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周绍杰 张泽邦 薛婧：理解中国消费问题——典型事实、影响因素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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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在当前需求动力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国内方面，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反映出中国经济由投资拉动型逐渐转向为内需拉动型的发展模式；国际方面，中国最终消费率长期处于G20 国家中的较低水平，表明未来提高消费率存在巨大空间。中国消费既受到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人口因素、就业的影响，也受到宏观政策体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为全面释放消费潜力，应采取如下措施：其一，要把保障就业放在宏观政策优先位置；其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其三，要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消费环境；其四，要积极发展与规范平台经济，提升消费品质。

周绍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党委副书记，国情研究院副院长

张泽邦：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薛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博士后

引用格式：周绍杰,张泽邦,薛婧.理解中国消费问题：典型事实、影响因素及政策建议[J/OL].云南社会科学,2023(04):23-31[2023-07-1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3.1001.C.20230705.1136.008.html.

在国内经济结构优化、动力转变及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通过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内需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2022 年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基础性作用”和“优先位置”突出了消费对于当前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中的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同时受到城镇化、老龄化等人口趋势的影响，中国经济期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需求动力的转换以及需求结构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消费驱动的潜力是实现经济增长平稳转型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在经济环境存在不确定性的宏观背景下，在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及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政策导向下，全面促进消费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任务，对于大力提振市场信心，落实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做好“六稳”、落实“六保”具有积极意义。

为此，本文首先基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刻画了中国消费典型事实，明确中国消费的中长期发展趋势以及在主要经济体中的相对水平，从而为消费驱动的发展导向提供现实依据。继而，结合钻石模型分析框架，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人口因素、就业等方面探讨影响消费的因素。最后，基于典型事实和影响因素，提出发挥消费驱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优化经济结构方面的政策建议。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呈现出先下降后增长的U 型变动趋势。2000—2021 年中国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的变动情况如图1 所示。2000 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63.9%，此后持续下降至2010 年的49.4%，达到转折点；2010 年后缓慢上升并维持在55% 以上的水平，中国最终消费率在2019 年达到55.8%，2020 年和2021 年略有下降，但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分别为54.7% 和54.5%。

中国最终消费率所呈现出的U 型变化趋势，实际上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内向型强化的趋势。中国经济已经由投资拉动型逐渐转向为内需拉动型的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2000 年以来，中国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变动趋势分别如图2 和图3 所示。其中，增长贡献率是指该项增加值占GDP 增加量的比重，拉动增长率是指该项增加值与基期GDP 的比值。可以发现，2000—2021 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基本维持在较低水平。而在2014 年之后，除去受到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2020 年较为特殊外，最终消费支出已经超越资本形成总额，持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特别是最近的2021 年，最终消费再次超过资本形成总额，重新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这充分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发生重要转变，需求动力和结构由外向型、投资驱动逐步转向内向型、消费驱动。

近年来，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型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型消费模式和消费业态不断涌现，催生了网约车、网上外卖、数字文化、智慧旅游等一系列新兴消费场景和业态，使消费方式更加便捷和多样化，大大提高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和满意度。特别是对于服务型消费而言，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消费潜力的充分释放。根据《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中国网络零售市场规模连续9 年居于世界首位，从2012 年的1.31 万亿元增长到2021 年的13.1 万亿元，年均增当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消费经济的增长，充分释放国内消费潜力。

在厘清中国消费中长期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国际视角，对中国的消费率在国际上的相对水平进行重点考察，从而明确中国消费水平相对地位以及潜在提升空间。

本文首先考察中国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在国际主要经济体中的水平。具体而言，对2000—2020 年期间中国与其他G20 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进行比较。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的国际比较结果如表1 所示。从表1 中可以发现，在2010 年以后，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上升了6.42 个百分点，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然而，这一期间也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降低的一个时期，说明中国正在由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过渡到消费驱动能力不断增强的模式。

