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菊华

　　[摘 要] 当前，中国人口正在经历总量从持续增长转向持续减少，素质由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和短寿命转向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长寿化，结构从多子少老转向多老少子，分布从乡土中国转向城镇中国。瞻目当下、着眼未来，秉持以质量换数量、存量换增量、效率换结构、空间换时间的立场，探讨激发大变局中的人口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减轻甚至规避人口新常态潜在的消极影响的思路。未来二三十年，出生人口将持续减少、低龄老年人口占比较高，故未成年人口对文教卫生资源的竞争以及年长者对社会支持的压力均有所缓解，形成一个新的人口机会窗口。可大力推进健康中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提高人均文教卫生资源获得水平。积极推动全体人口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继续挖掘人口红利、激发潜在的人才红利，不断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续写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奇迹。

　　[关键词] 人口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质量换数量；存量换增量；效率换结构；空间换时间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3）09-0052-10

　　人口是国家、社会、民族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人口变动是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人口要素的联动变化，对人口自身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带来系统、深刻和长远影响。2023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人口发展新形势，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科学研判展现出人口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重要位置，没有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就难以实现“五化并联”的中国式现代化。[1]

　　人口总量和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负增长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人口发展的必然、长期且难以逆转的趋势。如何充分发挥现有人力资源、激发人力资本效应，利用人口总量减少但素质更高、增量减缓但存量巨大、结构逆转但资源丰厚、生产要素聚集且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等优势，使之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是值得政府和学界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从人口全要素出发，讨论推动“四个”转换（以质量换数量、以存量换增量、以效率换结构、以空间换时间）的思路，发掘现有人口中蕴藏的积极因素、减轻甚至规避人口变局中暗含的消极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是14亿多人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化解这种复杂性的重要途径。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新思维、新思路、新视角，既要以当前和发展双重眼光、以挖潜和提质双重手段，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也应充分激活现有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收获人口红利、激发人才红利。其中，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是基础，对现有资源的有效挖掘是支撑，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是手段，而更有效配置人力和人才资源可更好地释放人口的各类优势，促进人口各要素之间协调发展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以质量换数量：形成人才优势

　　人口质量或人口素质是指个体所拥有的身心健康、科学知识、劳动技能和道德品质等质量因素之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人口整体素质的不断改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人口素质得到全面提升。用人口素质优势来弥补人口总量减少、结构老化可能隐藏的风险，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人口质量的基础资源:健康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既是人口素质的指标，也是人口素质的基础，是科学知识、劳动技能、思想道德品质传承和创新的载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的健康状况大幅改善。国家卫健委数据表明，2021年，全民平均预期寿命达78.2岁，婴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及孕产妇死亡率等核心健康指标分别低至5.0‰、3.1‰、7.1‰和16.1/10万，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以健康素养的增强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必须，而且可行。

　　其中，《“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既是全面塑造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未来，可继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进一步健全有利于全民健康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提升健康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全面建立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健康保障体系，明显提高健康服务质量和水平；显著扩大健康产业规模，使之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大幅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全面普及健康生活方式，不断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环境，有效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控制主要健康危险因素，显著性、整体性地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健康人才资源。

　　（二）人口质量的核心资源：教育

　　教育是提升人口整体素质的核心工程，是培养和积累人力资本的源泉。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关键期。2022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新增劳动力分别平均受到10.93年、14年正规教育，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全民人口素质稳步提高。同年，全国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累计达2.4亿人，占总人口17.0%，即平均不到6人中就有1人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普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9.6%，在校学生总规模达4655万人；高等教育的年招生和年毕业人数均超过1000万人，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和质的跃升。未来，推进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在全生命周期视野下规划人口高质量发展，还应从普惠制的托育和学前教育抓起，尽快将义务教育向幼儿园、高中阶段覆盖延伸；促进基础教育资源更合理和均衡配置，全面扩大优质基础教育规模。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稳固规模，提升质量，增强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促使人才质量适应“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需求；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推动专业设置和培养体系的改革，让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更紧密接轨，以更丰厚和优质的人力资源，保障以质量换数量的人口高质量发展策略更为可能和可行。

