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山遗址出土的象牙制铲形器。
壳丘头遗址功能区分布图。
郎溪磨盘山遗址出土的玉璜。
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出土的金覆面。
寨沟遗址瓦窑沟墓室葬车。
霍州陈村瓷窑址出土的明代白地褐花高足杯。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珐华彩莲纹梅瓶。
10万年前古人类如何充分利用巨型动物资源？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中国先民如何开发、利用南海……日前，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河南永城王庄遗址，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陕西清涧寨沟遗址，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按年代早晚排列）入选。
过去一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研究工作取得新进展，“考古中国”24个重大项目统筹推进，265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系统开展，1367项基本建设考古项目有序实施，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10个项目，涵盖范围广、学术价值高、科学意义大，成为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关强表示，这些考古新发现，以更加鲜活的笔触生动展示了泱泱中华的悠久历史和博大文明。
1、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
构建起山东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
跋山遗址群是以山东省沂水县跋山遗址为中心的8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存的总称，其发现和研究已初步构建起沂河上游区域距今10万至1万年的考古文化序列。
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罡介绍，跋山遗址群目前出土及采集标本5万余件。“跋山遗址近8米的文化堆积保存距今10万至5万年的古人类活动珍贵证据，揭示出自晚更新世以来石器工业随环境变化而发生演进的清晰轨迹。同时，跋山遗址的发现为寻找更多时空范围内的旧石器遗址提供重要线索。目前已在沂河上游区域发现包括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以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遗址80余处。”李罡说。
值得关注的是，跋山遗址群的考古发现首次揭示出10万年前古人类对巨型动物资源充分利用，生动再现古人类应对环境变迁的适应策略与历史场景。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跋山遗址群的考古发现构建起山东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拓展了山东史前遗存的分布范围。此外，跋山遗址群连续的文化堆积、无间断的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清楚展示出本地区乃至中国与东亚早期人类与文化持续演化发展的路径。
2、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
为探索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提供线索
壳丘头遗址群位于福建平潭岛，沿海岸山体东麓背风坡地连续分布，包括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其中，西营、壳丘头遗址发现人骨遗存，人骨直接测年结果为距今约7300年，初步研究表明，平潭史前人群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族群有较近的遗传关系。
此外，西营、壳丘头遗址发现的植硅体水稻遗存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陶片中植物印痕也发现稻、粟、黍痕迹，这也是中国东南沿海岛屿最早的水稻遗存。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周振宇介绍，通过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目前已建立了东南沿海岛屿地区距今7500年—3000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形成了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揭示了该地区7000年以来的史前聚落形态及其变化发展规律，反映出沿海史前早期人群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特征的多样化的生计模式。此外，研究人员对此次发现的遗存进行了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研究，相关成果为探索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提供了重要线索。
周振宇表示，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前考古进展，以及对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深入认识，使我们可以尝试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东南模式，窥探内陆文明向海洋迁徙的特征规律。
3、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
为长江下游地区文化演进提供典型范例
磨盘山遗址位于安徽省郎溪县飞鲤镇新法村，坐落于皖南最大的湖泊—南漪湖的东岸，20世纪70年代因开掘新郎川河而发现。遗址北有沟通长江水系和环太湖水系的郎川河流过，因此正处于古代文化东传西递、南来北往的地理节点上。
据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赵东升介绍，2015、2016和2023年南京大学联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3次发掘，在该遗址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夏、商和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连续文化堆积。遗址延续时间长，谱系完整，是长江下游地区少有的连续时间近4000年的中心性聚落，可为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演进提供典型范例。“遗址处于几大文化区的中间地带，又以马家浜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可成为探讨崧泽文化圈和良渚文化形成的重要参考。”
赵东升表示，磨盘山遗址是皖南地区迄今发现和发掘的唯一一处先秦时期保存较为完好、面积较大、文化内涵丰富、文化谱系明确的代表性遗址，对于探究该地区以及整个长江下游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进程，青铜时代的中原化进程，认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在皖南地区的演进方式具有重要价值。
4、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
再现江汉平原早期治水文明的图景
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地，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和冢子坝等十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
2015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建考古队，对该遗址持续开展考古工作。考古揭露一座屈家岭文化大型礼制性建筑，发现依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
“2023年，考古队会同航测、水利学、环境考古领域的专家，经过系统勘探和多地点解剖，新发现多组水利系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陶洋说，新近发现的水利系统，集抗旱与调蓄、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屈家岭遗址的治水范式，再现了江汉平原早期治水文明的壮美图景，不仅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而且也是研究早期人地关系、社会组织等问题的重要考古依据。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认为，屈家岭遗址社会及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连续性，多角度、多层面揭示出史前文化的发展高度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是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的珍贵物证，为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典型个案。
