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30日，我上午在德州走访企业，中午开车送同事去火车站，下午一个人在酒店房间写稿子，感觉很闷，于是步行到距离酒店不是很远的董子园转转。董子园风景区就坐落于德州经济开发区内，景区总占地743亩，包括主体建筑董子读书台、“三策固本”水上牌坊、董子文化街、柳湖书院、“繁露广场”、“聚贤阁”、“安德亭”、“广仁楼”、“弘义楼”、“崇礼楼”、“汇智楼”、“明信楼”、“春晖园”、“柳湖”、“柳亭”、“学而”、“神思”、“逸兴”、“不窥园”、“天和桥”、“人和桥”、“地和桥”、“立心亭”、“正谊桥”、“明道桥”、“繁露堂”、“春秋舫”，还有董仲舒纪念馆、儒家文化代表人物雕像群、德州地域文化广场等。

德州董子园景区为纪念西汉大儒董仲舒而建，是感受儒家文化的胜境。董子园景区是以董子读书台为主景，以沙王河水系为脉络，台临水建，景随水出。新建的所有人工景观都设计成传统建筑格式，灰白色调，体现古朴、简洁、大气的汉代建筑风貌。西侧的董子文化街，和东侧原生态园林，因河相连，临河相守，体现出人文建筑空间与自然生态空间相和谐的城市景观。董仲舒青年时期曾在德州研读儒学13年，历史上曾经建有董子读书台，史料记载是始建于隋朝，民国时期毁于战乱，新建成的董子读书台，已经成为了整个董子园景区的核心。

董子园景区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儒家文化为主题，创意主旨是“民族中兴、天下大治”，大力弘扬儒家思想文化，同时，通过宣示董子读经“三年不窥园”的精神，激励人们刻苦努力，成为“贤良方正”的栋梁之材。董子园风景区包括董子文化街、董子读书台、柳湖书院等。其中董子文化街分为顺天街和博文街两条，取自“顺天应人、博文弘义”。沿河5栋楼，以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中五常来命名，分别是“仁、义、礼、智、信”。跨河而建的是“三策固本”水上牌坊，“三策”指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天人合一”、“大一统”论和“独尊儒术”三策。

董子读书台高大庄重，汉代风格，南北跨越80余米，从台基到屋脊高24.8米，其中台基高13米，读书台大殿高11.8米。大殿前是座“正谊明道”牌坊，正谊明道这四个字是乾隆的御笔，如今正谊明道四字在故宫的淑芳斋后殿。董子读书台分前后两个大殿，前殿为“繁露堂”，场景为，董仲舒在德州下帷讲学的场景，后殿设计的是董仲舒与汉武帝贤良对策的场景。

读书台前矗立着由钱绍武创作的董仲舒青铜像，塑像高6米，基座2米。雕塑以汉代简明浑拙的大块体积为主。造型方圆结合。肩膀偏方，显得厚重有力。胸部略偏浑圆，显得大而有容，融通无碍。膝部往下又渐渐变方，以增加稳定感。塑像右手高举，食指向天，表现了他所提倡的“天人合一”思想理念和他的自信。眼睛采用典型的“凤眼”，显出异常的智慧和内向的性格。整个塑像刻画出一位有高超智慧而温厚内敛，有原则而不固执偏狭的“大儒”风范。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哲学家，广川（河北省景县广川大董故庄村）人，广川邻近齐鲁，北靠燕赵，西界三晋。董仲舒出生于一个家有大批藏书的大地主阶级家庭。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讲授《公羊春秋》。在30岁时，董仲舒开始设坛招收大批学生，精心讲授。他讲学，在课堂上挂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面听。同时，他还经常叫他的得意门生吕步舒等转相传授。董仲舒的课讲得十分精彩，弟子很多，弟子再教弟子，这样，很多人跟他学了多年，只是听说过他的大名，但没见过他的面。他的行为举止，都遵循礼节，很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了长吏。由于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他的声誉也日益扩大，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中言：“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作：“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记述大体相同，意思就是：有德行的人，端正自己的道义，不谋求个人私利，宣明自己的大道而不计较个人功利。“正谊明道”，这是董仲舒明确的仁人标准。宋代的程朱为代表。程子曰：“董子有言：‘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度越诸子远矣。”。朱熹推崇董仲舒，把“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定为白鹿洞书院学规内容中的“处事之要”。针对宋代的社会现实，指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把正谊明道视为高明的智慧。“‘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谊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论。仁人于此有不能自已者，‘师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谊。”此言有点像老子所言“无德有德”的味道，也就是要把正谊明道变成为自觉的行为。朱熹奉董仲舒的正谊明道为经典语言，在理论上阐述其意蕴，在实践中发扬光大。明代王阳明言：“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己。‘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在社会上人们追名逐利而无真正道德的情况下，王阳明推崇正谊明道。清朝李元度言：“董子知道之大原，能尊孔氏，斥百家，以正谊明道为鹄。”李元度把正谊明道视为董仲舒尊孔子斥百家的目标。上述学者，把董仲舒的正谊明道扩展到人生智慧、人心道义等方面，高度赞扬董仲舒的主张。“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是董仲舒对江都王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成为历代儒生自我修炼的最高标准与最高境界。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被推举参加策问。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称为“天人三策”。第一次策问，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武帝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天人感应的问题。董仲舒在他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深得汉武帝的赞赏，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两千多年。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