　　作为正规教育重要构成的职业教育，以及各类专业技能培训，也是获取人力资本的重要渠道，是回应经济发展需求、改善劳动生产技能和劳动生产力的直接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2022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650.69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40.71%；高等职业院校（含职业本科）招生546.61万人，连续4年超过普通本科招生规模，普职协调获得进一步发展。截至“十三五”末，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5000万人。未来，需大力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持续优化职业教育定位，推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通和协调发展，贯通人才培养体系和人才成长通道；加快完善职业教育政策措施，建立“横向融通、纵向贯通、内外联通”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与生产过程“三对接”；树立正确的职业教育观念，营造良好的职业教育就业氛围，促进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事业深度融合、良性互动。立足本土特色，发展高素质的乡村职业技能人才；建立“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的实用型人才培养基地。[2]进一步完善技能培训政策制度，强化国家紧缺行业的技能培训，让个体资本禀赋的改善与国家的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三）人口质量的软性资源：文明素养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文明素养是重要支点。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明素养是人口素质的软性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软实力，是相较于以经济、军事、科技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国家硬实力而言的精神力量，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核心、深层要义。新时代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国民文明素养与国家软实力提升。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提供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303个，人均图书藏量0.96册；共有群众文化机构45623个，开展各类文化活动270.73万场次，服务人次95922万。各类文物机构11340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传承人2433名，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名册）项目43个，位居世界第一。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需坚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形成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推动公共文化和文化产业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自信，让群众深刻感悟中国智慧、中国文化之美，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不断增强国家软实力。

　　总之，全面提高人口的身体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养、劳动技能和思想道德品质，是以质量换数量、形成人才红利优势与效应的关键途径，是推动资源型人口红利向素质型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转变的基础。若综合考虑健康和教育的叠加效应，中国经济平均增长潜力将在2021—2030年达到5.9%，2031—2040年达到4.9%，2041—2050年依旧保持在4.1%水平。[3]因此，利用未来一段时间内低龄长者资源丰富、而少儿人口持续减少之机，积极发挥健康和教育在人力资本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程性和全局性作用，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服务保障机制，加快塑造素质优良的现代化人力资源。

　　二、以存量换增量：挖掘既有人口红利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创造性和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低方案预测结果显示，即便中国的生育率持续低于1.0，2035年的人口总量将依然多达13.59亿人，2050年仍将保持12.16亿人的规模。基数大、人口多始终是我国的基本人口国情。加强对重点人群既有人力存量的开发利用，提高其劳动参与率，是保障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举措。

　　（一）重视劳动力总量减少时期的“性别平等红利”

　　新中国成立后，女性一直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伟大的人力资源；“妇女能顶半边天”不仅是一种宣传口号，更是一种社会现实。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女性就业人口一直约占全部就业人口的45%。不过，其最近十年的占比有所下降，表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女性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尚未得到充分有效利用。在女性群体内部，劳动参与率也持续降低（见图1）。1990年，就业人口占16岁及以上女性人口的73.76%，2010年降至61.69%，2020年仅为48.06%，年均降幅达0.86个百分点。同期，男性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以年均0.61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降幅低于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也普遍存在于城镇女性和农村女性群体中。横向来看，农村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始终高于同期的城镇女性，但在1990—2020年间，其劳动参与率降幅高达26.59个百分点，超过城镇女性20.32个百分点。

　　图1 1990—2020年女性就业人口占16岁及以上女性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图形除特别说明的外，均来自普查数据。

　　可见，无论男性和女性、农村女性与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女性就业率降低更快、就业水平更低透露出的可能是，生儿育女等家庭责任使得她们在市场化情境下更可能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为此，应坚持系统观念，以“大人口观”破解影响生育水平的深层次难题，大力推进公私领域的性别平等，尽快建立健全生育支持体系，明显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减轻生儿育女的焦虑感，提振生育信心，激发出女性更强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二）激活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健康长寿红利”

