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被认为是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之一，与美国总统格兰特、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并驾齐驱。有人说这个评价来源于李鸿章卓越的外交能力，而在西方世界树立起来的自己的光辉形象。具有讽刺意味的，这恰好是国人对他反面评价的原因。
李鸿章的过人之处，是他比同僚清醒，更早更深刻地了解中国需要变革，必须变革，才能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为此大声呼吁，在他的能力之内采取积极措施，使中国能够与不请自来的“洋鬼子”打交道，他领导了这个过程，并尽力推动整个中国向这个方向挪动，从认识与实践意义上说，这个“伟大”应该值得肯定。
李鸿章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他和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他是大清帝国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说他是“再造玄黄之人”。
然而，在有些历史书里，他是丧权辱国的罪人，是卖国求荣的权臣。梁启超却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
从同治初叶到光绪中叶，前后三十多年史称“同治中兴”。平定太平军、捻军与回民起义，使清王朝转危为安。配合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偏重于军事的自强运动渐次展开，构成了清王朝濒死前的回光返照。
自强运动当时又谓“洋务”，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是最初的倡导者。
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因师久无功，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专办镇压捻军事务。1870年，李氏继曾氏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二十五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朝外交、军事、经济权力，成为晚清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出任直隶总督后，李氏立即扩建天津机器制造局，使之成为“洋军火总汇”，以供各省军火之需。
创办与经营新式军事工业，使李逐渐认识到：军事工业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以解决资金问题，也需要成套的新式工业交通体系，以解决原料、燃料、运输、通讯等问题。
于是，洋务事业由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方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着手筹办北洋海防，建立了一支北洋海军。此外，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诸国留学，以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
李鸿章办洋务，时间最长、方面最广、主持最力，声势甚大，但收效甚微，从而证实：王朝体制束缚下的洋务运动不可能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
曾国藩最初在北京做文官时，对洋务还不很清楚，后来领军打仗，始体验洋枪洋炮的厉害。
湘军湘潭、岳州两次大捷“实赖洋炮之力也”，而后又亲眼目睹洋船在江面上鼓轮如飞，更使他认识到：“轮船之迅，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因而竭力主张购买或仿制洋船洋炮，以夷制夷。
曾氏国学根底甚深。他讲求洋务旨在师法西洋的技术，而保持吾国固有的道德。前者为末，后者为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用兵在人不在器”，“精神重于物质”。
在曾国藩看来，“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枪炮，学造轮舟等工具为下手工夫。”对待外人，须保持不亢不卑的自主立场。既要反对媚外，又要反对仇外。“内地之人民媚夷，吾固无以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李鸿章奉师命编练淮军时，便习用洋枪洋炮。在与洋人“常胜军”协同作战时深以本国兵器不如外洋为耻，遂大规模雇佣洋人为教练，募匠人作枪炮。
李氏致曾师的信中说：“每思外国用兵，口粮贵而人口少，至多一万人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枪炮轮船渐能致用，遂与英法争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师徒俩一唱一和，将师法西洋的自强运动渐次推向前。
不过，曾李合力推动的自强运动仅获得少数开明人士的支持，却遭到绝大多数官吏的阻碍，因而进程迟缓而乏力。曾国藩死后，李鸿章年衰，支持洋务的恭亲王也为慈禧所疏远，朝廷内外更乏强人来主持这项事务。
甲午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被日军击溃，慈禧太后又被顽固派所包围，至光绪中叶，洋务活动迭遭挫折，自强运动陷于停顿状态。
梁启超曾考察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李鸿章不知道“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也不知道西方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都是因为变革的动力来自下层而不是上层。“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
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又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心绪，因而在对外交涉中抱持“委曲求全”的心态。
1876年，屈服于英国扩张势头，订立中英《烟台条约》；
1885年，力主“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李始疏于战备，一意企求外国调停，被迫应战后，又力图保存淮军与北洋水师实力，以致被动挨打，清朝海军覆没殆尽，最终与日本签订丧权失地的《马关条约》。
此后，淮系军阀势力瓦解，洋务运动在政治上宣告破产，李鸿章声名大损，入阁闲居。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津、京时，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跑，李鸿章复出，调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回京和洋人谈判。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骂其：“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1901年(光绪27年)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 ，“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同年11月在国人的唾骂声中病逝北京，诏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
纵观晚清政坛，李鸿章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前承曾国藩，后启袁世凯。与曾氏相比，其虽有优势可言，但多为劣势。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李鸿章也曾踌躇满志，只是能奈时运几何！据说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名签的是个“肃”字。因为清庭封他为“一等肃义伯”，这也许是他对代人受过，当千夫所指的替罪羊卖国贼的一种无奈的宣泻吧。
也许，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生最难的，就是签自己的名字。
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当时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书挽联一副：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两个月后，梁为李写了一篇长达六万字的传记，结论一章对传主作了一个总评：
“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后而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
同时，梁启超也对中国的前途深表忧虑：
“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也几乎不可能了。“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慄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梁启超《李鸿章传》）
总之，对于李鸿章，一言难尽，掩卷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