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史剧开始，亨利四世上场，他忧心忡忡，第一句话就是：

动荡多难，是我们眼下这时世。

自从他坐上了英国王位，几乎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首先，按照封建制度的正统观念，他的称王名不正、言不顺。他忘不了发生在议会大厅的那一幕情景，卡莱尔主教为卫护封建大法，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当众指责他以武力胁迫理查二世交出王冠，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要知道一国之君本是——

上帝所选定、委任、指派的领袖——

他的大管家，他的代理人，抹了圣膏，

扶上了王位，头戴着王冠……

君权神授，在当时是何等地庄严神圣，难道基督教的王国竟容许做臣子的“干下这么可耻、可恶，这么丧心病狂的行为！”他竟然直指着亨利说：你们称他为“王上”，实际上是“王上的犯上作乱的叛徒”！[1]

使亨利罪孽越发深重的是，被幽禁起来的废王理查随即被谋杀了。他作出一种忏悔的姿态，声称要去东方圣地朝拜，“把我这沾着血迹的黑手洗白”，好减轻他良心的谴责。

像谋权篡位的麦克贝斯一样，亨利四世悲叹着从此失去了夜晚的安眠。对于麦克贝斯，睡眠“是受了创伤的心灵的油膏”，“给你解开乱麻的心事”；可是“麦克贝斯再也睡不着啦！”他发现自己在谋杀国王的同时，“把睡眠谋杀啦！”[2]亨利四世同样地每夜都在受折磨：睡眠，“这自然的保姆”，再不肯来闭上他的眼皮，“戴着王冠的睡眠永不能安心！”[3]

使他长夜难眠，不仅是良心上的谴责，他更有一重心病。一国之君，一旦失去了头上那一圈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强者称霸称王；那么在他统治下那些划地分封的封建大贵族，岂不会按照他立下的榜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迟早有一天，凭自己拥有的武力，凭阴谋，推翻他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王朝？

封建专制制度本是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上，尤其君臣之间的名分，犹如天堑般不可僭越。它的政治蓝图是：国王以仁爱治天下，臣子以忠诚事王上，君臣之间蒙上了如同父慈子孝、天然血缘般关系的一层薄纱。现在这层薄纱被无情地撕破了，代之以相互之间的冷酷的猜忌和欺骗。古老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开始动摇了。

帮助亨利夺取王位，最为卖力的是诺森伯兰伯爵，亨利视之为亲信、心腹，可是这位当初的“亲信”联结着教会势力，纠合着数万之众，公然在北方亮出叛乱的旗号了。亨利不禁想起了悲愤的理查二世当初所做的预言：

诺森伯兰，你是一张梯子，靠了你，

往上爬的布林勃洛克登上了我王位。……

哪怕他把国土一分为二，把一半

给了你，你还会嫌给一半太少了——

你帮助他到手了全份呢。他呢，

会这么想：你既有办法把非法的君王

扶上了王位，你心里一不如意，

就会翻过脸来，同样有的是办法，

把他从窃据的王位上拉下来。[4]

密谋叛乱的那一边却另有他们猜忌的理由：

因为就算我们是万分恭顺，

国王总会想起他没有报答我们，

总会认为我们是心怀不满，

直到他找机会把欠账一笔都勾销。[5]

亨利终于认识到，一旦立国之本，封建专制制度最根本的基础动摇了，那么君臣之间的猜忌，地方和朝廷间的对抗，势必成为“必然”了。[6]

确是这样，亨利四世在位十五年间（1399-1413），这“必然”的谋反和叛乱，始终此起彼落，而且形势一次比一次严峻。

亨利才登上王位，就险遭忠于旧王的西敏寺住持等死党的暗杀。以后，在西部威尔士，出没无常的格兰道尔兴兵作乱；北方苏格兰，以英勇的飞将军为首的叛军直犯中土；最后，东北部又有约克大主教一伙大兴问罪之师。很值得注意的是，出兵跟大主教他们对阵的是阴险的约翰王子，他不是凭堂堂正正的王家之师的威力，而是施展卑鄙的手段，全靠无耻的欺诈，把对方镇压了。这简直成了莫大的讽刺：被诱骗上钩的叛军，倒是比王室更讲究信义。

