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

编者按：本文最早于1936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当时为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作者署名廉臣，并在文内假托为1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

渡过金沙江以后，自江之北岸，至川省之通安州为30里，均为上坡路，而且山极耸，正如交西渡至金沙江南岸一样。在这个30里中全系荒山，极少树木，沿途只见一家人户，偶于山坡上见些羊群，此处已为游牧区域。自通安州至会理城须再上坡30里以后，道路始稍平，但两旁仍有高山。

通安州只一镇市，为川滇通商之第一镇市，居户约300余家，有小学一所。我到时，正见几百乡人，身佩红布列队将行，系由共产党鼓动去当红军者。闻共产党曾在通安州成立革命委员会抗捐军等等。过通安州将到会理时，远见会理城正在火烧。至宿营地后，才知会理守军为川康军刘文辉所部之刘元塘（唐）师。刘师据城死守，因恐红军爬城，故将城外附近之房屋全部烧毁，使红军不能接近城墙。但此举却引起城外居民之大愤，因被红军鼓动，数千居民，协同红军攻城。后闻此数千人大部加入了红军。

会理既有刘师死守，红军亦未强攻，只加监视。红军之目的，系在渡河以后，国民党军的追剿部队暂时不能过河时，借此休息补充。故红军总司令部命令全军在会理休息5天，并命各部队加紧居民中宣传工作，规定招募红军新兵5000人的计划。这一计划，红军各部都执行，总卫生部亦亟亟执行。

5天后果然有新兵5000人加人红军。红军部队之所以经常得如此补充，一因红军善于宣传居民，二因云贵川3省居民平日之生活实在太苦。会理居民莫不怨愤刘元塘平日种种之压迫：苛捐杂税，层出无穷；自铸铜质银元，强令通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年轻女子，随意奸淫，不从者累及全家。如此行为，岂有不遭民怨之理。加以红军领导贫民“打刘家”、“打土豪”，莫怪贫民之成千成万加入红军。

5天以后，红军即北上，由会理、德昌、西昌、泸沽（四川冕宁县一个镇)、越（今四川越西县），而至大渡河边，每天行程六七十里，计行29天。红军因急于抢大渡河，故未攻西昌，绕道而北上。自会理到大渡河边，为沿安宁河之大道，平坦处有20余里之宽度，但狭隘处只一安宁河与河边之小道而已。安宁河两旁均系高山峻岭，东为大凉山，西为雅砻江流域之高山。这两旁高山都住彝家，汉人只居于沿安宁河之大道上，且每家筑有楼，因彝汉民族冲突甚烈，彝家时常下山攻击汉人村落，故筑碉以御之。

红军至泸沽时，即分兵两路，小部至富林（四川汉源县一个镇）南岸，佯作强渡姿势，以吸引对河之敌。大部则由泸沽向西北进，占冕宁县城，而企图在大渡河边之安顺场(位于四川石棉县西北)渡河。但由冕宁西北50里之大桥镇而至安顺场，须经过彝民所居之高山，历时两日半，这是红军当时之一大困难也。

四川之彝家为川人所最恐惧者，安宁河以东之大凉山为彝家之根据地。大凉山面积极大，南至宁南县，北至大渡河，西起安宁河，东至金沙江沿岸之雷(波)马（边）屏（山）。冕宁西北，直至康定以南，均属彝家区域。此处彝家，相传为诸葛武侯征伐之所谓“南蛮”。在冕宁西北之彝家山上确有哑泉，饮之即哑。冕宁县志及宁远府志均有记载。

彝家均有武装，有数千快枪并有少数手提机关枪（只就冕宁西北山上的彝家而言），均缴自汉军。沿安宁河两岸土地，本为彝家之土司官所有，但自刘文辉成都失败而人雅州后，即驱逐彝家土司官而据其土地为已有，因此彝家与刘家军结仇甚深。实际上政府官吏之统治，只及于沿安宁河两旁平原上之汉人而已。彝家则不受统治，而且抗缴一切租税，政府军队通过彝家之山时，必须大队，一团以下，可被缴械。