　　除女性人口外，数量庞大的低龄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亦应倍受重视。中国老龄人口数量巨大，且未来十年还将是该群体尤其是低龄长者数量激增之时，其生产性潜能将快速积聚，可通过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长寿红利”增强人力资本建设。[4]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早，老年人就业水平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就业人口仅占就业总人口的8.8%。若仅聚焦城镇人口，则2020年60岁、6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仅为7.71%、4.96%，且主要是个体工商户或自营劳动者。可见，受退休年龄制度的影响，老年人劳动行为与劳动能力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其生产性潜能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劳动参与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提升有利于保障劳动力的数量供给。持续改善的人力资本，夯实了他们更广泛参与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基础，而高质量低龄长者的持续输送，有助于开启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机会窗口，把他们的生产性潜力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长者还可发挥影子红利，通过承担家庭角色释放成年子女的生产性潜能，提高子女的劳动参与率与生产效能。低龄长者的志愿服务等社会性无酬或低酬活动，亦可节约相应岗位的经济成本，通过资本转化等方式间接创造经济社会效益。因此，深入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消除年龄歧视，以新的退休年龄制度将他们合法地纳入劳动队伍中，保障他们在择业、就业、产业中的劳动权益；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在保障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之时，强化老有所为、老有所用的观念和行为。

　　此外，面对中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还要千方百计地做好大学生、新业态从业者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切实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与公共服务和福利。总之，在人口数量大变局中谋全局、谋新局、谋好局，必须以全面、统筹的站位与手段，构建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体系，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歧视，为各年龄段人口营造适合国情与各自特征的政策体系与社会环境，既让各类人群都能从现代化发展中受益，也能稳定并提升他们的劳动参与率，激活他们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的生产和消费潜力，形成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

　　三、以效率换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

　　人口增量减少源于少子化，而老龄化则是少子化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共同结果。面对少子化与老龄化，中国人口发展重点正在从单纯的总量注重向总量和结构并重方向拓展。1994年，0—14岁少儿人口总量为3.24亿人，2022年为2.39亿人；2011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的9.41亿人后逐年下降，2022年为8.93亿人。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总量为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46%，迈入老龄化社会；2022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8亿人和19.84%；2035年和2050年前后，60岁及以上人口将分别超过4亿人和5亿人。自2016年开始，少儿人口总量便开始少于60岁及以上人口总量；以65岁为老年口径计算，2027年前后，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中国将从“抚幼”社会逐渐演变为“赡老”社会。[5]顺应人口结构与发展规律的新态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生产效率跃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一）推进适应老龄化社会的产业结构转型

　　产业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体的资金、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与物质资料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情况及相互制约模式。一定的产业结构总与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农业大国迅速向工业大国转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高，产业结构明显改善。产业结构变动多与要素禀赋、消费需求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密切关联，而人口老龄化又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供给、人力资本、消费需求等造成影响，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必然与老龄化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因老年人身体机能、认知水平和新技术接受能力下降，难以适应由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工作模式的改变，甚至会对新技术研发产生抵制心理，[6]从而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阻碍产业升级；[7]而且，中国在未富先老时步入老龄化社会，供养众多老龄人口需要花费家庭、企业、政府的大量资源，从而挤压用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投入。[8]另一些学者主张，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企业转而加大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由此带来资本积累和技术外溢，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9]此外，人口老龄化带来消费需求变动，与老龄人口相关的第三产业需求增加、结构调整（如：高端化），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10]

　　可见，人口老龄化通过“供给—需求”双侧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既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契机、也可能是其阻力。在供给层面，老龄化倒逼劳动供给质量提升，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契机，但也会通过降低劳动供给数量而阻碍产业协调发展，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阻力。在消费层面，消费需求总量变动会强化老龄化对产业协调的阻滞作用，但也增强了对产业升级与转型的推动作用，如通过提升消费需求层次变阻力为契机、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1]尽管阻力与机遇并存，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依旧是应对人口结构变迁、化阻力为机遇的重要手段。在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牵引下，未来同步推进产业结构外在型态转换（第一产业更多地被第二产业替换、第二产业更多地被第三产业替换）、内在效能转换（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协作关系转换（要素“投入—产出”结构日趋合理、各产业部类协调、产业劳动产出效率全面提升），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适应与应对、以产业效能提升破解和消除人口年龄结构倒置可能隐藏的潜在隐忧。