就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即最终消费率）而言，中国长期稳定在G20 国家中的低位水平，特别是2013 年以来长期处于最低水平。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最终消费率的相对差距超过20 个百分点；与印度、土耳其、墨西哥、南非、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也相对低16—28 个百分点。中国最终消费率与其他G20国家普遍存在的巨大差距也表明，未来中国的消费率仍然具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国际比较的结果可以与国内视角下的中长期趋势形成相互印证。虽然最终消费支出已经成为三大需求中对中国GDP 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但是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在主要经济体中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这反映出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外向型到内向型的转变仍然存在政策空间。当然，要实现从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到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平稳转型，还需要政策组合的进一步优化调整。

国际比较的结果已经初步反映出，中国消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除国内消费的影响因素外，这一现象可能本身会受到因国家而异的“消费倾向”影响，即不同国家由于文化等特征的差异，在消费意愿方面天然存在的差异。为正式考察G20 国家的“国家消费倾向”，本文对（1）式进行估计：

其中，c 和t 分别代表国家和年份，Consumptionct 衡量该国家的消费水平；δt 为年份固定效应；Uc为国家固定效应；εrt 为随机扰动项。标准误差聚类到国家层面。此处，笔者核心关注的是剔除一系列影响消费的因素Factorsct 后，因国家而异的消费倾向，即为国家固定效应Uc 的估计系数。国家固定效应Uc 的估计系数越大，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国家消费倾向越高，倾向于实现更多的消费；反之，则说明即使其他影响消费的因素相同，本国的消费意愿也相对较低。其背后反映了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不同国家对于消费在认知和意愿方面上的差异。

国家消费倾向的估计结果如图4 所示。可以发现，在G20 国家中，中国的国家消费倾向处于最低水平，为﹣ 24.92，说明在其他消费影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意愿在G20 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消费倾向的估计结果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属性。消费倾向最高的国家分别为阿根廷（16.42）、墨西哥（8.92）和巴西（7.31），这三个国家均位于南美洲或北美洲，其国家消费倾向显著高于其他G20 国家。消费倾向最低的国家分别为中国（﹣ 24.92）和印度（﹣ 15.07），均位于亚洲。而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和美国两个北美洲国家，在国家消费倾向上非常接近，没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国家消费倾向的估计结果也说明，中国消费率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可能与中华文化中勤俭节约等传统有关。

在对于消费支出整体占GDP 的比重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关注消费的结构，即中国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及政府消费占GDP 比重两者在国际上的相对水平。

表2 显示的是2000、2005、2010、2015、2020 年G20 国家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从绝对值上，中国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在G20 国家中长期处于较低水平：2000 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仅高于欧盟和俄罗斯，位于G20 国家中倒数第三位；2005、2010 年这一比重仅高于欧盟，位于倒数第二位；2015、2020 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为G20 国家中的最低水平。2020 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仅为38.2%，而G20国家中这一比重仅有沙特阿拉伯（43.2%）、韩国（46.4%）两个国家低于0.5。这进一步证实，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居民消费方面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

从趋势上，2010 年之后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已经由下降趋势转向上升。一方面，这反映出中国居民消费长期以来在经济发展中的占比较低，仍然有较大增长空间。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增长动能的转换，居民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逐步提升。

G20 国家政府消费占GDP 比重的变动情况如表3 所示。从绝对值上，中国政府消费占GDP 比重在G20 国家中处于中等偏低水平，2005 年及之后均位于第14 位（2010 年为第16 位）；从趋势上，2005 年以来中国政府消费占GDP 比重处于稳中有升的态势，近年来波动相对较小。2020 年中国政府消费占GDP 比重为17.1%，不足居民消费占比（38.2%）的半数。

从与主要经济体的横向比较来看，中国无论是居民消费水平还是政府消费水平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潜力巨大。由于最终消费是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加总得到，因此中国最终消费支出的提升空间非常可观。这种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较为符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趋势，也是进一步扩大内需、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必然要求。

在梳理中国消费典型事实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建立消费钻石模型（见图5），进一步分析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消费既受到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人口因素、就业的影响，也受到宏观政策体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人口因素、就业四方面因素既存在内部的相互作用，也受到来自宏观政策体系的影响。