此处彝家不若蒙古、西藏等民族，彝家还系部落。性情多猜忌，疑虑无定。各部落之间，常有世仇，故常相械斗。彝家之生活，半为游牧，半为种植。种植以玉黍为多，畜牧牛羊马为多。

彝家中有两种阶级：一为黑彝，即为彝家中之统治阶级；一为白彝，白彝即为黑彝之奴隶，终身为黑彝耕作，除衣食外，其他无所得。黑彝随时有权置白彝于死地。每一黑彝，常有白彝数百人少则数十人为之耕作，黑彝则终岁不劳动。黑彝与白彝不通婚。

现在黑彝人数渐少，但仍保有其统治势力，所谓土司者即此辈黑彝中之首领也。白彝原系汉人，系由黑彝掳来，黑彝将汉人掳来以后，常由大凉山与冕宁西北山上之黑彝相互交换掳获之汉人，使其不知道路而不能逃逸。黑彝并为白彝之男女配婚，均称男女白彝为娃子（意即四川话之孩子)。但每一黑彝家必信任一个白彝为当家娃子（如当家人）。当家娃子掌有一切银钱出人及日常事务之权，因过去汉人只笼统的不分黑白只反对彝民，加以彝民中之文化落后，所以白彝都助黑彝反对汉人。遇与汉军作战时，白彝均参加。

汉人之与彝家贸易，系由通司翻译，亦有彝家能汉语者，但黑彝恐汉人杀之，故不下山，遇事则命白彝与汉人往来，彝民常以兽皮，麝香等物售于汉人，换布匹及盐而回。

彝民之服装与汉人完全不同，头包青布而在脑后堕下1尺布。如上海之印度马巡。有些鼻穿银环。不论男女，均悬耳环。耳环不是金属制，而以骨制，共有三四颗或圆或长圆之骨块连成一串而挂在耳上，面部熏黑。身上穿的如和尚之袈裟，系由羊毛自织而成（此种外衣，质经而软，且可御风，极适于行军之用)。腰系带。

彝民所居之山上气候一日数变：中午炎热，下午4时起发巨风，晚八九时下雨，次晨天晴。我们经过彝民之山地历时七八天，均系如此顺序不变。因每日气候变化甚烈，所以彝民出门，不论何时，必将外衣带在身上。遇发风落雨即以外衣裹身，彝家每人身携利刃，用以防身，亦用以割肉进食。足有绑腿，终年不穿鞋袜，只少数穿草鞋。但彝民生长山地，善于爬山。红军于山路行进时，彝民则由路旁之山石攀登而上。而且上山之快，宛如猿猴。

彝民生活之痛苦，远过于汉人。汉人还能耕平坦之田亩，彝民之田亩，日渐被川军之官长及当地官吏所侵占，而只耕植于山地。在山下远望彝民所耕种之山坡上的山地，倾斜度几如削壁，望之可怕，但彝民终年耕植于此。因其只耕种山地，故彝民平日所食者，亦只玉黍而已。至于彝民所居之家室，则更鄙陋不堪，以竹木编为壁，上覆松树皮，潮湿特殊，跳蚤成群。

红军所过之彝民居住之山，共有彝民10余部落。当红军之前卫团出大桥镇上20里时，即有3个部落之彝民在前后及左翼包围红军，意欲缴枪。但红军善用宣传政策，向白彝声明共产党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并提出为彝民所迫切希望之要求“打刘家”（意即打刘文辉的军队，因刘文辉压迫彝民甚烈)。

当时红军领袖即与当前的一部落名“沽鸡”者以鸡血充酒，与彝民领袖共饮，表示歃血为盟共打刘家。经过歃血为盟后，“沽鸡'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红军，而反被红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而与红军引路及招抚“阿越”、“罗洪”等10余部落。此后红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红军于道旁。红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竞安然地通过。

