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周青铜器上莲瓣造型研究，从特点、产生、衰落来寻找秘密

对西周青铜器上莲瓣造型研究，从特点、产生、衰落来寻找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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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器类集中

具体表现在西周时期所有类别的青铜器中，莲瓣只见于青铜壶、青铜簋和青铜豆（铺）上；其中青铜壶数量最多，本文不完全收集到两周时期95件青铜器装饰有莲瓣，青铜壶有66件，占总数的70%，其他如青铜簋17件，占18%，青铜豆（铺）11件，占12%。

分布地域集中

装饰莲瓣的青铜器分布地域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的河南、山西和湖北北部，三地所见装饰莲瓣的青铜器占西周时期总数的61%，陕西、山东和安徽则只有少量分布。

使用者身份等级高

有铭文的如晋侯壶器主是一代晋侯，曾仲斿父壶器主、蔡侯申壶器主、曾侯乙簋器主分别是诸侯国的国君，梁其壶的器主梁其是周天子身边的重臣，赵孟庎壶器主是晋国地位崇高的正卿，令狐君嗣子壶器主为国君之子，身份都极为显赫；

至于其他无铭文的器主如太原赵卿是晋国大卿；湖北曾国墓地出土的多件莲瓣铜壶，报告已指出该墓葬区是一处贵族墓群；至于其他器主身份不详的莲瓣铜壶，或出土墓葬规格高，或器型较大并制作精良，也绝非一般人可以拥有。

自身体现的细节特点

主要表现在莲瓣的外观从直立状逐渐发展为外侈状，从梯形、圭形等几何状逐渐发展为果叶形和莲瓣形的植物形状；装饰部位从壶口沿处转向壶盖沿上，再进一步向壶盖中心聚拢；制作工艺上从与壶身相连的浑铸法逐渐变化为花冠的分铸法等。

除了以上四方面特点，笔者注意到西周时期很多常见的青铜器很少或没有莲瓣装饰，例如食器中的青铜鼎和西周晚期流行的青铜盨、青铜簠、青铜盆等，水器中如青铜盉、青铜匜及青铜盘均未见装饰莲瓣，直接的原因应是这些器物的外形不适合。

这些器类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大敞口，无颈，整体较宽，呈扁圆状，且多数无盖，它们更适合在器口、器腹装饰横向排布一圈的纹饰，而不是在器口或器盖上再附加任何立体装饰。

此外，莲瓣最早见于晋侯墓地，应是晋文化的产物，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不可能具备像周王室那样对其他地方文化产生的强劲的文化向心力和影响力，这或许也是限制莲瓣在更多器类流行的一个因素。

莲瓣造型的产生

“莲瓣”命名的由来源自容庚先生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首次把青铜壶盖上的这种立体装饰称为莲瓣纹，此后学界一直沿用至今。1993年山西曲沃晋侯墓地M8出土的两件晋侯壶，椭方形壶体是西周中期以后常见形制，但壶口上饰有一圈“莲瓣”，发掘报告称之为波带状壶冠，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莲瓣造型。

该壶铭文“晋侯作尊花壶”，表明这是一对特别制作的“花”壶，“花”很显然是指向壶口处的“莲瓣”。

莲瓣出现在青铜礼器上绝非偶然，古人对莲花的认识在文献中很早就有明确记载，《诗经·郑风》：“山有扶苏，隰有荷花”，《诗经·陈风》“彼泽之陂，有蒲与荷”，“陈”和“郑”是周王室在中原腹地的封国，尤其是郑国在春秋时期比较活跃，该国制作的莲鹤方壶清新典雅，被郭沫若先生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屈原在《离骚》中也曾用莲花来比喻自己高洁的品质。

晋侯壶上立体的莲瓣造型，外形与自然界中的莲瓣有一定差异，和春秋中期后青铜器上发展成熟的莲瓣相比也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早期特点，那么它的源头或者说是如何产生的呢？

2009年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017出土了两件西周中期的霸伯山簋，器型独特，前所未见。该簋呈椭方体，腹部饰波带纹，口沿和盖沿饰一周鸟纹，盖顶面浅浮雕四组垂冠凤鸟纹，盖顶面外沿矗立八个立体连山形提手。

通过仔细比对霸伯山簋和晋侯壶两器上的立体装饰，笔者认为晋侯壶上的莲瓣造型应是模仿霸伯山簋盖上的立体连山形。

理由有三点：一是连山形提手出现在山西翼城，莲瓣出现在山西曲沃，两地曾都是晋国都城，地理位置十分接近，这为两个地方文化之间较为快速的交流提供便利；二是连山形提手出现于西周中期，莲瓣出现于西周晚期，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为莲瓣模仿连山提手造型而产生提供可能；三是莲瓣的立体造型与连山形提手一样，也有美化器物和作为提手的功能。

