟通，需要从河北省审计厅抽调骨干力量配合查案，并指名要张厅长亲自“挂帅”。

毋庸置疑，对中纪委下决心查处在河北已是天怒人怨的李真，张成起无疑是非常支持的。但对要自己挂帅参与此案的查处，却着实犯了难。于是，他向专案组组长直截了当地提出：“办案需要我抽多少人，我都无条件服从，坚决支持。但如果让我直接参与此案的查处，恐多有不便，你们大概也知道我在河北的背景和处境……不等他说完，张组长即打断了他的话，“你不用再说了，你的情况我们当然清楚。否则，我们也不会轻易点名抽调你。中央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考虑到河北政界情况复杂，关系盘根错节，我们原计划商请国家审计署，从其他省抽调审计力量配合办案。但审计署的主要领导说，到河北你们直接找省审计厅厅长老张出马就行，这个人政治上绝对靠得住。我们一班人不辞辛苦，来河北办案，为河北百姓除害，你是河北人，却推三阻四，还像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吗……”

话说到这个份上，张成起同志只好“挂帅”。于是，率同三十余名审计人员奋战年余，查遍了李真所有插手过的河北省国税系统内外的重大建筑工程项目，胜利完成任务。

“2·23专案”结案后，在总结表彰大会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监察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联名授予河北省审计厅“集体二等功”！

故事之六：2009年4月，张成起同志离开省审计厅领导岗位已经3年。虽然还有省政协常委职务，不时承担做些调研课题、督察工作，毕竟还可以时不时地回廊坊半闲居。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国家司法部在三河市新建了一所直属的“燕城监狱”，并结识了这所主要羁押全国司局级官员罪犯监狱的监狱长。于是便在Z警官陪同下，以“特聘社会帮教员”名义，走进了这所监狱的电网高墙。

张成起原本想找几位国家要害部门颇具影响的司局级服刑腐败官员约谈，包括那位曾负责国家《公务员法》起草的主笔之一的中组部正局级干部。但鉴于接触这类“敏感”人员，需要履行繁杂的报批手续，只好作罢。按狱方建议，约谈了几位原中直单位的其他服刑人员。

约谈的第一个话题:在监狱服刑，此时此地，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几乎都是脱口回答:“努力每天多挣分!”陪同的Z警官解释:为了鼓励服刑人员积极接受改造，根据监狱管理的相关规定，把服刑人员每天的悔罪认罪态度、遵守狱纪监规的表现、劳动表现、内务整理等几个方面的情况，每天由管教人员对服刑人员逐项打分，列表上墙公布。累计达到一定积分，经报批即可减刑若干。

在深究走向职务犯罪深渊的根源问题时，尽管人人都口头承认自己有罪，但他们感到最愤愤不平的还是官场中的“潜规则”：看到一些人不按规矩“出牌”，却往往能把本来不能办或根本不应该办的事情办成，往往还会受到表扬甚至提拔重用;看到一些人“黑白两道通吃”，可以一夜暴富却不受追究，有的还飞黄腾达。自己刚一伸手却被捉，锒铛入狱……说来说去就是六个字——不服气，想不通!

张成起同志面对这些步入岐途仍迷茫不解的罪犯，心中愤然。不由得拉下“不怒自带三分威”的黑脸说：“你们不用心在自己灵魂深处挖根源，却百般在别人身上去找理由，这已远远不是单纯的逻辑上的荒谬，而是人生价值观的严重错位。人生的路有百条千条，但走哪条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一个人，路走的正不正，衡量的标准只能是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而不是以某个人一时得逞的歪门邪道做参照标。以我个人的经历，我可以底气十足地对你们讲，我家居河北徐水县大东张村，种地的出身。但我从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一直做到市委书记、厅长，我没有向任何人送过一分钱;我任市委书记、厅长长达14年之久，经我主持的会议研究提拔过的干部数以百计，我从没有收过任何人的一分钱。我大半生在处级和厅级领导岗位上工作整整30年，我家中3个弟弟1个妹妹，至今仍都在农村老家安安分分地种地。实事求是地讲，作为长兄的我，当年如果想把他们的户口转入城镇，安排一份工作，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甚至不用我说话，都会有人主动抢着去办——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我来自农村，我的一大家人至今还都在农村。我非常清楚时下老百姓们整天在恨什么，骂什么，想什么，盼什么！如果你们对我说的话有所质疑，欢迎你们随时以各种方式去调查，如果发现我所说的有半句虚假，我甘愿明天来监狱陪你们一起坐牢！”