最使亨利痛心不已，成为他最大心病的，是王太子亨利自甘堕落，整天跟一帮子市井无赖混在一起，在外面胡作非为——

没一个知道我那败家子的下落吗？

足足三个月我不曾跟他照面了。

要是有什么祸殃会落到我头上，

那就是他。[7]

他认为他这块心病是震怒的上帝对他的谴责：

我不能不相信生了你，专门是为了

作为火辣辣的报应，上天的鞭挞，

来惩罚我的过失。[8]

他羡慕诺森伯兰伯爵有个好儿子——年少气盛，扬威沙场的潘西（飞将军），在他眼里，“当年的我就是今日的潘西”；而他的不肖子的种种表现却“好像当年的理查”，一旦他过世后，当年以臣欺君、王位易主的故事只怕又要重演了，这才真叫是上天的报应啊！

亨利称王，心里却纠缠着三重心病，在《理查二世》结尾处都已有了交代，这些都是留待下一个历史剧加以发展的情节线索。

但是如果下一个历史剧当真以亨利四世为主人公（这历史剧本是以他为命名），集中描绘从他眼里看到的一个被颠覆了社会秩序的乱世；又从他心理感受的角度，写一重重心病怎样轮番地折磨他、摧残他，那么整个戏剧的情绪必然十分压抑，舞台气氛一定异常的沉重，当初《亨利四世》（尤其上篇）上演时，决不会那么引人入胜，受到伦敦观众的热烈欢迎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史也将减少了最辉煌的一页；后世评论家也不会那么看重《亨利四世》，推崇为莎士比亚在英国历史剧领域中取得最高成就的代表作了。

莎士比亚在构思这个历史剧时，匠心独运，经营布局，另辟蹊径。我们看到，一位成熟的、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舞台经验的剧作家，充分展现出他的智慧和才华，开始攀登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新的高峰了。

亨利王所哀叹的“动荡多难”的国内局势，君臣之间的紧张关系，地方势力和王权间的尖锐对立，为这一历史剧提供了必要的戏剧框架（没有这重戏剧框架也就不成其为历史剧了），可是这纷至沓来的国家大事已不是全剧惟一的、也不算是最主要的情节线了。让剧作家一眼看中的是王太子亨利少年荒唐的民间传说，它仿佛是一个宝藏，积累着最丰富生动的戏剧素材，等待着一位独具慧眼的戏剧家去发掘。

亨利四世不是在悲叹三个月不曾跟王太子照面了吗？于是舞台上出现了伦敦东市“野猪头酒店”的喧闹呼喝的场面；国王不是在痛心王太子不自珍惜，“和下流的朋党呼兄道弟”吗？于是大胖子约翰·福斯塔夫带着他一帮子人上场了。

历史的画卷一下子拉开了。历史剧向来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人物，以王宫、城堡为活动背景，现在却不得不靠边些，穷极无聊的福斯塔夫占据了舞台中心，九流三教聚会的小酒店成了他的王国。这个孕育于剧作家的灵感的火花中、诞生在天才的妙笔下的大胖子，浑身散发出不可抗拒的魅力，他的寻欢作乐和厚颜无耻的吹牛劲儿，压倒了剧中的那些帝王将相的煊赫声势，他自有本领把搬演王朝兴亡盛衰的庄严的历史剧变成了一出使满座倾倒的笑剧、闹剧。演出的盛况是空前的，“只消福斯塔夫一出场，整个剧场就挤满了人，再没有你容身的地方。”福斯塔夫甚至成了当时人们谈话的一个热点。

这个深得人心的家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们只能很遗憾地说，他决不是什么脸上很有光彩、值得歌颂的英雄人物，而只是堕落成性、厚颜无耻的社会渣滓。

要谈他的来历，他倒是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身世，滚滚的时代潮流在他身上留下了历史的印痕，这可说来话长。

理査二世被迫逊位，在莎士比亚的英国历史系列剧中可以视为一个历史转折点的象征。中世纪的封闭型的、超稳定的、自上而下等级严明的封建专制社会不存在了，或者说，名存实亡了。君权神授，这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像遭受地震一般动摇了，再不能修复如初了。亨利四世（在位1399-1413）所面临的是一个动荡的、转变中的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在分化，彼此的摩擦、冲突、权力斗争加剧了；另外一方面，工商业经济渐趋活跃，开始出现了新兴的城市和新兴的市民阶层。

