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3日在天则研究所召开的“中国民间金融与企业家生存环境研讨会——曾成杰案分析”上，万科董事长王石呼吁企业家注意自我更新，反省当前环境，该发言时不要沉默，并与民间智库、法律界合作建立企业家犯罪自救基金。演讲全文在微博刊发后引发众多企业家参与讨论。
其实，关于企业家在面对当下环境时的态度、选择问题的讨论从6月就开始，源自联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一次小范围的谈话中表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此言论在有“中国企业家Facebook”之称的社交网络“正和岛”内部传播后引发争议。
自7月11日以来，近期关于“柳传志 在商言商”微博讨论量的趋势图（数据来源：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柳传志的观点引发了企业家态度、选择的大讨论。
自8月13日推出，关于“王石 企业家自救”有效新闻报道量、微博讨论量的对比图（数据来源：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网友评论王石、柳传志观点
王石从自己对薄熙来的认识和反思谈起，称企业家应该反思薄熙来案，认识到当前环境下企业家已经不能避免引火烧身，沉默是躲不过去的。该说的时候，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位企业家柳传志则提出的“在商言商，只讲商业不谈政治”。相较两者的言论引发网络争议。企业家、“岛民”王瑛提出抗议：“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在她看来，柳传志可以不说话，但不应该“以其影响力说这种话”。
更有网民言辞激烈地指出，此时此刻的中国，柳传志之说实为新版“莫谈国是”。
对此，两图表反映出：1.在网络世界里关于企业家态度、选择讨论的远远多于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2.王石观点引发的舆情热度远远大于柳传志的5倍之多。网友普遍认同王石的提法。
财新网主编@朱长征：这话不偏不激，有份量。
网友@暴风雨009：王石这番话比柳传志靠谱。
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 王石讲得好，而且非常真诚。
@仁者自由：沉默不是金，也保护不了企业家的利益。当沉默成为习惯，企业家们只是一只只肥硕的羔羊，根据大灰狼的需要随时宰杀。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利益，企业家们不要再保持沉默！！！
@萝卜青菜随便：绕不开的政治，王石终于要趟进来了。
棋盘投资@马宏：“兔死狐悲”的王石面对曾成杰案，号召企业家自省、自我更新和自救；“在商言商”的柳传志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号召企业家不谈政治。两种态度区分出了企业家与商人的差别：没有社会责任和承当的商人根本称不上是企业家！“不能因为避免引火烧身而选择沉默，不能因为觉得没有损害到我而惹不起躲得起”。
厦门大学公共事物学院@赵萌_找梦：虽然王石谈的是企业家自省和自我更新，但也可以看出，他话中的左右逢源的中庸之道。先找自己的问题，敏感问题不展开，呼吁自救，不给政府添麻烦，但政府不一定都是对的。是很好的学习材料。
学者@孟彦弘：要组织自己的行业协会如商会，否则自救难以有效操作。
知名IT经理人王冠雄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我为何对柳传志和马云失望了》一文，文章指出：在社会剧烈转型期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大众对超级公众人物都有一个期待：有所担当。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分别代表传统行业、新经济的教父级人物近期双双被批的原因。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没人可以逼你做什么，但你至少可以选择不做什么。
不过令人高兴的是，以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为代表的另一批企业家则拿出了态度。王石公开称，“检讨重庆事件：在唱红打黑期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被告的辩护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反思：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 ”
不安是群体性心理
有人调侃：“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过监狱的路上”，在中国做生意，企业家似乎身处法律的“地雷阵”中，以至于“人人都是带罪之身”。这些言论或许有些夸张，但却反应出企业家面临复杂的经营环境。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西：决非危言。仰融、牟其中、顾雏军、兰世立等案的致祸路线，就会知道今日司法在行使着土改打土豪时代民兵连长的功能。
中国企业家只要经营五到十年，列上五个罪名，量刑搞到死刑一点问题没有。如果想用公检法的力量来剥夺一个企业或富人的财富，只是分分钟的事。如《财经天下》刊发的文章《吴英提醒：中国生意人十宗罪》指出：中国的《公司法》对注册资本作了硬性要求，如果你想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需要注资10万元；你的公司要想向社会发行股票，注资额度就提高到500万元；你又想让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那就需要注资3000万元。高门槛让一些人退缩，也让另一些人铤而走险。据非官方统计，中国企业有90%注册资本不实。即使你成功设立了企业，由于中国对民间融资严格限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也很容易找上门来。远有农业企业家孙大午，近有东阳女富豪吴英。经济学家张维迎就认为，吴英案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特权而非权利”的基础之上，“非法集资罪”与当年的“投机倒把罪”没有两样。
更有网友说：按照现行法规，余额宝正使马云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所以无论是柳传志的明哲保身论还是王石的自救论，都透露出企业家集体遭遇群体性不安的心理。这种心理源自哪里呢？