经济增长是提升消费水平的根本因素。一方面，在供给端，经济增长提升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水平，使得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得以提供，为消费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需求端，经济增长使得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有能力实现对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为消费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能力保障。而且，无论是从国际还是国内发展经验来看，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是实现最终消费水平提升的必要条件，消费水平的提升往往伴随着经济腾飞。只有不断促进经济增长，将全社会总产出的蛋糕做大，才能保障消费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因此，经济增长是提升消费水平的根本因素。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短期和中长期的双向压力。短期而言，传统强势行业（如外贸业和房地产业）增长放缓，仍缺乏明确的增长预期。中长期而言，面临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自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中国经济增长将逐步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其中，国际环境下，“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对于中国进出口可能造成持续性的压力；国内环境下，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投资回报率在下降，经济增长面临增长动能转换的需要。在这种新常态之下，经济增长仍然是提升消费整体水平的根本因素；同时，受到经济转型因素的影响，消费在整体经济中的重要程度日益提升，消费的水平和质量也将直接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是影响消费水平的直接因素。在做大全社会总产出蛋糕的基础上，如何分蛋糕也将直接影响消费的能力和意愿。首先，收入分配直接影响消费能力。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是实现更高水平消费的前提条件，只有使得社会总产出更多地分配到居民手中，才能为消费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其次，收入分配深刻影响消费意愿。收入分配同时关乎公平与效率，只有在激励效率的基础上，充分保障公平，才能提升消费意愿。反之则可能由于分配不公使得居民产生相对剥夺感，降低消费的意愿。因此，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以及通过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等方式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效率是提升消费水平的直接因素。

收入分配以及社会公平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些政策安排都进一步释放出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调整的重大信号。

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实现消费驱动型发展模式的关键前提条件。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居民平均储蓄意愿下降、消费意愿上升，特别是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快速上升。在此背景下，影响老龄化人口消费意愿和能力的关键在于养老金，而养老金取决于社会保障能力，因此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收入的再分配在未来一段时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人口是影响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人是消费的主体，人口总量和结构均会影响消费水平和质量。人口总量影响消费总量，人口结构影响消费结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因素出现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人口老龄化等趋势。不同人群对于消费需求的差异很大，这些变化都将深刻影响消费的总需求和需求结构。因此，提升消费水平和质量必须关注人口因素。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步入新阶段，人口结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老龄化趋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已经将其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根据第五次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0 年的6.96%上升到2010 年的8.87%；2020 年，中国全国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上升至13.50%，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中国老年抚养比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自2000 年的9.92% 逐步上升至2021 年的20.8%。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成为未来一段时期重要的发展趋势，老年人口的抚养压力不断提升。

人口老龄化趋势既带来了巨大挑战也带来了极大机遇。一方面，因为社会劳动力占比降低将导致劳动供给不足，家庭和社会养老负担压力提高，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大幅增加，如果不能妥善满足这些必要需求，居民自然无法将收入投到消费中；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催生了“银发经济”的发展，带来养老产业等新的机遇，本身成为了新的消费增长点。

就业是影响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2020 年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就业和消费相互影响、互为依托，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保障就业不仅能够保障当期消费的物质基础，更是稳定对于中长期消费的预期。因此，稳定就业是实现长期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

然而，中国就业形势较为严峻，保障与稳定就业仍存在压力。从就业总量上，2021 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接近9 亿人，叠加近千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总量压力较大。从就业结构上，存在人才供需不完全匹配的矛盾，“招工难”与“就业难”同时存在。特别是对于重点群体，青年、大龄劳动者等人群就业面临就业难题。其中，2022 届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增量增幅均创新高，青年就业总量压力持续加大。

在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创造最多就业机会的是与人互动密切的行业，如餐饮行业、零售行业等。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冲击，最近几年居民外出就餐、购物的频次和意愿大幅降低，消费特别是服务型消费受到较大冲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服务业经历了较多困难和挑战。因此，需要特别关注服务业群体的就业问题，完善灵活就业保障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充分保障和增加就业。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人口因素、就业四方面因素之间存在相互的作用关系，也同时受到宏观政策体系的影响，共同决定消费水平和结构。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也利用控制年份和省份双重固定效应的模型，对影响中国中长期消费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证实，经济增长、人口因素、收入分配、就业四个方面均会对消费产生影响，其中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影响最为显著。