走完彝民山地，即至开罗场（今四川石棉县擦罗乡），该镇有人户20余家。但此处有一趣事可记者：刘文辉驻西康打箭炉（今康定县）之队伍，米粮须由西昌府供给，故刘军设粮站于开罗场。当红军前卫行抵开罗场时，刘军粮站之人员还以为国民党军至，亟为设筵招待官长，并将军米如数点交，计有4000余包。每包60斤以麻皮袋装之。红军领袖将此项军米照数发给各红军部队，剩余甚多，悉发当地民众。

我至开罗场时，正见民众不论老幼均肩负一袋回家，面有喜色。询之则云：“红军先生，我们白米好久没得吃了。红军来了，才把刘家的米发给我们吃。红军好！”刘文辉之搜刮民食反以之济红军，而红军则以发给民众，此则愈使当地民众反对刘军而欢迎红军矣。

自开罗至大渡河边之安顺场为60里。红军政治部谓安顺场为“有革命的历史意义的地方”。原因是太平天国时，北王韦昌辉杀东王杨秀清后，当时太平天国内部顿起分裂，石达开率部离南京而人川，安顺场即为石达开兵败身擒之处也。

当晚我为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诊脚病，适李召见一老者，年已90以外，为当地之童馆教师，尝亲见当年石达开在此失败者，正由李富春享之以酒肉，请其讲述石军历史。据老者言，石军到安顺场时尚有五六万人，刀枪马匹无算。但一至安顺场，忽遇上游大水，安顺场前面之山水暴发不能渡河。前有大渡河，右有清军，且拆断小河之铁索桥，左为山崖绝壁，后为彝民，且当时彝民之数量远过于现在，石军被困于此者，凡47天。当时军心不固，而石氏本人亦动摇，故自缚入清营。石军均为俘获。

老者并云“长毛'并非强盗，自称“复汉驱胡”。石部对人民甚和气，军队有纪律。老者并云：“红军之纪律则较翼王（即石达开）军更好。”据老者之所云若是。石达开当时未能渡过大渡河而失败于大渡河边确系事实。

我后见沪川各报，蒋介石亦曾伸引石军为例，以比喻红军之必然不能渡过大渡河而失败于河边。但红军竟安然渡过大渡河，故红军颇以之自豪，认为渡过大渡河是历史上的军事胜利。

大渡河亦扬子江之上游。大渡河流入岷江而转流入扬子江。红军至大渡河时，时已5月底，气候已暖，上游雪山正溶解，故水势暴发，水流甚急。大渡河之河面及水流均较金沙江为更宽更急，水浪更高。渡船每一往返，历时50分钟。且每只小船之船夫，至少须有8人做工。

渡河方法，先将载客之船由南岸河埠沿南岸逆流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顺流飞箭似的斜过对面河埠。船至北岸河埠时不能稍前稍后，一不小心，即触礁石，船即分裂，故非当地熟知水路礁石之船夫，不能驾船。船返南岸时，亦须由北岸沿江逆流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顺流飞箭似的斜过南岸来，故如此往返需时50分钟。

红军抵安顺场时只获两只船。有刘文辉军之1营兵驻于安顺场对岸之大渡河北岸，并筑有野战工事，沿河扼阻红军渡河。但既有守军，何以船只不收容于北岸而系之于南岸呢？

事有如此凑巧者，北岸刘军营长之岳家在河南岸之安顺场。该营长当晚宿于岳家，以备明晨将其岳家及当地绅商全部渡至河北岸。因其情报红军尚距安顺场60里，须次日下午才能抵安顺场，故安心在岳家与其娇妻酣睡，不料红军行动如神，当夜急行军，半夜即抵安顺场，因此两船被扣，营长被俘。

但红军即使有两船，并不易渡过大渡河，因河之北岸有守军1营，船只不能接近对岸。且当时船夫早逃，没有驾船之熟练工人。但红军终于击溃对岸刘军而渡过大渡河。此事亦为红军据以自豪者。