8月15日财新网发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撰写的《企业家的不安源自哪里？》，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在考虑其经济风险的时候，还需要考虑政治风险。造成企业家锒铛入狱的，往往是后者。因为在企业家的生产活动中，存在着很多灰色地带，地方政府因为各种原因很多时候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鼓励企业家投身其中，企业家有了政府的支持自然是一路绿灯畅通无阻，但是法律的权威却被严重破坏。以曾成杰案为例，如果只是造成了经济损失，没有后来的大批集资者冲击火车站，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相信他还不至于落到这一步。
袁绪程指出，企业家的不安其实还是来自法制不健全和法律权威的不足，如果判定企业家的活动是合法还是非法靠的是政策而不是法律，企业家自然是要不安的。而法律的权威首先需要政府和执法部门来维护，为了经济利益执法不公，法律就会沦为官方追查企业家的工具。
面对当下，企业家们该如何选择？
在社会变革期或者说是当下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企业家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一批批民营企业家很快崛起，但又很快衰败，关键在于中国社会转型总也转不过来，企业家的选择空间很小，主要靠政治家来解决。
首发于2013年3月号《决策参考》的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文章《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中提到：作为买卖人，我们不能总抱怨环境，而要在可能的空间里做到最好。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改革，第二阶段是政府改革，第三阶段才是政党制度改革。我们现在能做的是社会改革和政府改革两部分。作为企业家，我们很不赞成现在讨论这么多政党改革的事，因为没法改，这事怎么改？把社会改革的事继续做好，再过10年，剩下的事就自有办法处理。
文章表示：企业家不能做公共知识分子。企业家对法治、秩序、理性有天然的支持。只要有足够多企业家存在，对政府的权力就有约束，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应该跳出来说话。我们也有很多想法，究竟是选择说给所有老百姓听，还是去跟我们的智库说？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智库去说，这是企业家成熟的做法。当然，企业家要保持对一些认为需要建议的地方、需要批评的地方发声。企业家要坚守“三性”原则：第一叫批评性；第二是建设性，不破坏，动机和方法都是建设性的；第三叫专业性，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怎样来建设呢？用专业能力来建设。比如我是做不动产的企业家，我就研究公共物业怎样更有效，我不能去研究军队怎么打仗。
北京中恒聚信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瑛在FT中文网发布的文章《为中国呼唤公民企业家》中主张：企业家应与权力切割、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现实是一方面，已经有很多企业，完全把自己放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和权力结盟的苦果、恶果，虽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原始积累，但等在后面的是监狱，类似这样一些事情，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所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必须和权力做切割，不仅有必要的，更是可以实现的。当然和权力打交道，不一定就见不得阳光。体制里面有很多人是规规矩矩做事情非常努力地做事情的。一个企业家，他的本分，他的本职，他的专业，就是要把企业做好，所以让企业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就是作为企业家，对于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支持。
同时提出了企业家需要从四个层面来反省，以及企业家最不能干的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坚决不和权贵结盟，干不利于社会转型的事情。第二呢，就是不参与群体政治恐惧的制造、传播和蔓延，不在其中推波助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的文章《企业家慎言不是犬儒主义》 则表示：怎么表达意见，怎么实现表达的形势，要认真谨慎地思考。无论中外，企业家都有很强的政治倾向。因为企业家同时也是社会成员，也是一个公民。但是，企业家在发挥公民诉求时，有一点不同，因为一个企业跟着你，还要考虑这么多员工每天如何过日子，责任非常重。社会是有分工的，你可以表达你的政治倾向，但这个东西是有后果的，政治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较劲的事情。当你要同时承担两个以上的角色，就要当心考虑中间的平衡。越是小环境，越要把自己看成是其中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因为你怎么干对小环境都有影响。对于大环境，把重百来斤的东西都放上去，影响很小，所以要做智慧地区分。
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很认同周其仁教授的观点：企业家作为公民，可以参与社会，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可以参与大环境改善，但好比滴墨入海，影响有限。而你身后是一个企业，有那么多员工跟着你，责任重大，所以最重要的是做好企业家角色，多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多为企业改善小环境，把自己的企业做强做大。
当然也有观点更旗帜鲜明的， 8月14日共识网发布了李岷文章《中国企业家能不能谈政治？》，文章提出：不要再鼓动企业家去多谈政治吧！不要再把这称为犬儒。一个急迫需要企业家来声张正义、谈政论道的社会，终究是一个政治不健康的社会，而一旦这种诉求成真或普遍流行开来，这个社会会错位得更加厉害。从技术角度说，有多少企业家对政治或其他公共议题能深刻、准确的把握？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信息本来高度不对称，企业家或许掌握的信息比普通民众多一些，但又能多多少？第二点：这些成功人士在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教育，形成的知识与思维框架，是否有助于他们面对大众，能给出足够清晰、准确的公共事务判断？这与民众对柳传志们介入公共话题的渴望有很大差距，对复杂微妙公共话题的谈论，并且表达出足够有见解与影响力的观点，靠当下大多数知名企业家的的知识积累，是难以完成的。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