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恩师徐苹芳先生80华诞之年。某杂志社嘱写篇纪念文章，谈徐先生其人其事。盛情难却，加之一直想梳理一下先生的研究业绩，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10余年前追随先生专攻城市考古，这方面的收获与感触最多，也就有了这个题目。
写作中，又想到同门师弟、现就职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吕世浩博士，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先生的文集《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的书评（《汉学研究》（台北）第22卷第1期，2004年），对先生的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有精到的评说。蒙其惠允，“拿来”充实初稿以补自身见识的不足。因而这篇文章是我们合作的结晶，而缺漏不确之处，都应由负责统稿的我来负责。
谨以此小文，为恩师祝寿，聊表寸草报晖之心。
学者徐苹芳的古代城市探索
许宏吕世浩
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学者徐苹芳，是连普通公众都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位老人的睿智儒雅和博学多识，尤其是正直坦诚、敢怒敢言，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浓重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都源于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挚爱，源于他对这份遗产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城市，历来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浓缩的精华，文明高度的集中体现。城市遗存也因而成为历史文化遗产中的骄子。在当今千城一面的城市化浪潮中，唯有各地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古代城市遗存，以其独特的风貌，标识着城市的特点，成为有别于它处的城市名片。
也正是由于其重要性和独特性，关于古代城市的研究，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和相关学科研究的龙头课题。这里想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徐苹芳先生与中国古代城市的不解之缘，他在这一领域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贡献。
解秘元大都：古今重叠型城址的探索
1960年代初，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团队接手了绘制北京历史地图的任务。
明清北京城的格局延续到了近代，绘制地图并不难，但元代建的大都城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压在后来的明清北京城下，面貌不清。5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赵正之教授即提出了关于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论点：元大都的中轴线即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旧街。这一新论点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例如今天北京内城朝阳门（元齐化门）至东直门（元崇仁门）之间，从南向北排列着22条胡同。这22条胡同的布局，究竟是元大都的还是明清北京城的规划？赵先生的这个论点能不能成立？元大都的城市布局究竟如何？这在元大都城市规划的研究上和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上，都是极重要的关键性问题。
元明清时期虽然遗留下了一些关于北京城的古代文献，但古人缺乏对城市规划的完整概念，而且当时人记当时事，对司空见惯的事多不记录，因此，关于元大都的记载也是断片的，尤其是看不出整个城市规划的概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研究古代城市时，考古学的探索便成为古代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手段和基础。考古学者的参与，使北京城市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位年轻学者被推到了这一领域的前台。
徐苹芳，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不久即开始参与对北京城布局的研究，50年代末即发表了关于传世文献中的北京史料的论文。但他与古代城市的正式结缘，还是要到1960年代主持元大都遗址的勘察与发掘时。
带着上述学术问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联合组建了元大都考古队，由30岁出头的徐苹芳领衔，开始了对元大都的探查工作。为配合地铁工程，北京市开始大规模拆除明清内城城墙和建筑，发掘工作也得机展开。这样，从1964年到1974年的十年间，元大都考古队勘查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10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存，为复原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城市遗址，就保存形态而言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城市遗址位于乡村旷野，可充分进行考古勘探工作，做大规模的揭露，唐宋以前的城市多属于此类。第二类城市遗址则被压在现代城市之下，古今城市互相重叠，因而很难进行大面积的勘探发掘，唐宋以后的城市多属于此类。元大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元大都考古，是中国首次对古今重叠型城市进行的考古工作，没有可以参考的前例，必须找寻一种适合这类遗址的方法，来进行考古和复原工作。对于中国城市考古学而言，这是个意义重大的挑战。因为古今重叠型城市占了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城市的后半段，如果找不到适合的考古方法，就等于是将历史时期城市考古放弃了一半。而如果能找到适宜的方法，则不仅可以解决元大都这一个案，也能够解决唐宋以后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问题。