通过分析中国消费中长期趋势可以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投资驱动型逐步转向消费驱动型，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然而，与主要经济体的比较结果说明，中国消费率处于较低水平，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在国内分析与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全面释放消费潜力的政策建议，从而有助于实现提振市场信心与全面扩大内需的战略需要。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明确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水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针对提升中长期消费水平而言，更需要把保障就业放在宏观政策优先位置，将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加强支持就业的政策导向，实现多领域宏观政策的协同联动。

在保障总体就业的基础上，也需要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其中，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未来对劳动力供需产生持续性影响的背景下，技术型人才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同时，在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大背景下，服务型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在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方面，需要突出人才培养的就业导向，特别是注重技术型人才和服务型人才的培养培训，以适应技术发展以及消费型经济的实际需要。

此外，在保障就业的具体环节上，优化就业创业环境、稳定重点群体就业、提高劳动报酬、保障劳动权益等方面都需要给予关注。首先，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建立更加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简化企业创业流程等方式，营造更加优良的就业创业环境，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其次，针对大学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通过建立创业孵化基地、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加强职业规划指导等方式，保障其就业创业质量。再次，通过规范企业劳动报酬体系等措施，加强劳动保护，提高劳动报酬，保障劳动权益，增加就业满意度和稳定性。

“十四五”规划纲要将社会保障体系与公共服务、就业、收入分配等统一起来，明确了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功能定位；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也从就业、养老、生育、住房、医疗等多个方面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具体举措进行了全面部署。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提高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促进消费市场的繁荣；同时，民生的保障与改善，能够提振市场信心，强化对未来的积极预期，从而进一步扩大内需，形成正向循环。

优化收入分配，促进公共消费。不仅要提高收入占GDP 的比重，还要注重缩小收入差距。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完善城乡融合消费网络，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改善消费环境，特别是推动农村消费提质升级。采取增收与减负并举等措施，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养老保障覆盖面，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结合人口现状，发展服务消费。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对于医疗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需求提升。需要扩大养老服务的供给，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全面的养老服务。另一方面，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在经历由商品转向服务、由传统转向新型、由实体转向电子的转型趋势。需要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限制，同时加快服务消费质量提升，满足信息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消费需求。

中国消费市场不仅规模巨大，而且一直具有稳定的增长前景。然而，国内消费市场在地域、产业和消费群体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和不平衡，阻碍了消费潜力的全面释放。因此，未来应当在经济“双循环”的大背景下，通过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构建起高效的流通和供应体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全面扩大内需、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战略需要。

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破除要素流动的一切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使其进入效率最高的企业、地区和行业。这需要加强城乡融合，完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物流、信息和服务体系，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加快推进电子商务在农村的覆盖面，使消费者能够更加方便地购买到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还需要优化消费环境，构建起打通地区、串联产业的统一消费市场。加快推进消费品质量和品牌建设，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在统一国内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建立一致认可的标准与规则，排除对市场分割的人为歧视因素。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消费领域信用体系与统一标准正是统一国内大市场建设的题中之义。伴随网络消费占比逐步提升，优化网络消费环境、建立统一的规范与标准不容忽视。特别是针对线下实体消费，需要着力提升消费信心，恢复和扩大消费活力，创新消费场景，着力促进消费升级和潜力释放。

平台经济在提振消费方面发挥了促进增长、提升质量和推动共享的三重关键作用。顺应消费升级趋势，立足扩大内需，需要进一步推动平台经济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服务，支持平台企业挖掘市场潜力，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并规范平台经济的发展。

鼓励平台企业持续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引导平台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开发智能零售、虚拟现实等新型消费场景。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医疗需求的提升，积极发展在线诊疗、线上预约与线下诊治相融合的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

支持平台企业挖掘市场消费潜力，加强对于特殊群体的帮扶。引导平台企业在农村布局，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鼓励平台企业提供无障碍支持，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智能化的产品和服务。

推动提升平台经济规范化发展水平。推动线上消费标准化，鼓励和引导平台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等研究制定规范线上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标准，健全市场监测、重要产品追溯等相关机制，有力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保障消费品质，进而实现消费需求和市场信心的全面提升。

*注：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