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已有定评,至于读者如何评价我有两点体会:第一避免夏虫语冰,小心自身见识限制了对学霸的探讨。第二避免舍本逐末,无论观点如何,论证逻辑要合理。全面评价太复杂,下面以“时宝钗”为例,澄清上述两点。
“时宝钗”作为曹雪芹给的一字定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我在论文中指出[1],无论把“时”解释成什么,既往论证有个常见问题,就是解释“时”的含义之后,从全书大量取材论证自己的观点,却对“小惠全大体”一笔带过甚至提都不提,这就是明显的舍本逐末,难道曹雪芹的一字评是随便给到一个章回吗?实际上,曹雪芹的用笔非常精准,“小惠全大体”才是薛宝钗在全书最高光的时刻。
首先“时”可追溯至《孟子》对孔子“圣之时者”的评价(有些版本的“识”根本不是形容人的词)。孟子说了很长一段,用各种比喻解释“时”:
伯夷, 圣之清者也; 伊尹, 圣之任者也; 柳下惠, 圣之和者也; 孔子, 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 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 始条理也; 玉振之也者, 终条理也。始条理者, 智之事也; 终条理者, 圣之事也。智, 譬则巧也; 圣, 譬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 其至, 尔力也; 其中, 非尔力也。
简单讲,“时”的落脚点,就是能用“智”(恰当的方法)实现“圣”(仁德的结果),而这正好与“小惠”全“大体”相应。然而很多读者清楚“小惠”意味着四百两银子等利益,却看不出“大体”在强调什么。原文中薛宝钗的话:
虽是兴利节用为纲, 然亦不可太啬。纵再省上二三百银子, 失了大体统也不像。所以, 如此一行, 外头帐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银子, 也不觉得很艰啬了, 他们里头却也得些小补。这些没营生的妈妈们, 也宽裕了; 园子里花木, 也可以每年滋长蕃盛; 你们也得了可使之物, 这庶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时, 那里不搜寻出几个钱来? 凡有些馀利的, 一概入了官中, 那时里外怨声载道, 岂不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
虽然薛宝钗没有给出“大体”的定义,但很明显,这个大体统的表象是下人不会怨声载道,而它的本质是贾府要照顾下人利益。贾政以为宝玉淫辱金钏致死,当时也提到“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这就是贾府的大体统,也是儒家君仁臣义式的社会理想。
很多喜爱或支持薛宝钗的读者,往往会强调薛宝钗孝顺长辈、关心姐妹、放纵莺儿、乐意和小丫头玩。但这些都是对待身边人的友善态度,而小惠全大体所体现的是贵族小姐对整个底层人民的体恤(“他们虽不料理这些, 却日夜也是在园中照看当差之人, 关门闭户, 起早睡晚, 大雨大雪, 姑娘们出入, 抬轿子、撑船、拉冰床, 一应粗糙活计, 都是他们的差使”),这背后更是士大夫为生民立命的情怀与社会理想(“善哉!三年之内无饥馑矣”),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善良完全不是一个境界。
本回还有些次要的地方,比如薛宝钗提着学问、警告探春不要利欲熏心、把利益不均导致冲突的风险说成“至小的话”,都和儒家义利之辨的道德观有关,即“圣”的体现;而选拔婆子、自身避嫌等,也可以说是“智”的体现,这里不再展开。
根据上文的解读,“小惠全大体”与“时”的经典用法呼应,这一回也集中展现了薛宝钗“时”的特点。说清“本”再讨论“末”,即这一特点在全书其它章回的呼应,比如无懈可击地逼迫黛玉承认看杂书(智),之后坦诚相待认真劝导、论及各种男女本分(圣);甚至常受诟病的对金钏儿、柳湘莲的冷漠,也可以如此解读:相比于陪眼泪证明自己善良,“时”就是强调以智慧的方式真正实现仁德的结果。具体的材料如何解读并不重要,至少“时”的特点突显于“小惠全大体”然后统摄全书,这个逻辑是在的。