正气浩然，刻骨铭心，掷地有声，气贯长虹！

从政30年，职及正厅级，没有向任何人送过一分钱，也没有收过任何人一分钱！对于张成起同志这“两个一分钱”的事迹，我曾大声赞美：实实在在是一位堂堂正正共产党员可歌可泣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五）

张成起同志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高产作家。应该说，读他的文学作品，是观察解读张成起跌宕人生和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1990年秋，张成起同志担任张家口地委副书记负责分管宣传文教口工作。教师节将至，张成起突发奇想，一改领导年年前呼后拥地走访慰问，召集教师代表座谈，年年发表“热情洋溢”讲话的俗套，他别出心裁，写了一篇怀念上小学时陈老师的散文《九月情思》，见诸报端，并在全区庆祝教师节座谈会上，亲自向与会的教师代表们诵读，以示对全体教师的节日慰问。

用张成起的话说——“事出意料”！不仅听到和读到这篇散文的教师们反响良好，时任河北省委分管宣传文教工作的副书记李文珊老前辈，读后也打来电话，对他的这篇“处女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此后在多种场合的个别接触中，李文珊同志毫无保留地向他传授了他曾在西藏雪域高原工作多年，回到故乡燕赵大地几十年来的业余从文之道。多次对张成起谈到：古往今来，历朝历代，文学修养都是一个称职的“官员”不可缺少的必备之功。纵观历史，流传于世的诸多名篇名作警世名言，大多出于历朝历代心存良知的官员笔下。于是，张成起动情地说，这才有了我此后二十余年从政生涯中在文学这片土地上忙里偷闲的笔耕不缀。

论及张成起同志文学创作，可谓之是官场中的一个特例“官员作家”。从1990年写出散文处女作《九月情思》，到2003年在省审计厅长岗位上出版第一本散文集《世纪梦语》，再到此后的十余年间，又接连出版了近百万字的《一枝一叶总关情》《岁月留痕》《一蓑烟雨任平生》3本散文集。如果说他的从政之路看似有点“少年得志”，而他的文学创作，却有几分“大器晚成”。

他文武兼修，笔耕不辍。年过半百后，凭着雄厚的创作实力，异军突起，相继被吸纳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退离领导岗位后，又被特聘为河北省作家协会散文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一直活跃在河北散文创作战线。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书赠他的条幅中的两句话——“从政为文皆有致，仕途文心两相宜”，应该算得上是对他从政之路上文武兼修的一个十分精辟准确的定位。

说到张成起同志文学写作的另一个引路人，或说是老师，也是挚友，全国著名作家浩然先生，应该算得上一段忘年之交的佳话。

知道作家浩然的名字，起始于张成起在中学时期读过浩然先生的《喜鹊登枝》小说集中的一些作品。而牢牢记住浩然的名字，则是六十年代上大学期间读过他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之后。当面结识浩然先生，则是1993年2月，张成起到廊坊市任职的第二年。

那年春天，他到三河县调研。在时任县委书记肖启泰的陪同下，来到县城泃阳镇浩然先生自命为“泥土巢”的居所登门拜访。走进院落，一位老者已在屋门口阶前迎候。一头花白的短发，一双有神的慈目，一身半新的中式对襟布衣，一双圆口千层底布鞋……不用人介绍，就凭这身带有标志性的老农装束，断定这就是曾誓言“一辈子为农民写，一辈子写农民”的大作家浩然了。

寒暄进屋，递烟倒茶。在开始带有几分“程式化”的交谈中，张成起总感到这位老先生对“官员”似乎有一种若隐若现的警拒。为打破现场的沉闷尴尬，张成起开始寻找可以“套近乎”的话题：“提起您的大名，如雷贯耳。我是读着您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上完大学的。”“嗯嗯，是吗？到我这儿的人，大都这么说。”浩然不紧不慢的递回了一句不是谎言，但另有深意却又无可挑剔的话——这也难怪，也许是时代的误会，让这位古稀老者经历了少为人知的太多太多。于是，张书记干脆现场“幽”了一把“默”，装腔作势地清了清嗓子说道：“您老不相信是不是？稍安勿躁，请您坐稳，听学生慢慢地道来——话说这个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了还没续上。一家人是两根筷子夹骨头——光棍三条。常言说二茬子光棍不好过……”他停顿了一下，双手一拍说：“你们大家谁给我说说，为什么那二茬子光棍怎么就那么难过呢……”现场的人笑弯了腰，浩然老先生笑岔了气。于是，一场看似礼节性的拜访，成就了一对文学师友的忘年之交。