如果把历史年代再往后推一个世纪，到了莎士比亚在《亨利八世》（在位1509-1547）中所再现的那个时代，历史的脚步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给亨利四世带来了那么多困扰的年代，实际上是历史上的一个转型时期——将要从长夜漫漫的中世纪过渡到一个迎来了现代文明曙光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君权神授的封建专制王国，经过了火和剑的痛苦历程，最终将被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取而代之。福斯塔夫就是产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

约翰·福斯塔夫爵士本是一个小贵族（封建骑士），在历史潮流的无情冲击下，成了破落户，好日子已经过完，他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影。随着中世纪封建割据局面逐步被打破，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国，在新兴资本主义力量的支持下，终于形成。那些大封建主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盘踞一方，耀武扬威，兴风作浪了；而那些附庸于大封建主的封建骑士，原是构成封建集团武装力量的骨干，也随着大封建主的没落、失败、以至覆灭，其中一部分人迟些早些，终于落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山穷水尽的地步，从他们本阶级中游离出来；有些流落在社会上成为不务正业的游民、浪人。福斯塔夫就是其中有典型意义的一个。

山穷水尽，英雄末路，这是福斯塔夫无论如何也没法面对的残酷的现实。他永远拒绝承认自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名失败者。他紧紧抱住过去的那点煊赫、那点威风不放，还要逞英豪、充好汉，向别人、也向自己吹嘘：他当年驰骋沙场、叱咤风云的气概依然还在！

没落贵族阶级的虚荣心和优越感，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他的想像力也就因之特别丰富、特别活跃。他的生活和他的幻觉，已到了不可分离的地步。他的全部聪明智慧，表现在不管处在怎样不利的情况下，都能不断地创造出抬高自己的假象；明摆在他眼前的现实情况越是不利，他的随机应变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发挥得越发出色。他那种自欺欺人的本领简直成了他的绝招，与此同时，也把自己的喜剧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喜剧角色，不断在他周围散布笑料。你要是不跟着大伙儿一起笑他，不感染到散发在他周围的浓浓的喜剧气氛，那就像你想出奇制胜地一下子难倒他一样，是不可能的事！

这里是《亨利四世》（上篇）中最为精彩的场景之一：

福斯塔夫穷极无聊，和大伙儿商定去抢劫过路客商，正当福斯塔夫等四人就地分赃时，伪装了的太子带着一个手下，突然出现，冲了过去，果然，四个强盗丢下赃物就逃命。晚上，他们又在酒店碰头，福斯塔夫不知道内情，向太子谎称：“足足有一百个对付我们孤零零的四个！”到手的赃物因此又被抢了去。最好笑的是，他还要吹牛：先是怎样跟两个“穿麻布衣裳的家伙拼”，再讲下去，却变成“四个”穿麻布衣裳的家伙直冲着他来了。

“你刚才还只说两个”，太子提醒他。他坚持“刚才就说四个”——“这四个并排着来了，用剑猛刺我，我也不跟他们捣什么麻烦，就用我的盾这么一下，把他们七个人的剑全挡住了。”就在同一句话里，“四个”一下子变成了“七个”，并且面对人家的质问，一口咬定：“明明是七个，凭我的剑柄起誓：不然，我就是王八蛋！”

他一句话一个样儿，不断在给自己“创造”纪录，又不断“刷新”纪录：“我刚对你说的那九个穿麻布衣裳的人……”，“我紧追不舍，……把十一个里头的七个全报了账了。”[9]

他从“两个”假想敌开始，层层加码，很快膨胀到“十一个”，每一个数字刚从他脑子里跳出来，立刻就被紧接着“创造”的纪录所刷新了。这岂不是非常生动、非常形象化地点明了：他只是生活在眼前这一刹那里吗？在这一刹那之前，他自己的说话行事，早已忘干净了，不认账了，和他再没关系了；那将要随之而来的后面一刹那，他又将怎样说话行事呢？他还来不及想到，也毫不在乎。这个自我欺骗的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像一切没落的阶级一样，他仅仅生活在眼前这一刹那里。时光在他那里，再不是一条有来龙去脉、切割不断的历史长河了，而是成了每一秒钟都是不相连贯的独立的存在。他只为眼前而活着。眼前的一刹那，就是这在历史的激流里快要灭顶的人所能抓住的一根稻草。莎士比亚的大手笔通过这一十分好笑的穿插，把没落阶级的空虚又狂妄的精神状态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了。