5、河南永城王庄遗址
豫东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聚落
王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以东约13公里的苗桥镇曹楼村，地处豫东平原，北临睢水故道。去年4月至12月，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展开正式考古发掘。
遗址发现部分东周、唐宋时期小型墓葬，揭露一处墓葬密集分布的大汶口文化墓地。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较为独特，存在多组墓葬间的“有意打破”现象，随葬品数量丰富，其出土的玉覆面是此类遗存在国内新石器时代发现的首例，反映出东方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进程。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光华介绍，王庄遗址是近年来大汶口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该遗址可以确认为豫东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聚落，遗址发现的环壕遗迹、高等级墓葬及出土遗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朱光华表示，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面貌复杂，陶器群融合多种文化因素，其主体遗存隶属大汶口文化系统，但带有中原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南方地区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因素，同时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
6、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
展示中商早期高等级贵族丧葬礼制规范
书院街墓地位于郑州商都内城东南，由兆沟、通道、墓葬、祭祀遗存等组成，是一处结构与功能明确、具有整体系统性的商代白家庄期高等级贵族墓地。
据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黄富成介绍，书院街墓地结构布局清晰，年代明确，展示了中商早期高等级贵族丧葬礼制的规范，这是中央王朝都城内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具有兆域（墓地四周的疆界）性质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凸显诸多礼制性的制度创新，也填补了商代青铜文化、黄金文化等相关文化空白。
“书院街墓地兆域是目前国内时代最早的规范化兆域，兆域形态较为成熟。书院街墓地发现的大型化、本土化黄金制品、黄金绿松石牌饰及黄金与玉礼器共存组合的发现，是中国黄金文化成型的重要标志，开启了商文明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新阶段。”黄富成说。
7、陕西清涧寨沟遗址
商代方国考古的重大突破
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心，是一处以寨塬盖大型夯土建筑群为核心，以外围山峁密集分布的大型墓地、小型墓地、铸铜遗址、平民生活区等不同功能遗存为外围的商代大型聚落遗址。其规模巨大、遗存丰富、要素齐全，凸显出商代北方黄土梁峁地带方国中心聚落遗址“多峁一体”的分布特征。
2022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围绕寨沟遗址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勘探和发掘。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战伟介绍了考古收获：大致厘清了遗址的聚落结构，发现一处台城式夯土建筑，发现了丰富的铸铜遗存，发现11座带墓道大墓，出土了一批高等级随葬品，发现了国内年代最早的双辕车。“该双辕车可能是文献记载中的‘大车’或‘牛车’。”孙战伟说。
孙战伟表示，寨沟遗址是近年来商代方国考古的重大突破，为几十年来黄土丘陵地区不断出土的铜器群找到了明确的考古背景。出土的大量青铜车马器、兵器、玉器、骨器、漆器、龟甲与殷墟高等级贵族墓葬物质文化相同，金耳环、蛇首匕、陶器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
8、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
推测是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群
四角坪遗址位于甘肃省礼县县城东北2.5千米处的四格子山顶部，海拔1867米。遗址外围依山势建有夯土围墙，墙内主体遗存由多座夯土建筑基址组成。
2012年礼县博物馆工作人员野外调查时发现四角坪遗址。2020年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历经四年，基本廓清了第一庭院的建筑布局，对该遗址建筑形制和结构有了明确认识。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侯红伟介绍，该遗址是首次发现的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型建筑群，据推测是一处有着特殊形制和功能，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群。该建筑格局深刻影响了汉代德阳庙、王莽九庙甚至后来天坛、地坛的建筑风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极强的礼仪性。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表示，四角坪遗址是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
9、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
填补北方地区细白瓷发展史的缺环
霍州陈村瓷窑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霍州白龙镇陈村。
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岩介绍，霍州陈村瓷窑址首次系统的考古工作，揭露出宋末、金、元、明时期的窑炉、作坊等各类重要制瓷遗迹，出土了大量产品残片和窑具。同时，明确了窑址保存状况、分布范围和分布演变规律。第一次从考古学上厘清了宋、金、元、明和清时期的产品面貌和技术特点，建立起了霍州窑业历史分期标尺，展现出霍州窑全新的窑业面貌。
“霍州窑北宋后期开始烧造，金代达到成熟，以细白瓷产品为主流产品。元代霍州窑为全国唯一生产细白瓷的窑场，其产品和审美引领了社会风尚。明代霍州窑以烧制化妆白瓷日用器物为主，亦是北方地区瓷业重镇。”刘岩说，“考古新发现填补了北方地区细白瓷发展史的缺环，是对中国陶瓷发展史的重大贡献。”
相关专家表示，霍州窑在各时期特点鲜明的制瓷成就，不仅印证了山西地区是北方地区经济发展、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区域，为瓷业交流、地方社会等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实证和生动诠释。
10、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完善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发现于2022年10月，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遗址水深约1500米。
据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宋建忠表示，一号、二号沉船遗址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年代比较明确，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为航线航路、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霍巍指出，该遗址考古调查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工作，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的跨界融合，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本文配图均由国家文物局提供）
记者 赵晓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