浩然时任北京市作协主席。他却毅然离京，扎根京东的三河大地，发誓要为当地培养一批农村乡土作家。他办起了地方文学刊物《苍生文学》，并亲任主编。对来自乡下的稿件，几乎每稿必看，有的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有的亲自动手修改。短短几年间，一批年轻的文学新秀脱颖而出。其中加入廊坊市作协的有38人，被河北省作协吸纳为会员的有7人，被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吸纳为会员的有17人。一批三河乡土作者的小说、散文、诗歌开始不断见诸报端。

1996年1月，浩然先生应邀出席了廊坊市第三届文艺繁荣颁奖大会，从市委书记张成起手中接过市委市政府颁发的“繁荣廊坊文艺特别荣誉奖”证书后，作了一个简短发言：“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曾经获得过多次奖励——其中有国家级的，也有省部级的，唯有这次在冀东大地上被授予'繁荣廊坊文艺特别荣誉奖’，使我特别开心和动情，也最为珍贵，从而最高兴，最感激不尽……”

1997年初，当张成起再次到三河拜见浩然先生时，浩然先生建议用《苍生文学》期刊，把他收集到的张成起陆陆续续发表的一些诗文，出一期增刊专辑，并承诺要亲自写一篇评论文章同时配发。浩然先生心中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书记呀，我非常想有一天能看到你出的文集，但不知还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如不嫌弃，我写的这篇评论可作为你将来文集的序。也许当你出文集想邀我作序时，我也许写不动了……”

天机难测，一语成谶。2003年，当张成起的第一本诗文集《世纪梦语》问世后，把刊有浩然先生写有三千多字《读成起同志的诗文有感》为序的新书亲自恭恭敬敬地送给先生时，浩然已经因突发脑梗住进了北。他在病床上用颤抖的双手翻到了书中收录的他6年前预写的序言，开心地笑了……

2008年农历正月十四，浩然先生走完了他76年的人生之路，在北安然长逝。张成起专程赴三河，参加了北京作协和三河市委市政府在灵山公墓为他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事后，一篇《浩然走了——在那元宵冷月即圆未圆的日子》的悼文，寄托了张成起对这位亦师亦友老先生的沉痛哀思……

张成起同志的第一本散文集《世纪梦语》出版后，2003年春，河北省作协组织的“张成起散文作品研讨会”在石家庄举行。会场设在了省审计厅招待所一个简陋的会议室，但出席研讨会的人士却是阵容豪华。其中除了河北省作协主席铁凝，副主席李延青，全国著名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家、鲁迅奖获得者梅洁和经常编发张成起散文佳作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海外版》总编甘以雯等几位比较熟悉的朋友外，每介绍一位与会嘉宾，都令张成起心中肃然起敬。

他们中有：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陈建功，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阎纲，有着“中国作协的基辛格”美誉的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李炳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文学室主任、文学博士王兆胜……当得知林非、阎纲、周明3位老先生都已是年逾古稀之人，陈建功副主席接到会议邀请函，在病床上仔细阅读完《世纪梦语》后，在病房拖着病体写出了研讨会发言稿，又连夜从北京的医院赶赴石家庄参会。又知道了这些大家都是在读了那本《世纪梦语》小书，带着精心准备的发言稿有备而来，仅王兆胜先生准备的评论稿就长达万言。张成起的心中更多了几分由衷感激和更多的惴惴不安。各位老师一个紧接一个、争先恐后发言，原计划安排半天发言，结果发言竟持续了近一整天……对此次研讨会的教益，张成起深情地说：“我从单纯幼稚地认为'搞文学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到对文学神圣殿堂的崇仰和对文学畏惧的转变，这次研讨会是最关键的一个节点。”