元大都虽属于古今重叠型城市，但对考古人来说幸运的是，它不是完全重叠的。元大都城北部约占三分之一的部分，在明初废弃后变为郊野，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土地仍为农田菜地，这给元大都城的考古保存了很好的场地。于是，徐苹芳先生率领的考古队首先在明清北京城的北城垣外、元大都土城内的东北部，即现在的安贞门（今北土城小关）南北大街以东、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东西大街以北的范围内，用洛阳铲钻探元大都的街道遗迹。
在把探孔内发现的路土实测连接后，发现自光熙门大街向北至北城墙下顺城街之间，正是横排着22条胡同。其排列的方式和间距，都与朝阳门至东直门之间的22条横排胡同相同。以此规律来检视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布局，其规划原则都是符合的。全面的考古钻探，加上对航空照片上所显示的元代街道痕迹的观察比较，考古队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并证明被明清北京城所沿用的元大都城的中、南部分的街道布局，与元大都北部经考古勘测的街道布局完全相同。
对于叠压在明清北京城下的元大都遗址，由于1960年代北京曾进行了明清北京城城墙的拆除工作，因此可以直接进行发掘。例如拆除西城墙时，在明清城顶三合土下发现了元代土城顶部的排水措施。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掘了压在明代箭楼之内的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又在明代北城墙基下，发掘了多处元代的居住遗址。有些遗迹则利用钻探的手段进行了勘查（如肃清门和光熙门基址、元大都中轴线位置和金水河的流向等），并调查了当时保存于地面的遗迹（如数段元大都城墙、元代宫城墙基、元大都给水系统和排水系统等）（《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我和中国历史考古学》）。
对元大都兴废前后北京的城市建设演变过程，徐苹芳先生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1960年代，元大都考古队还进行了金中都遗址的勘查，探明了外郭城、宫城和皇城的范围，城门的位置，以及主要宫殿、街道等遗迹。此外，徐先生还编有《明清北京城图》（地图出版社，1986年），总图与附录相配合，考订详实，绘记准确，是研究明清时期北京城布局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主持元大都的考古工作中，徐苹芳先生对相关现象加以总结，摸索出了这样一条规律：“一个古代城市的街道布局形成以后，是很难作全局性的改变的”。这一规律对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工作意义极大。他在此后的城市研究中，又依据这一特点进行了许多城市布局的复原实践和理论探讨。
徐先生意识到，街道布局是城市规划的骨骼，搞清道路网络还只是复原和研究元大都城的第一步工作。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复原各类重要建筑的分布和城市职能的区分，才能使整个城市面貌重现。他的思路与做法是，首先严格依据元大都街道布局的规律，按照各类重要建筑不同的等级所规定的不同面积，找出在街道布局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类建筑的痕迹。同时，尽管史书中关于古代城市的记载失之零散和简略，但在地方志和一些专书中往往记录了旧城的遗迹，有的并画出了相对位置比较准确的城市街巷示意图，将考古材料与这些文献记载加以整合分析，就可以论证复原当时城市的平面布局。
元大都枢密院址和御史台址的确认就是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一个佳例。
徐先生首先根据文献记载（如《永乐大典》所录《析津志》、《经世大典》及《元一统志》等）整理出元大都枢密院及御史台的大概位置（如枢密院在保大坊南之大街西，御史台则在澄清坊内东部）及所属坊区的范围四至。其次，再根据文献记载中各类等级建置的不同面积（如枢密院及御史台皆为从一品，面积应为南北占五条胡同，东西占四条胡同），在所确定的范围四至中找寻与此面积相仿的整体地域，即过去建置在街道布局上遗留至今的痕迹，便可复原过去各类建置的确切位置。而确定了建置的位置，除了对古代城市的考古复原和研究有所帮助外，更能进一步掌握城市布局的先后变化及沿革历史（《元大都樞密院址考》、《元大都御史台址考》）。
在此基础上，徐苹芳先生提出了“充分利用文献和旧图所提供的资料，以现存遗迹建筑为点，以可以肯定的旧街道为线，排除后代改建的变异”，从而复原古今重叠型城市布局的考古方法。这成为进行唐宋以后此类型城市考古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正是由于有了如此坚实的城市考古实践，这位学者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上的声音才更显得语重心长：古今重叠的现代城市中所保留的古代城市遗痕，是这个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也为这个城市保留它自身的历史遗迹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特别是在已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在制定城市规划、保护历史名城时，务必要注意为他们自己生活的城市，多保留一些可供人们考察寻访古代城市历史的痕迹。“我可以预言，若干年后，一个城市中有没有保留自己历史发展的遗痕，将是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的表现。考古学家现在正从事的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工作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
《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
）。
原作者：考古人许宏
原链接：https://blog.sina.com.cn/s/blog_5729cae10100hms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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