莲瓣在发展初期也受到波带纹较多影响。波带纹是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一种重要的纹饰，见于多种青铜器类，通常呈一条或多条带状上下波动环绕青铜器腹部一周，波峰和波谷内多填充各种几何纹。

立体造型的莲瓣每片花瓣大小相同、高度一致，这种规范的外观就是吸收了波带纹的基本特征。不仅如此，莲瓣在细节上甚至有完全仿照波带纹的做法，如春秋早期的曾仲斿父壶盖上的莲瓣叶面构图和该壶腹部的波带纹几乎一模一样。

有学者指出“在周式方壶加莲瓣，乃是从春秋初年曾仲斿父铜方壶的花瓣演变而来，是西周晚期流行的波曲纹的镂空形制的再现”。

因此西周时期青铜器上莲瓣造型是自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自身产生而来，有较为明确的产生源头和清晰的发展脉络，其赏心悦目的形态和制作精良的工艺是古人独特匠心和高度智慧的物化表现。

至于缘何会最早出现在青铜壶上，并始终以青铜壶为最主要的装饰对象，原因或有以下两点：

一是由青铜壶的地位决定。青铜壶自商代早期出现，迭经两周，直至秦汉依然行用，是商周时期数量最多、流行时间最长、型式最丰富的酒器。

即便是在重食器轻酒器的西周时期，青铜壶也没有像其他商代以来的传统酒器如爵、觚、斝、尊、卣、觶等被淘汰，相反从西周中期开始，青铜壶在墓葬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西周晚期已成为大部分墓葬出土青铜器组合中唯一的酒器，到了春秋早期更是发展到繁盛期，体现了青铜壶在酒器中的独尊地位。

不仅如此，青铜壶是用鼎制度形成后礼器组合中最高等级器类的代表，在西周中期及其后青铜器群中，圆壶和方壶因都是成对出现，且只在高等级器群中形成组合。

二是与青铜壶的造型密切相关。杰西卡·罗森在《祖先与永恒》一书中指出“所有的装饰纹样在特定的环境之内，都是专为某类型的器物而定的。既然它们是器物形制的一部分，就必须和形制结合起来去理解”。

从晋侯壶自铭“花”壶可知呈环状绽放的“莲瓣”就是模仿自然界中的花朵，花自然要在枝头绽放，而外形上能够满足“花枝”高、细、圆要求的青铜器凤毛麟角。

莲瓣的立体造型是源自霸伯山簋盖上的连山提手，它的装饰部位最终也要落脚在有盖的青铜器上，这样一来只有青铜壶的外形特点符合条件。

青铜壶整体呈圆条形，器身高度大多在30公分以上，以50公分左右比较常见；壶颈部比较细长，可以视作花柄承托绽放的莲瓣。战国以前铜壶以垂腹最为常见，视觉重心在壶体下方，壶盖上装饰外侈的莲瓣使壶体更显修长，比例更佳协调，同时也让视觉重心上移。

综合而言壶体和莲瓣有机融合，相得益彰，在视觉上呈现出极佳的美学效果。

任何事物都基本遵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自然规律，莲瓣作为一种造型装饰也不例外。产生于西周晚期的莲瓣，经过春秋早中期的发展，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兴盛期，到了战国中期趋向衰落，从附表可知无论是数量还是流行地域在此时都骤减。

莲瓣这种独特的装饰造型衰落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装饰器类单一。两周时期的莲瓣主要以青铜壶为装饰对象，并且只锁定在环形耳和爬兽耳两种形制的青铜壶上，其中爬兽耳青铜壶流行时间就比较短，最早出现于春秋中期的山西侯马上马墓地，到战国中期就几近消亡，此型壶总体数量也不多，在商周时期上千件青铜壶中占比不到4%，故而单一的装饰载体是莲瓣衰落的重要因素。

二是流行地域有限。从附表可知，莲瓣青铜器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西和汉水以北，而关西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和北方地区极少流行甚至不见装饰莲瓣的青铜器，流行地域的狭小从根本上束缚了莲瓣发展的空间。

三是战国时期青铜器发展总体已趋向衰落，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铁器广泛使用，青铜器逐渐向实用性发展，方便实用的日用品如铜镜、带钩、玺印和货币等开始大量出现，相比之下莲瓣在实际使用中的功能缺陷显而易见，因此当简易实用且节省铜料的环纽出现后，莲瓣很快就被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