我时常想起永记不忘特别为张成起感到自豪的是，2005年张成起的散文大作《走进总督衙署》的写作成功。这是篇七千余字的记事政论性散文，不妨抄录一下开头——

《走进总督衙署》的写作成功。这是篇七千余字的记事政论性散文，不妨抄录一下开头——

进古城保定，沿裕华路西行，遥望那两座上悬可升降方斗、高十丈有余的大旗杆，便是清代直隶总督衙署的去处了。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风雨中，旗杆顶端那面随风招摇，上有雍正皇帝御笔圣书“直隶总督部院”的白底黑字、红布牙镶边的长方条旗，早已飘零落地近一个世纪了。而总督衙署门前两侧那一对头上有十三团卷毛、象征一品大员地位的怒目圆瞪的石狮，似乎仍在向世人宣示着总督衙署当年那不可一世的威严。

“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漫步在这座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古衙院中，耳绝了闹市的喧哗，心寂了功利的浮躁，在时空的隧道中冷观着日出日落，漠视着月缺月圆，寻觅着中华民族由盛至衰的历史轨迹。

可喜的是，张成起同志的这篇散文《走进总督衙署》在天津百花出版社《散文·海外版》首发后，又被国家级的权威刊物《新华文摘》选中在2005年第22期发表，并把标题和作者登上了封面要目。要知道，这份以国内“政治风向标”著称的政治性刊物，每期选登的优秀文学作品仅仅是一两篇。更可喜也更出人意料的是，《走进总督衙署》在“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散文类排行前10名中名列榜首，《人民日报》于2005年8月19日发布了评选排行榜，省内外文学界文友们欣喜奔走相告……

2006年2月，全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老先生得知张成起正策划第二本散文集的编辑出版时，不顾74岁高龄，冒着严寒从北京来到白洋淀边的两间房子里，帮助张成起从全书篇目的弃留筛选、文章的分项编排，到书名的斟酌敲定和文字的润色校对，还特别为这本散文集写了题为《回看骨肉直面官德》的序。阎纲老先生一刻不停地帮忙七天七夜，最终一本冠名为《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散文集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张成起同志感动地说，阎纲老先生作为文学界老前辈，为扶持我按年龄本可列入“朽木”的文学“ 新人”甘为奉献的高贵品格，那种“为求一字准，耐得半宵寒”的严谨文风，那种敢于担当、嫉恶如仇的中国真正文人特有的风骨，那种勤勉不懈、诲人不倦的可敬师范，使我受益终生，远远超过了这本书价值的百倍千倍。如果有人偶尔发现我在古稀年后，在散文创作路上也小有长进，那正是因为一直有这样一批良师益友在不舍不弃地携我前行……

（六）

曾有位哲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会有一个付出艰辛和牺牲的女人。”

对此观点，张成起赞成，我亦认可。张成起还据实说过：虽然没有想过自己的前半生是不是算得上什么成功，但几十年来我背后的那个女人所付出的艰辛和牺牲，确实是实实在在的。

从1964年9月考上天津财经学院到1968年10月大学本科毕业，张成起从18岁长到22岁，因为农家贫穷自己觉得“没有资格”的自卑，从不敢与女同学密处深交。分配到张家口地区外贸局工作，担心女方嫌弃自家弟兄们多，也不想拖累别人，天大的困难宁愿自己一个人去扛。直到工作3年后的一次回徐水老家，母亲盘腿坐在炕上眼泪汪汪地说：“起儿啊，你老大不小的，也该成个家了。你总说不急，你在城里有工作，是不用急呀，但你想过你的弟弟们吗？你不张罗着结婚，有你这堵大墙在前面影着，他们的岁数可耽搁不起呀！”

于是，张成起下定决心，开始搜寻人生中的“那一半”。

当时，恰逢同在张家口工作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受同事之托，为一个在地直工作的女同志找对象，而且要求男方最好是大学生。张成起通过了解，得知女方家在宣化县农村，出身贫农，父亲也是中共党员，属“根正苗红”，还是一个独生女。两个人相处仅3个月，觉得还算投缘。于是，经过组织上“政审”批准，迅速领证“闪婚”。