但即以我之旁观者目光视之，亦觉红军之士气勇敢及共产党团员之奋不顾身有以致之也。

据闻渡河经过如此，红军领袖获得两船之后，即拣选17个共产党团员，中有几个为江西、福建之木船工人。17人即携梭镖、步枪、驳壳、手榴弹及机关枪，驾着船，不顾一切，向河之北岸驶去。河之南岸，红军则布置机关枪及迫击炮之阵地，并配置有特等射手，以配合船上的强渡部队。

当红军所驾之船离南岸时，刘军即对之射击。但红军不稍畏缩，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当即一跳上岸，虽刘军对之射击，但只有4个受伤者，其余则一齐扑至刘军工事内。此时刘军一方惊于红军之英勇，胆气已寒，又加河南岸红军之机枪迫击炮瞄准射击，刘军几乎不敢抬头，而渡河之十余红军即占刘军工事而缴其一部枪支。

闻刘军有一机关枪手，正拟至高山阵地架机关枪，行不十步，即被对岸红军之特等射手射倒于地。因此刘军全部向后退上高山。

红军即抢守工事制止刘军向下，一方则重驾船返至南岸载红军渡河。待红军渡过1营后，红军即向刘军冲锋。刘军兵心已寒，全部溃败，红军即占高山，乘势向刘军猛追，闻刘军大部被其缴枪。此次战役，红军在队伍中大施宣传及奖励此17个抢渡大渡河者，尊之为英雄。

的确，我虽非军人，但在军队中服务已有几年，强渡河流之冲锋部队亦已见过不少，但在如此水宽流急之大渡河中，能以17人驱逐敌军1营，占领敌垒，却未之见也，故共产党常以共产党团员为红军模范。此辈共产主义者常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自任，此诚非国民党军及其他一切军队所可比拟也。

红军既获两船之后，即开始渡河，但仅依此两船而思全部红军渡过大渡河，历时甚久，且后面追兵将至。故红军以两天半的时间，渡过轻装之红军1师，而当时目的即转向夺取泸定县之泸定桥，以求红军之全部由泸定桥上过河。故红军大部由河岸西进，经西康省区而向泸定桥前进。已渡之1师，由北岸前进，同以夺取泸定桥为目的。

但在河之北岸，刘军沿河布防，故河北岸之红军，自离安顺场对岸向西走了30里以后，即与抗击之刘军节节作战。但刘军如此分散，且缺乏通信工具，故被红军节节击溃。刘军中大部为抽丁得来之新兵，不愿作战，且亦不会

作战，早闻红军之宣传不杀白军官长及士兵，故沿途缴枪。红军以缴得刘部之枪弹，还击刘军，闻河北之1师获利不少（红军打仗时如消耗之弹药与缴获之弹药相等，则云“不折本”，如缴获与消耗核对有余，则谓“获利”)。

在离泸定桥45里之冷碛（泸定县一个镇），红军曾与顽强扼守之刘军作激烈之战斗。后由红军南岸之部队，隔河向刘军之后射击，结果河北正面红军得迂回至冷碛之后而包围刘军。闻此处刘军1团全部被俘，冷碛被占。此时红军南岸前锋即抵

泸定桥矣。

泸定桥为四川通西康、西藏之桥，泸定县城即在河之北岸。此处之大渡河，河面虽较狭，但两旁绝壁，水势更急。泸定桥为铁索桥，以13根铁链为之。铁链之两端，系于河之两岸。9根铁链并排子下，4条则为两旁之扶手。下面并排之9根铁链上横铺木板，再在横铺木板之上铺长条直板。人马即由桥上过去。吾始闻铁索桥时，以为极难行走。但泸定桥则非但可以过人，而且可以过马。泸定桥长有9丈，阔约1丈，13根铁链，系由中国13省募捐而造成。

南岸红军因无刘军抵抗，故先抵泸定桥之南岸。此时北岸桥头有刘军筑工事扼守，且刘军将桥上之木板抽去，只剩13根铁索，以阻红军过河，红军领袖林彪（第1军团长）即命该部最有战斗力及共产党团员最多之1连，担任冲锋，并在河南岸之天主堂内收集许多堆积之木板。这1连人前面冲锋者从9根铁索爬过去，后面的红军则在后面铺板子。当时冲锋部队，勇往直前，冲至桥北岸之刘军工事前，刘军已无斗志，即呼愿缴枪。红军当即缴其枪并占领其工事。泸定城内刘军退出时。沿街放火。目的在使红军之粮食及宿营两感困难。

