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先生，字颖候，号蔚芝，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出生于江苏太仓。先生六岁识字，初读《孝经》、《论语》，即以古贤相伊尹自期。家境虽贫，益发愤读书，恒以夜课，十四岁读《五经》卒业。

光绪六年，先生十六岁，入州学。十七学执贽太仓王紫翔门下，治宋学，以品节深自检束。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一岁入江阴南菁书院，受业定海黄以周，始治汉学，遂融汉、宋于一炉。二十二岁，交丹徒陈庆年、元和曹元忠，更得切磋琢磨之益。二十八岁，中进士，为座师翁同龢叹赏，复受业嘉兴沈曾植之门。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先生睹甲午海战之败，抑郁伤怀。适逢翁同龢入掌军机，拟上《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洋洋万言，惜当事者不能行。明年，支持康有为公车上书，“拒签辱国条约”，卒无成效，更为之痛心不已。

自三十二岁起，先生披览各国条约事务书，并评点《万国公法》及曾纪泽、黎庶昌诸家文集，始措意经世之学。庚子乱后，官外务部主事，明达政体，强硬干练，为清廷惨淡之外交生色不少。光绪二十八年，先生随载振赴英，随访比、法、美、日等国，眼界大开。明年，官商部右丞。后改商部为农工商部，署理尚书。会母逝，遂丁忧不出，绝意仕途。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就任上海实业学校(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经调研，先生改铁路工程班为铁路专科，增设电机等专科，着力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并陆续拟定学制，聘请教师，添置实验设备，建设实习工厂，以奠定学校规模。宣统元年(1909年)，先生当选江苏省教育总会会长，足见威望之高。先生素重品节之培植，故于《四书》手订《大义》，《十三经》皆亲撰《提纲》，十馀年间为诸生讲习不倦。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先生与张謇、伍廷芳等致电清廷摄政王，劝宣统逊位，改行共和政体。十一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应先生之邀莅校演讲，倡导实业建设，反响热烈。及五四运动起，先生叹礼义之沦亡，以“目疾日深”、“学风不靖”为由辞职，旋应施肇曾之求于无锡创办国学专修馆(后改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先生教学，以“建功立业”、“博古通今”相勖，门下英才辈出，如王蘧常、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钟联等，不仅术有专攻，且识见博通，皆成一代大家。先生精古文，亲授诸生“读文法”，吟诵诗文，抑扬顿挫，有“唐调”之誉。三十年代初，国际联合会教育科派遣唐克尔·培根考察中国教育，至无锡国专，赞云：“此乃纯粹中国化之学府，中国固有之文化端赖此一线以存。”

抗战爆发后，先生以七十高龄率校内迁长沙，旋转迁桂林，可谓颠沛困顿，后因病回上海休养。四十年代，上海沦陷，先生力拒出任伪职之邀。抗战胜利，桂林国专返锡复校，上海分校由先生主持。建国后，无锡国专更名“中国文学院”，分文学、史地、哲学三系，仍由先生任院长。先生以年迈病痛之身，讲学授课，一如既往。一九五四年四月，先生病逝于上海，享年九十岁。生平著述极富，有《茹经堂文集》等行世，后人汇刊为《茹经堂全书》。

先生七十时曾云：“余弱冠时读陆稼书、汤潜庵、张杨圆暨吾乡陆、陈诸先生年谱，心向往之;复读朱子年谱，更大好之，遂有必为圣贤之志。中年读罗罗山、胡润芝、曾涤生、左季高诸先生年谱，志气发扬，更慨然以建功立业为事。乃我生不辰，运会杌陧，立朝之时，欲匡君德、纾国难，迄无所成;退而讲学，欲正人心、维世道，亦靡所裨。每诵杜工部诗‘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之句，辄为怃然。”先生少时博览经史，慨然先觉;中岁以来，造就多士，著述立身;更欲以实业救国、科技强国，孜孜矻矻数十载，其于中华文化、家国百姓，功岂鲜哉!其所以怃然之故，盖将深有望于后世也。善哉仪封人之语：“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蔚芝先生之言，亦犹是耳。(顾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