借春节休假之机，张成起带着新婚的媳妇回徐水老家过年。初为婆母的母亲把心中的喜悦，毫无掩饰地写在了脸上。见到一身旧衣素装的新儿媳，当即把儿子来了一顿嗔不掩喜的数落：“好你个混蛋小子!人家这么好的一个闺女，你连新衣服都没给买一件，就这么浑身打浑身地给妈领回来了，真是越大越不懂事，给妈丢人现眼！”母亲一边数落，一边拉上小女儿，风风火火地赶到本村供销社，扯了几尺蓝底碎花布，又从柜底拿出当年的新棉花，立马动手为新进门的儿媳妇缝了一件可身的棉袄。当母亲把这件棉袄为初次见面的儿媳妇穿在身上后，前瞅瞅、后看看，左抻抻，右拽拽，发现儿媳十分满意后，母亲笑了。儿媳妇一声“妈—”叫过后，眼圈就红了……

新媳妇第一次进门，又是大年三十，母亲总想把年饭做的丰盛些。一大早就从地窖里把保存了一冬天的大白菜拿上来，毫不吝啬地剥掉外边几层老菜帮，走回灶间精细打理。出人意料的是，新媳妇却不声不响地拿起簸箕，把母亲扔在院内猪圈旁准备喂猪的白菜帮又全部捡了回来，说这么好的白菜扔了可惜，这些扔掉的菜帮比我们在张家口从菜店凭菜票买的白菜还好。张成起心里暗暗责怪爱人小家子气，怕惹人笑话。而母亲却笑得合不拢嘴，拍着手直夸这个媳妇好，“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有这么会过日子的好媳妇，妈就放心了……”

张成起的爱人姓梁，名叫梁桂芝，曾先后在张家口地区粮食局和税务局供职。2005年从廊坊市原地税局纪检组长岗位退休。在机关，是个团结同志、努力工作、积极上进、尽职尽责的党员干部；在家里，是个吃苦耐劳、勤俭贤惠、尊老爱幼、和睦邻里的模范家属。自张成起从政以来，由于几次工作的异地调动，根据自嘲为“野战军从不带家属”的通用规则，夫妻先后两地分居近二十载，对单身汉的生活早已习以为常。又有谁能想到同时还有异地家里孤身一人冷灶冰锅呢？张成起曾深怀歉疚地说：我爱人一人在家，既要上班，而且还要力争在机关表现得积极低调些，防止一些人说出几句“官太太”如何如何不中听的话来。下班后还要管护两个孩子饮食起居和作业学习，同时还总想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净些，把孩子打扮得像样些。“孩子们街上走，背着妈妈两只手”。家有贤惠勤劳妻子，让外人看到后是为我张成起的脸上增光。即使同在一地工作时，我无论每天回家多晚，她从没说过一句埋怨的话。她每天傍晚下班后总是把饭做好，我多晚回去她总是等到多晚，也从不自己赌气先吃……

闲聊中说道当年的“闪婚”，张成起心怀歉疚地说到：当年我们的结婚似乎比舞台上演戏还简单。除了一起看过一场那个年代仅有的“三战一报”（注：《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和《新闻简报》）的电影外，从未一起逛过一次街，也没有一起吃过一顿饭。她倒是给我织过一件毛衣，我却没有给她买过一件东西——哪怕是一方围巾、一双鞋袜。当时领导在家属院给我们调剂了一间旧平房，把临时从机关借来的两张单人木床并在一起，从机关住过的单身宿舍搬来各自的旧被褥，其余的就只剩下我爱人自己原有的一个旧木衣箱，再加上同事们作为结婚贺礼送的几件炊具和凭结婚证花8元钱上街现买的一个煤炉，这就是全部的家当了。因为我们双方的家都在农村，都比较贫困，不可能指望老人帮什么忙。婚后虽共同攒钱买过两个花布被面，但还未来得及买被里和棉花去做，就原封不动地送给家里二弟结婚下彩礼去应急了。就是现在保留下来的当年那张二寸黑白结婚照，也是我们一起由张家口回徐水老家路经北京转车时，匆匆忙忙跑到王府井街南口的一家照相馆临时补照的……

看来，市委老书记张成起遇到梁桂芝女士这么好的一位贤内助，可谓家庭之福，人生之幸！

回顾与亦师亦友张成起30年来的工作学习交往，我联想到总书记对党员干部的“六字要求”，张成起同志确是做到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忠诚、干净、担当”的榜样！市民们尊敬他、爱戴他、学习他，理所应当！

作者简介：赵振声，廊坊日报社新闻研究室原主任，主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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