但红军一过桥北，一面向刘军追击，一部救火。不一刻红军由北岸冷碛攻来，把泸定县撤退之刘军前后包围而缴械。此时城内之火已救熄，但全城一半以上之房屋均被刘军火毁矣。幸存之一半，则大感红军救火之恩惠，而莫不痛骂“刘家兵”。刘文辉部队在会理、西昌、泸定等县沿途放火，以阻红军，实质上非但不能阻红军前进，而且反遭民怨。

红军之全部渡过泸定桥，确为红军之莫大成功，如红军不能过桥，则安顺场渡河至北岸之1师，势将孤军作战，而南岸之红军主力则必走西康。西康则系游牧区域。粮食宿营，两感困难。而国民党军进剿则以雅安为后方，追剿部队虽感困难，但有后路接济；红军则极难克服困难也。今红军全部渡河，自此川陕甘青几省均将为红军活动之地区矣。

红军既占泸定县后，如向雅州前进，则仍须走向东南至汉源、荥经而达雅州。但红军将至泥头（今四川汉源县宜东区）分县时，知汉源川军扼守高地，居高临下以待红军。红军当即改变方向，折向东北至天全河边，强攻天全河守军杨森部之6个旅。

这一转动，使红军部队由大道转入高山小路矣。我记得红军在化林坪（今四川汉源县三交乡一个村庄）分县驻军一晚。化林坪在4500米特之高山顶上，此时已阳历6月初，但当晚气候极寒，明晨出发时，则四望皆系雪山，盖昨夜已下大雪矣。此时气候骤寒，而红军兵士之棉衣早于云南丢掉，但红军士兵虽在严寒之下，依旧人人面有喜色而毫无怨言。

红军大部抵水子田（即汉源县三交乡水子地村）时，前锋已击退天全河岸杨森之6个旅，而占领天全、芦山两城，我等由水子田出发，经一高山，几无路，亦无石阶。两旁竹木丛生，遮蔽天空，山上泥水极深，两腿全在泥沟中爬走。上下此山共只30里，但自天明走起，后卫部队半夜才达山顶。既无人户，当然找不到火把，所以大部伫立于泥沟中，待至天明后才下山来。

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为国共合作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亦在山顶泥沟中站立一晚，次晨我见其虽仍神清气爽，但已满身污泥矣。下山至山麓，有居户六七家，见红军至如天而降，群相惊奇。据云彼等世居于此山麓，虽闻祖先言此山有路可通，但荒山野地，野兽成群，从无人敢走此小路，群围红军询山路上之所遇。

红军虽经化林坪之降雪高山，虽经水子田之泥沟小道，但红军兵士人人面有喜色而未出怨言。此无它，因此时红军军心一致，坚信必可与川北红军徐向前部会合，而同时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国之四川发展，不但有无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陕甘，可径与日本军队开战，实现共产党几年来抗日及收复失地之主张。

故红军至天全时，部队中有一歌曲，词云：“（一）目前中心的任务，要打日本兵，收复华北东三省，保卫民族。（二）四川地方顶呱呱，什么也不缺乏，敌人要想封锁我，那才笑话。（三）工农红军铁一般，渡过金沙江，两大主力来会合，敌人发慌。（四）红军越打越有劲，团结像一人，我们伟大的任务，一定完成。”这一歌曲之词句，即可见当时红军情绪矣。

红军占领天全、芦山两县之后，曾出兵于飞仙关，离雅州只20余里。此时红军的目的系在急求与川北之松潘、茂县（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北川等县之徐向前红军会合。故避开川军之拦阻，向西走邛崃山脉，占宝兴、懋功，而与在理番之徐部会合。不久两支红军即已会合，而我于此时，即被贺诚遣往川西特委之独立营为卫生主任。不久即被川军冲散，幸遇旧同学蒋君而得安全返抵家乡。