福斯塔夫无中生有、前言不对后语地大吹其牛，再吹下去，将是他一个人和整整一队人马拼杀呢，因此虽败犹荣！可是，正当他吹得起劲，不料给王太子当面戳穿了：“你捧着肚肠逃起来的那个灵便，那个轻快，叫起饶来的那个惨……你还要脸哪？自己把剑砍缺了口，还说是打仗打的！现在你还找得出什么诡计、什么花招、什么藏身的窟窿，可以来掩盖你这场公开的众目所见、摆明了的耻辱吗？”

王太子满以为这一下，福斯塔夫可中了他的圈套，一定招架不住，只能乖乖地讨饶了。真人面前还能说假话吗？他怎么能赖得掉他当时拔脚就逃的狼狈呢？但是万没想到，尽管拔脚就逃，他还是有这本领往自己脸上贴金，竟说是：“我以后这一辈子都要更看重我自己了！”难道有杀害当今王太子的道理吗？我难道应该跟一个真正的王子拼命吗？

你知道我跟赫克勒斯一样英勇，可是你得提防本能——连狮子也不敢碰一个真正的王子。“本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都是“本能”叫我做了一个包！[10]

结论是：他从此更要看重他自己了，也更要看重对方，因为“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我是一头英勇的狮子，而你是一个真正的王子”。于是你好我好，大家都有面子。

尽管他死要面子，自欺欺人到了家，明明拔脚就逃，还硬是把自己说成一头“英勇的狮子”；其实他早已丧失荣誉感了，完全丧失了。他曾一度踏上战场，对一个封建骑士来说，战场就是追求荣誉的场所。现在他踏上战场了，他听没听见“荣誉”在战鼓声中发出号召呢？——照他的说法是，“‘荣誉’在后头督促着我”。可是他盘算道：腿折了，“荣誉”能安得上吗？不能。胳膊折了呢？不能。能让伤口不痛吗？不能，那么“这荣誉是什么东西呢”只是一句空话，只是空气罢了。[11]

那么他还要荣誉干吗？为了逃命，他竟可耻地躺倒在战场上装死。就在他躺下装死的当儿，在同一片战场上，勇敢的飞将军却正在跟王太子进行一场决死战，结果倒在太子的剑下。他临死的时候还喘着气说：失掉生命他并不伤心——

伤心的是你抢去了这么多荣誉；

这痛苦远过于你利剑给我的创伤。[12]

对于一个封建骑士，荣誉比生命还贵重，而福斯塔夫却把它看穿了：“只是空气”般不值一文。荣誉感的彻底丧失，充分说明了封建道德在这个人身上已经完全解体了。也不仅封建道德，一切的道德观念都在他这个人身上不存在了——除非恬不知耻、极端自私自利也算是一种“美德”。

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人越来越显示出他的堕落的面貌。他玩弄桂嫂的感情，在她的客店里白吃白住，还要诈骗她的钱财；他利用征兵的机会，串通手下，敲诈勒索，等等。用约翰逊的话来说，他是“一个窃贼，一个贪吃的人，一个懦夫，一个吹牛者，随时随地都要欺侮弱者，掠夺穷人，威吓胆小怕事的人，侮辱不能还手的人”。[13]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福斯塔夫，却在舞台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就像卓别林在银幕上所创造的值得同情的受苦的小人物那样，这个无耻的大胖子居然征服了当年的观众，而且还可以用得到这么一句话：舞台上“一夜又一夜地表演他，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地表演他”。（莫尔根语）美国莎学家史本塞说得很干脆：“莎士比亚给了我们一个大流氓，而我们喜爱他。”[14]

