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退位前，他的生父载沣已经从监国摄政王的位子上退下来，是隆裕太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接受共和，同意了溥仪退位。
载沣，清朝最后一位摄政王
载沣是清宣宗道光帝之孙，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第五子，光绪帝载湉异母弟。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前后相隔不到一天便双双驾崩。光绪皇帝生前无子，慈禧太后病重期间，在福昌殿病榻前召见了军机大臣载沣、张之洞和世续等人商议立嗣之事，慈禧之意是立三岁的溥仪为帝，并由其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与隆裕太后一同辅佐幼君。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2月2日，溥仪在太和殿即皇帝位，载沣正式开始了他三年的摄政王生涯。
载沣执掌朝政前，人到中年的袁世凯通过其早年在李朝的出色表现，得到李鸿章的赏识，进而被光绪皇帝委以重任，由他组建中国首支新军。当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成水火的时候，袁世凯审时度势，最终倒向慈禧，在戊戌政变前向慈禧的心腹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告密，促使慈禧太后发兵诛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
袁世凯由于告密获得了后党的信任，地位扶摇直上，一路累升迁至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李鸿章死后成为清朝权势最高的汉人大臣。
光绪三十年（1904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后，立宪运动高涨，袁世凯以倡导者的身份成为朝中君宪主张的领袖。而载沣从一开始便对君主立宪持反对态度，并且对袁世凯得到朝廷重用深感不满，他与袁的关系一向比较紧张。光绪帝、慈禧太后驾崩后，载沣以皇帝生父的尊贵身份，成为监国摄政王，至此总揽朝廷大权。在“百日大孝”期间，载沣毫不留情地以“足疾”为由，让袁世凯开缺回籍。
载沣甚至还动了杀死袁世凯的念头，毕竟清末装备最精良的新军还掌握在袁的手上。不过，奕劻、张之洞都认为袁世凯不能杀，再加上袁的心腹段祺瑞动不动架起大炮朝北京城南放空炮，明显是为了震慑载沣，如此，杀死袁世凯的计划才作罢。
三年监国，黯然下野
载沣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在朝廷站稳了脚跟，大权总揽，威望日盛，他的身边也集结了一批少装亲贵精英，不过，这些人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力，但是没能抓住对稳固权力最为重要的军队。清末装备最精良的新军依然牢牢掌握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等人手中。袁世凯在河南老家赋闲期间韬光养晦，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清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值此危难关头，已经执政三年的摄政王载沣却显得束手无策。走投无路之际，载沣再一次想到了手握新军的袁世凯，他认为，凭着大清对他的恩宠，袁世凯定能竭尽全力，忠君报国。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载沣抛开与袁世凯的个人成见，于十月十四日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旋即又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率领北洋新军南下全力镇压起义。
不过，此时的袁世凯并不满足于此，他抓住这难得的一次机会，决定攫取更高的权力。当“预备立宪”流产的时候，满汉官僚严重分化，互相猜忌攻忤，清王朝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载沣无力稳定大局，为了安抚汉族官僚，不得不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就这样，袁世凯在赋闲三年后，再一次得到了重用，且权势达到了最顶端，掌握了清王朝的军政大权。不久，袁世凯即派兵南下镇压武汉革命军，凭借着新军精良的装备，很快便夺取了汉口。
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掌握了清王朝的军政大权，这就意味着载沣的权力生涯到头了。监国三年来，载沣少有作为，不仅没能剪除野心勃勃的袁世凯，甚至连革命党都无力镇压，清王朝在载沣手上日渐衰落。随着袁世凯的上位，载沣也不得不卸任监国摄政王，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短暂且备受煎熬的三年监国生涯，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无欲无求的载沣
退居藩邸的载沣再也没有能力干预朝政，随着满清贵族权势的没落，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一批汉族武官开始强势抬头，成为左右清王朝命运的最强一股力量。宣统帝与隆裕太后，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根本无力抵御袁世凯的操纵与欺诈。
溥仪退位，这样的历史大事载沣为什么没有参与，因为这个时候的载沣早已经是一个无权无势，闲居在家的王爷。而同意溥仪退位，亲自颁布清帝退位诏书的隆裕太后，只是一介弱女子，个人政治影响力和驾驭群臣的能力远非慈禧太后可比。因此，当袁世凯向隆裕太后逼宫，许以优待清室的各种条件的时候，惶惶然不知所措的隆裕太后只能搂着小皇帝，含泪同意了宣统帝逊位。
清帝逊位，开国二百余年的清王朝走向终结，而已经远离朝堂的载沣想必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可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监国三年来，载沣深感满清王朝已经腐朽到骨子里，凭他一人之力，再加上一班尸位素餐的满清贵族，根本无力扭转局势，清王朝的覆灭实乃是在意料之中。
退居藩邸后，载沣在生活上很低调，极少与外人来往，他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维持对皇室的《清室优待条件》和保持现状足矣。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领八千辫子军进入紫禁城，拥护宣统复辟，这一出闹剧让不少清王朝的遗老遗少又燃起了复国的希望，只有载沣始终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自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冯玉祥把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后，日本人又把暂居在天津租界的溥仪带到东北，只有载沣认为溥仪此去东北“凶多吉少”，持反对态度。可见载沣的头脑何其清醒，思想上也是很有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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