我3年来在红军中之见闻所及和此次随红军西行人川，我觉到红军及共产党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的一个实力派，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红军仅系跳梁小丑，那么何需乎南京政府及各省当局集中百万军队，费时几载，每年耗费国家财政之大部？并且何需蒋介石亲自在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督剿？

很显然的，红军已经是国民党军的一个主要对手，而且这个对手红军的实力，超过国内除国民党军而外的其他各个实力派。论全国红军数量，除国民党军而外，红军则超过任何中国南方、北方各个实力派。

若论红军之质量，则我虽不知其详，但有一事可以反证者，国内过去及现在之实力派，如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当年都占有比红军优越之地区及优越之经济条件，但一旦与南京政府作战，则在短时期内，都被蒋军所败。

而红军则相反，蒋介石之“剿共”已历数载，屡屡限期消灭，可是红军并未消灭，而且毛泽东、朱德、徐向前会合，活动愈烈；并且国民党军几年来之“剿共”，却送了红军不少枪弹武器。红军所有武器之来源何在？既无海口可买，又无新式兵工厂，而连年作战之消耗，以及红军武器之扩充，都系缴自国民党军。

即退一步言，至少是红军能够在几年来，并且直到现在还在与南京政府对峙，而不相上下。故我谓红军在数量上在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数一数二的实力派。

以我旁观者之地位观察，红军部队之所以坚固与有战斗力，是由于下面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红军兵心团结，这确系事实。试想红军几年来在这样困难条件下作战，如果军心不固，则早已失败。而红军兵心之所以团结，一方面确因共产党在红军兵士中进行许多教育工作，红军兵士是自认抗日救国、解放工农是自己的责任，这就使红军士气大振。

同时共产党员及共产青年团团员于红军兵士中占百分之四五十，而这些共产主义者，曾受共产党之专门教育，在红军兵士中确有极大的细胞作用。譬如，红军之新兵，大半依靠红军各连中党团员去教育他们；在红军行军中发生困难时（如粮食及宿营地缺乏等等），共产党员必让非党分子之红军士兵先吃先宿；作战时党团员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党团员在火线上受伤时，非但丝毫无懊丧呼号者，而且还大声疾呼：“同志们努力冲锋！”“不要顾我而妨害战斗啊！”而红军之富有战斗力者，亦由于共产党的领导。

红军在作战之前夜，每连之党团员必先召集会议，决定明日作战时如连长指导员伤亡，谁为继任，如再受伤，谁再继任，这样准备了四五个。所以在作战时，即使下级干部受伤，仍有继续不断的候补者，也正因此，所以红军部队极不易击溃。红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

第二个原因，红军所以不被击败，而反日益扩大，由于民众给红军以帮助，即以江西红色区域而论，红军在此作战已多年，人口、经济已两感缺乏，但能坚持如此之久长，正由于当地民众之极力帮助红军。再如此次红军人川，沿途经过不知几许困难，但红军有居民为助，故并未饿饭，而且沿途民众之加人红军者有几万。

有人说红军沿途强迫居民以从红军，实质上，不但无其事，而且不可能。

试想，红军初至一地，只要居民远避，红军何处去找居民？实际上红军一至某处，当地居民除“土豪”外，均未逃走，而且为红军带路，当挑夫，沿途到处成群的加入红军当兵。

以我观之，红军之所以得民众帮助，不由红军之威胁民众，而由于红军兵士守纪律，的确不扰民，不动民间一草一木。非但如此，而且常常没收军阀、官僚、劣绅的财物，散给居民。民众感觉红军对他们有实际利益，所以趋之若狂

第三个原因，红军经过许多困难，终于克服了困难。红军所处环境之困难，远非国民党可比。欲问红军何以能克服困难？我以为红军中确有一些领袖，这些领袖，非但聪敏，且有才能。譬如毛泽东、朱德为红军之首创者，在各省军队及国民党军之不断围攻与物质条件如此困难情形之下，对战七八年，竞以少数红军而组成现在几十万红军，这确非易事。