这“我们”既包括四个世纪以来的千万观众，也可说把两个半世纪以来绝大多数文艺评论家包括在内了。最使人惊异的是有很多著名的莎学家和文学家那么热心地站在福斯塔夫一边，为他最终的遭遇鸣不平。原来在《亨利四世》下篇最后部分，老王去世，新王就是当初和福斯塔夫一起在“野猪头酒店”里鬼混的亨利太子——如今的亨利五世。福斯塔夫自以为他的大好机会来啦——“我现在就是‘幸运’大神的总管！”

没想到加冕游行的新王来个翻脸不认人，就像“马前泼水”似地把当初的酒肉朋友轰走了，并且宣布：如果胆敢“来到离我三十里内就是死罪”。安排“斥逐”这场戏其实完全符合剧作家的创作意图。

这第二套系列历史剧以《理査二世》开始，莎士比亚首先塑造了英国历史上一个昏庸的丧国之君的形象；然后又在终曲《亨利五世》中，以理想化的笔调歌颂了英国史上扬威海外的一代英主。四联剧的一头一尾，突出了两个国王的昏庸和英明，前后呼应对照，自有内在的章法。传说中亨利少年荒唐，和下层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打成一片，平添了开明君主的风度，在人们的心目中赢得了亲切感和他们的爱戴。对于日后将担当起国家重任的未来君主，这社会经验是一种难得的阅历；而且增添了浪子回头、凤凰在烈火中新生的传奇色彩。“斥逐”这场戏是应有的文章，是浪子亨利接位伊始的政治表态，让人从此刮目相看；否则让福斯塔夫发迹当权，让刚掌权的新王被这一伙社会滓渣所包围，那么历史的进程将要倒退了，人民将又要受苦了；而受英国人民爱戴的一代雄主，将要成为比那个丧国之君更不如的一个昏君了。

剧作家构思这一历史剧，早已胸有成竹，为“斥逐”这场戏做了层层铺垫。王太子第一次和福斯塔夫登场亮相，就在独白中向观众交了底：“我早把你们（指和他分手的福斯塔夫等人）看透了，不过暂时跟你们那荒唐的把戏在一起凑趣。”[15]在一场游戏中，福斯塔夫以王太子的口气为自己求情道：“千万不要啊，把他从你的亨利身边驱逐走，”可是他从亨利（假扮做国王）那儿讨得的却是严峻的拒绝：“就是要驱逐他，我主意拿定了。”[16]这里又一次透露了消息。

本来，根据道德判断，福斯塔夫理该受到我们的厌恶和批判；难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会欢迎一个厚颜无耻、醉生梦死的人物吗？可是舞台上的福斯塔夫却自有本领叫他周围的人（剧中人物），叫台下的观众，叫他的读者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这是一个天才的喜剧角色，灵感层出不穷，永远不知道枯竭；也只有一位天才的喜剧作家才能替他做出这么绝妙的一个总结：

我不但自己说话俏皮，外带着叫别人也跟着我俏皮起来了。[17]

我国古代戏曲家李笠翁也有妙语：“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说的是那不可抑制的幽默感；福斯塔夫在这里则又更进一层，道出了幽默感的不可抵挡的感染力。

福斯塔夫的喜剧性格的感染力确实是不可抵挡的。莎学家史本塞说：“在多数读者的眼里，福斯塔夫的幽默感补偿了他的一切过错。他是一个笑哈哈的哲学家，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一个福至心灵的丑角怎样能够达到诗意的境界。”

原来我们对这个大胖子是另眼相看，用审美观念代替了道德判断，难怪被他的幽默感所征服了。不过话得说回来，这里也有个前提——此人虽然品格卑下，一无是处，但还不是罪大恶极，跟血债累累、魔王般的理查三世相比，究竟还有区别；正像约翰逊所说的：“他的放荡还不是那样令人反感，还能叫人受得了——为了他那股欢乐劲儿。”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剧作家在这历史剧的最后部分，对于福斯塔夫的批判色彩加浓了。福斯塔夫一听说老王已死，“你的娃娃作国王了”，顿时神气活现，自称他如今就是“幸运大神的总管”，迫不及待地开始卖官鬻爵了，仿佛他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他答应乡村法官：“浅潭先生，你说吧，你要做这国家的什么官，全算归你啦”。他心急如火，要赶往伦敦去向新王讨封，呼喝手下人：“管他什么人的马，我们抢来就骑，没关系。”他怕什么光天化日下打家劫舍，在他的眼里，已经没有是非黑白之分了，因为“英国法律现在就得听我指挥。那些当初跟我做朋友的可就得意了！那位大法官等着受罪吧”。