相反,有观点把“时”的含义解读“审时度势”、“安分随时”,甚至延伸为圆滑、奸诈。如此理解薛宝钗,本身是合理的解读,但论证逻辑有问题:这种解读很难套在“小惠全大体”之上(安分随时的宝钗为了拉拢婆子不惜怼了探春和平儿?),而且全书那么多能够体现圆滑、奸诈的地方,这一回也不算有特色。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无论观点如何,论证逻辑要合理。
除了论证过程的舍本逐末,人们对薛宝钗的评价也有舍本逐末的问题。读者们会花大量的时间,争论那些很基础的道德问题,比如对金钏儿的态度等。我不是说基本的道德争议不重要,它们是基础,而且我自己也写过分析滴翠亭嫁祸问题的论文(当然该论文的目的,是分析读者的逻辑问题[2]),但这些基础的道德问题和老掉牙的争论,转移了评价的重点。
就算薛宝钗对身边的姐妹、长辈、下人都很好,其他姐妹也不算差吧;论证薛宝钗圆滑、虚伪,结论也无非是和王熙凤比肩的奸雄。薛宝钗的特色,不在于基本的善恶,而在于高水平的道德境界与道德追求——“小惠全大体”之外,比如薛宝钗明确主张读书为了“辅国治民”(相比秦钟的功名显达,贾政的光宗耀祖),也是全书唯一论及“民”的地方(相比贾宝玉的忠君);又比如螃蟹咏的讽时谤世,应制诗的不屑为此(脂批),她不像探春那样想要成为男人,却比男人更加热衷于道德修养和社会理想。“停机德”固然是指妇德,强调贤妻良母的一面;但“蘅芜君”、“山中高士”就明显朝着士人和知识分子的方向定调了。注意探春、湘云、凤姐等都没有这么偏男性化的称谓(所以有“宝钗纯爷们”的梗),反过来也可见曹雪芹的评价,精准把握了薛宝钗有别于其他女子的内在思想性格。
说到这里不由得感叹,曹雪芹点明的山中高士,经常被简单解读为封建淑女,也真是应了“金簪雪里埋”的命运。
我开篇说夏虫语冰,评价者自身的见识,会限制对人物的理解和评价。这话固然比较刺耳,但儒道两家都指出过这个现象(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不笑不足以为道),而且这现象在书中就有很好的体现——就像平儿只能看到四百里银子的直接经济利益,李纨也无法理解薛宝钗为什么要提着学问,甚至给探春难堪;又如贾宝玉以尊孔忠君为挡箭牌,以偏概全地认为古人死名死节,这就证明他自己那里根本没有辅国治民这一项,那么认定薛宝钗的仕途经济是为了国贼禄鬼,真的毫不奇怪。
这里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说因为山中高士什么的,就必须对薛宝钗做高境界的积极解读,或认同那样的境界。但我们需要确保,不是因为读者自身的见识,而限制了对人物的理解,否则便是读者自身的悲剧。比如有读者嘲讽薛宝钗雪洞似的房间非常无聊,但至少先要确保自己理解虚室生白的哲学和审美观念,再讨论薛宝钗究竟是特定的审美,还是真的很没品味。类似的,赞美薛宝钗有佛性的读者,也应该先把三教哲学的异同搞清楚,再认真分析薛宝钗的思想倾向。至于读者自身认同何种审美或人生哲学,或是否喜欢这样或那样的宝钗,那都是另一回事。
很多人说年龄会影响对红楼梦的理解。但我个人对薛宝钗的理解,感觉和年龄关系不大,倒是明显随着自身知识储备而改变。所以我也不认为以上认识就最为合理,说不定未来还有变化。另外我个人对文学人物本身,其实没多少兴趣;负面解读薛宝钗有其合理性,而且激浊扬清各有现实价值。只不过我觉得,如今各种厚黑学和宫斗剧已经够多,却罕有脂批所谓“代佛说法代圣讲道”的女主;我一个心理学研究者,不务正业去写文学论文,也是想从传统文化中,找出那些被掩埋的金簪。
[1] 曾祥龙. (2016). 圣之时者的仁德与智慧——“时宝钗” 的含义分析. 红楼梦学刊, (6), 103-117.
[2] 曾祥龙. (2018). 薛宝钗是否具有嫁祸意图的证伪分析. 曹雪芹研究, (3), 94-105.
说起来我还有个更“本分”的研究,是基于红楼梦读者的心理学问卷研究:
Zeng, X., Sun, Y., Deng, Y., & Oei, T. (2020). Appreciative joy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 Its relationship with strengths in values in action.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5(1), 112–121. doi: 10.1080/17439760.2019.1651886
先放在这里,我最近在忙别的研究和科普,会尽快把该研究的内容做成中文的研究反馈,回给读者群体。这里再次感谢《红楼梦》爱好者群体对研究的支持,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