我觉得毛泽东、朱德不但是人材，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此外，如周恩来，林祖涵等远在国共合作时，已是当时国内政治上之要人。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

红军中之上级军官如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徐向前、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大部均系国共合作北伐时之国民革命军军官出身，富有作战指挥的能力，率领红军作战已多年，在国事及政治问题上，均对共产党有坚决之信心。

刘伯承、彭德怀、罗炳辉及以后二十六路军之赵博生辈均为北伐前后国民革命军中之共产党员，举行“兵变'而为红军者。他们为坚信共产主义的分子，在红军中领导红军与国民党军对抗这七八年。

我在红军中对红军领袖之日常生活及其品行，有很好的感想。这也许多是由于我在国民党军中服务时所感影响太坏而有所致之。大家知道在别的军队中当一团长，个人生活已极奢华，更无论师长军长矣。但红军军官则反是：红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

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而且红军领袖与兵士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杂在兵士中打篮球、排球，军官与士兵相亲相爱，这种红军军官与兵士同甘苦之日常生活，确为国内其他军队之军官所无。也正因为红军领袖在日常生活上与兵士同甘苦，所以虽在各种困难环境之下，而红军兵士仍毫无怨言。红军领袖之品行及办事精神，亦为现世一般武人望尘莫及者。

兹略举一二事为例：红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红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红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还有一事，非但为国民党军军官所无，而且常人所不及者。

如赵博生、董振堂2人均为西北军孙连仲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26路军一万六七千人投人红军。赵、董2人均原系共产党秘密党员，)他们一至红色区域，即各将10余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数捐给共产党中央。由此可见，红军领袖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假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也。

(1)经查，赵博生于1931年10月加入共产党，同年12月14日与董振堂率领国民党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工农红军。起义后，董振堂于1932年加人共产党。

故我谓红军之几年苦战与红军之所以逐渐发展，确由于红军中有天才之领袖，有能为之干部，红军中及共产党中之许多人才，确为全国不可多得之人才。

我自离红军至家乡以后，自思既参加了“剿共”的国民党军，后又参加了被“围剿”的红军。我在两方面参加了对战七八年，详思几年对战之结果，对内只有破坏，对外则坐视日本强吞东三省，而且目睹北方将全落他人之手。如果现在国民党军，红军以及全国军队只要枪口一致向外，则日本之欲图我国，决非易易。政府诸公时以“攘外必先安内”为言，但时至今日，事已至此，应该及时改变方针。

从消极方面说：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曾以全力“剿共”数年，红军并未剿火，反而使红车之毛泽东朱德、徐向前部会合。彼等现今所处之地区，远非如江西时之易于包围。国内军人之稍知局势者，均知根本消灭红军已不可能。如与红军再战几年，则不问谁胜谁败，日本将早已亡我全国矣！如国内自相残杀而坐视强敌并吞全国，则国民党当局诸公非但不能对国人，而且中华民族将永劫不复。

我以为当今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政府当局应该改变计划，协同红军以共御外。全国红军数量，红军之质量，有识者不能不承认是一个极大的力量。这一个力量，过去在环境十分困难情形之下，与国民党军及各省军队百万对战几年，如果现在给以物质之补充，则红军之战斗力将更加增加。为什么不许这个能战的红军去抵抗日本呢？

若合我全国兵力一致对外，则不难收复失地。同时红军之领袖不乏极有才能者，现在正需集中全国人才以御外侮，为什么不利用红军之兵力与红军之人才以为国家对外之用呢？

如果有人以为红军甘心内战，不顾外患，这我觉不然。红军领袖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昔年北伐前、北伐时均为国民党中委及国民革命军之上级军官，且也不能不说有相当功绩于北伐，徒以各方主义不同，以致分兵对抗。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

而且红军领袖及共产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并闻友人传说，共产党中央及其所领导的政府主张合全国兵力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我以为政府之对内对外政策之迅速改变，此其时矣！我辈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国之亡于日本，不作亡国奴而已。我总觉得无论如何，红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凌，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