这个得意忘形的人把没落阶级的腐朽本性一下子全暴露出来了。绝不能小看这个平时嘻嘻哈哈的没落骑士，很难想像，一旦当真大权在握，他会成为怎样的一股作恶力量。斥逐福斯塔夫，应该说是亨利五世用行动表明他确想做一个英国人民心目中的好国王。

可是我们听听著名的莎剧评论家查尔顿怎么说的吧：“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再没有像‘斥逐’这场戏那样令人反感了。”作家曼斯菲尔也认为王子不够朋友，没有心肝。英国十九世纪具有民主倾向的评论家赫兹利特则声称：“王子这样对待福斯塔夫，我们是永远也不会原谅他的！”尽管亨利五世威震海外，可照他看，“福斯塔夫是这两个人中更好的一个”。

这真叫感情用事，这些评论家可说完全给福斯塔夫的魅力所迷住了，已经到了“爱而忘其恶”的地步；福斯塔夫仿佛具有独立的生命，剧作家的创作意图怎么样，根本不相干；他们就是不答应让这位福至心灵、谁也难不倒的老伙计竟然冷不防地挨了亨利这小子当头一下闷棍。不过由此也足以见出，莎士比亚塑造典型人物的功力——不朽的福斯塔夫以他的嬉笑怒骂、机智和诙谐，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了。

正像《理查二世》的尾声为下一个历史剧留下了有待发展的情节线；同样地，《亨利四世》下篇将近结束时，也为随后的《亨利五世》的戏剧情节作了提示——那是老王临终前对于王太子的一番谆谆告诫，尤其这样几句话具有纲领性意义：

你的策略应该是用国外纠纷

吸引浮动的人心，以远离本国的

军事行动来消除记忆中的旧账。[18]

这里既吐露了老王良心上的不安，对国内动荡不定的局势的忧虑，更有一个老谋深算的大政客在精心策划：有必要发动一场海外战争来转移人们的注意焦点，借以缓解国内的政治危机。这几句话仿佛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怎样去理解亨利五世在下一部史剧里扬威海外，其背后的真实动机。

不仅是亨利五世，后世穷兵黩武的统治者往往不自觉地遵循着亨利四世所设定的策略办事：借发动一场侵略战争来转移国内的尖锐矛盾。在英国史学家霍林舍德的《编年史》（1587）里——莎翁编写英国历史剧时主要的取材来源——老王留给亨利太子的临终遗言，不过三言两语，无关紧要，无非“求上帝保佑，记住，要好好干”。

我们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有时候比读当时的历史记载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历史真相。

方平

注释：

[1]见《理查二世》第三幕第一景。

[2]见《麦克贝斯》第二幕第二景。

[3]见《亨利四世》下篇第三幕第一景。

[4]见《理查二世》第五幕第一景。理査二世被押送去古堡幽禁时说这番话，当时亨利并未在场，可能事后有人向他传言。

[5]见《亨利四世》上篇第一幕第三景。

[6]见《亨利四世》下篇第三幕第一景亨利所说：“那么说，这些（叛乱）是必然的了？好吧，我们就当做必然去对付。”

[7]见《理查二世》第五幕第三景。

[8]见《亨利四世》上篇第三幕第二景。

[9]见《亨利四世》上篇第二幕第四景。

[10]见《亨利四世》上篇第二幕第四景。

[11]见《亨利四世》上篇第五幕第一景。

[12]见《亨利四世》上篇第五幕第四景。

[13]见约翰逊为《亨利四世》所写的序言，见《莎士比亚评论选辑，1623-1840》，牛津版，1953年，第117页。

[14]见史本塞：《莎士比亚的艺术和生平》，第181页。

[15]见《亨利四世》上篇第一幕第二景。

[16]见《亨利四世》上篇第二幕第四景。

[17]见《亨利四世》下篇第一幕第二景。

[18]见《亨利四世》下篇第四幕第五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