　　（二）开创以数字赋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局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推动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局，要有新技术的支撑。当前和未来，借助数字技术，大力提高单位劳动力产出效能，推动实现从人口数量优势转向人口质量和技术优势，转变要素驱动增长为科技创新驱动增长，重视人口大变局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以效率引领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2003—2011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约增长了22%，但2011—2019年仅增长了5%。[12]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取决于技术发展水平；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制度变革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只有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双轮驱动为基础，辅以要素资源有效供给、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差异化发展战略，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在技术创新方面，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增进基础科研实力，推动技术的自主研发，培养数字经济时代的复合型人才，增强数字经济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依托数字技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国家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技术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就制度变革而言，需要创新政绩考核新机制，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的经济结构培育、新的发展动能转换等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纳入考核体系，适当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改革考核权重，充分释放制度变革带来的改革红利。全面加强数字市场监管，持续完善相关法规，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有效深化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加速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比如，依据地区或产业自身优势，有针对性地投资数字经济，提高数据要素、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度，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扩大数字经济的应用领域，探索各产业数字化发展模式，增强行业间的互动合作，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依托物联网等技术，建设高效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优质高效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既是结果，也是目标，而提高人口的生产效率是破除年龄结构持续老化旧局、科学框定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逻辑和发展方向的关键所在。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的产业资本，提供了持续创新的商业模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基础；推动实现全社会的“数字蝶变”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为开辟现代化发展新局打造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四、以空间换时间：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在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大背景下，人口分布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越发凸显，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的规模和结构优势逐渐弱化，但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还将持续，它们与人口素质的改善相叠加，有助于促进劳动力在地区间和行业间自由流动，优化劳动力空间分布，形成以空间换时间、结构与效率持续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一）增强以新型城镇化促进流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效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总人口14.11亿；城镇人口9.21亿人，乡村人口4.91亿，超6成人口居住于城镇。改革开放后，在工业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涌向城镇，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和生活条件，故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城镇人口数量和占比持续增加（见图2）。1995年，农村人口总量达到峰值，为8.59亿人，2022年降至4.91亿人，缩减了42.87%；相反，城镇人口由3.52亿人增至9.21亿人，增长了161.76%，城镇化率为65.22%。从城镇化发展规律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还将继续上升，农村人口缩减、城镇人口增加是大势所趋，“乡土中国”正在向“城乡中国”转型。研究显示，农业就业比重若降低18.8个百分点，便可释放1亿多非农劳动力；城镇化率若提高7.8个百分点，可增加1亿多城镇人口，在有效扩大劳动力来源的同时，产生巨大的城市建设和居民消费需求。[13]

　　图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常住人口的城乡分布（%）

　　人口分布的变化也体现在地区之间。近年，东北、北方和部分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增幅较缓，甚至减少，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人口聚集程度较高，且广东的人口集聚程度高。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同时受制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机械增长取决于人口的空间流动。从本质上看，人口流动是城乡间、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必然结果；而劳动力要素流动则是人力资源和资本在空间上的再布局。在过去40多年间，中国人口的地域流动性持续加强，迄今势头不减。2021年流动人口多达3.85亿人，占总人口的27.23%，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在流动，且主要向城镇、东南等经济发达地区集聚；与1982年的657万人相比，四十年内流动人口增加了57.55倍，与城镇化进程相辅相成（见图3）。

　　图3 1982—2020年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城镇化率（%）

　　然而，当前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比较滞后；2022年，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8个百分点，流动人口的经济潜能深受束缚。适应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口增减分化的新格局，做好人口规划与调整优化，完善人员编制、土地供应、财政转移、公共服务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把握人口流动的新规律，推动产业随功能走、人口随产业走、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口合理布局与集聚，推动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更好地激发流动人口的经济效益。适应人口流动的新要求，致力打造外来人口友好的宜居城市，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来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分享改革收益，破除妨碍劳动力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及各种有形和无形壁垒，帮助农村人口安心进城、稳定就业，以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均等化尽快推进市民化进程。通过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方式，辅之以公平的制度安排和教育培训等手段，让“乡—城”流动人口快速过上好日子、快速提升整体综合素质、尽快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下、有发展，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以主人翁身份，盘活流动人口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创新性潜力和内需性资源。

