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财经8月1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天下公司》报道，与多数历史学家信守书斋不同，他开博客、写随笔、发文章，做讲座，把历史说给大众听。他是雷颐。他是提倡自由人格的大学教授，用哲学之思维推行高效的人文改革，他是高全喜。本期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对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高全喜。本期话题：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先有好政治才有文化，还是先有好文化才有好政治？这个全对又不完全对的悖论，印出了文化与流氓结合，才能改变中国的学者宣言。

　　雷颐：实际上我写论文写得最多的是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就写胡适、傅斯年、丁文江他们都是有自己专业的知识分子，都留过学，但是面对着中国当时政治的混乱，又觉得我们读书人有了新思想、新观念，如果我们不出来在政治上做一番工作好像自己良心过不去，丁文江从英国留学回来，14岁到英国学地质，他就比其他知识分子要更了解社会。胡适当时是比较悲观，又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觉得我们要搞一个文化思想建设，政治太肮脏并且不是我们读书人能够解决得了的，后来丁文江劝他没有一个好政治，你的文化、你的学术自由也没有，所以必须得先有好政治才也好文化，胡适说得先有文化才有好政治，这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反正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后胡适包括李大钊都被说动了，说中国当时政治太肮脏，重要的原因一点就是好人都不愿意从政，所以他们就提出来好人要从政，我们不从政就让那些坏人都去当官了，丁文江他们有能力呀，说服了几个军阀，同意他们试一把，实际上在当时中国谁有枪谁说了算，这几个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武装没有枪，那军阀给他们玩弄鼓掌之中，所以胡适他们很悲哀。丁文江还后来又跟孙传芳在一起，这时候你是跟军阀在一起，北伐军一来就通缉他了。孙传芳因为他对军阀特别了解，他的一个观点他说你们都小看了那个军阀，这些人都是极聪明的人。最后他说了一句话，1926还是1927年说的，他说我总结了在当时中国搞政治，如果能成功必须得要书生和流氓配合起来。

　　法俄系的知识分子善于用知识化作政治革命的武器，英美系的知识分子则善于用知识维护和巩固政治统治，相比前者的极端我们更需要后者的温暖。

　　高全喜：刚才雷颐兄谈的观点我对他的观点还是有点不同的看法。我觉得知识分子与政治是这样来理解的，就是说有两类知识分子，一类是法俄系的知识分子，一类是英美系的知识分子，就是知识人拥有知识的人，那么法俄系的知识分子就是文人政治，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那是一批有知识能力的文人从事的政治，他们确实能够导致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能建立起一个比较正常的政治。但是我们看到英美的政治还有美国联邦党员，那批人也是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拥有知识的人，但他们是绅士，这些人从事的政治那不能建立一个正常的政治。中国也是，我们传统中有士大夫这种知识分子，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英美的路线、中国士大夫的路线还是比较可靠的，他们建立的制度，从事的政治是一个人类能够正常生活的制度，所以我觉得做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一个英美系的或者中国这种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