　　（二）推动以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优化区域协同发展全局

　　从国际社会城镇化发展规律来看，未来农村人口依旧会占全国人口的20%左右，总量依旧巨大。预测显示，2035年，中国农村常住人口约为3.07—3.51亿人；其中，16—59岁人口约为1.06 —1.45亿人，60岁及以上人口约占44.99%—55.12%。[14]人口高质量发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推进中西部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较不平衡的人口分布和较不均衡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气候等综合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未来一段时间，人口东密西疏的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七普数据显示，胡焕庸线东南与西北的人口比为93.5：6.5；[15]东南部城镇化率为67.04%、人均GDP为80274元，而西北部城镇化率为57.69%、人均GDP为53536元。研究发现，城镇化可加快西北地区人均GDP增长，提高人均GDP收敛速度5.04—47.33个百分点，促进两侧区域协调发展。[16]这为进一步探索更多地理单元尺度下区域协同发展、实现向空间要时间以及向空间要发展提供了信心。

　　为此，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持续优化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不断完善城乡就业政策和服务体系，集约使用生产资料、繁荣消费市场，让城与乡、不同地区人口各得其所、各享其益；有力推进“三纵两横”城镇化发展，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支撑，加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东北三省等区域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跨域流动，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利用人才虹吸、资金等优势，保持创新活力，增强科技成果转移和转换能力，同时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中部与东北地区发掘自身优势，以原有产业为基础，以数字化转型、发展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的全新业态为依托，形成有利于区域发展的人才和资本吸附效应；西部地区发挥政策优势，把握并牢牢抓住国家的战略政策走向，利用“东数西算”带来的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各类生产要素的有效流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间，以城市反哺农村，合理推进县域城镇化，激发包括回流人口在内的农村人口的生产性活力。

　　面对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客观趋势，牢牢把握人口空间分布的动与静、把握在各种空间尺度下人口分布的演变规律与未来趋势，落实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等聚焦空间单元的发展战略，在“先富带动后富”传统时间型发展模式之外，开辟立体式的以“空间换时间”发展新途径，将是不断优化人口素质、顺利推进14亿多人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必要举措。

　　结语

　　当前，中国人口正在经历而且还将持续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人口总量从持续增长转向持续减少，人口素质由高文盲率和低出生预期寿命转向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预期寿命持续提升，人口结构从多子少老转向多老少子，人口分布从农村农业农民转向城镇工商业市民。对人口高质量发展而言，这些变动既蕴含着明显的积极因素，也暗含着多方面的风险挑战。国际经验表明，人口数量变动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或因果关系。可以肯定的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人口发展由以调节数量为主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转变；改变对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的固有认知，从过去以人口数量与结构优势为重转变为关注人口质量和存量所蕴藏的资本型人口机会和人力资本红利；系统全面理解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内生性关系，统筹把握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协同性。“人”不仅只有“手”和“口”，也有“脑”和“智”。未来的二三十年，新生人口持续减少、老龄人口中低龄者占比较高，这将缓解人口对文教卫生资源的竞争压力、增加人均公共资源的可及性和可得性，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人口发展机会窗口。以此为契机，大力推动“四个”转换，充分挖掘和利用尚存的人口机会，激发潜在的人才红利，有助于不断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续写经济社会发展新奇迹。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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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司少丽，周伟.乡村振兴与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研究——基于2016-2020年我国中部六省相关数据[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3（3）.

　　[3]厉克奥博，李稻葵，吴舒钰.人口数量下降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吗？——中国人力资源总量和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研究[J].人口研究，2022（6）.

　　[4]杨菊华.长寿时代与长寿红利[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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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时空特征、机遇挑战与路径机制研究”（23ZDA019）。

　　[作者简介] 杨菊华，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