在董子园景区有一座跨河而建的是“三策固本”水上牌坊，“三策”指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天人合一”、“大一统”论和“独尊儒术”三策。汉初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文景盛世。但在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景帝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公元134年），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他治理江都国，主要是以《公羊》为指导，通过推究“自然灾异”、“阴阳运行错误”的原因，然后在求雨时能关闭阳气，释放阴气，使天下雨；止雨时，能关闭阴气，释放阳气，使雨停止。在江都国，他这样做，从来都没出现误错。元朔四年（前公元125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四年后辞职回家。

虽然董仲舒辞去了官职，但朝廷每有大事商议，皇帝即会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董家问他的建议，董仲舒都有很明确的看法，表明董仲舒仍受汉武帝尊重。后来，张汤把询问董仲舒的部分材料，整理为《春秋决狱》一书。董仲舒虽然养病在家，但仍十分关心朝政大事，甚至在临终之前，还写奏章给汉武帝，坚决反对盐铁官营的政策。

董仲舒在家著书写作，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是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时的贡献。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只要不是在六艺之列的，（所谓“六艺”，就是过去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人。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怎么做了。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不稳固。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董仲舒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可决定一个封建王朝的兴亡。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天"，是指秦末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他要借用这一象征农民阶级政治力量的"天"，来戒惧皇帝，使之自敛。用"天"来限制他。当时董仲舒为什么要采用"天人感应"的形式来戒惧皇帝呢。原因是：西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极深。董仲舒就采用了"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引发农民起义，速亡国的惨痛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从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西汉王朝统治人民虽然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质上仍因袭秦制，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武帝好法术、刑名，重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来加强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上疏汉武帝"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的主张，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不允许官吏与百姓争抢利益，盐业、金属业都有百姓自己掌控，除去奴婢制度、擅自斩杀的威严，降低赋税，减少徭役，让人民休养生息，减少民力消耗"。这些主张，首先，打击豪强势力，加强中央政权的力量；其次，暂时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阶级专政，防止社会进一步动乱，防止农民起义。董仲舒吸取秦灭亡教训，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提倡德治，革除秦时的弊政，进行"更化"。他的"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专政。他认为，严刑峻法，给统治阶级带不来稳定的统治秩序，不能维持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他提出：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理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并上疏汉武帝："作为帝王应该秉承上天的意思进行办事，因此，应该用仁德的教化而不是用刑法治理，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董仲舒一生历经三朝，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于家中病卒，享年约75岁，葬于西汉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他的墓地，为了表彰其对汉王朝的贡献，特下马致意。由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为"下马陵"。《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去世，是汉朝的巨大损失。

董仲舒自幼天资聪颖，少年时酷爱学习，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和睡觉。其父董太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让孩子能歇歇，他决定在宅后修筑一个花园，让孩子能有机会到花园散散心歇歇脑子。第一年，董太公一边派人到南方学习，看人家的花园是怎样建的，一边准备砖瓦木料。头一年动工，园里阳光明媚、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蜂飞蝶舞。姐姐多次邀请董仲舒到园中玩。他手捧竹简，只是摇头，继续看竹简，学孔子的《春秋》，背先生布置的诗经。第二年，小花园建起了假山。邻居、亲戚的孩子纷纷爬到假山上玩。小伙伴们叫他，他动也不动低着头，在竹简上刻写诗文，头都顾不上抬一抬。第三年，后花园建成了。亲戚朋友携儿带女前来观看，都夸董家花园建得精致。父母叫仲舒去玩，他只是点点头，仍埋头学习。中秋节晚上，董仲舒全家在花园中边吃月饼边赏月，可就是不见董仲舒的踪影。原来董仲舒趁家人在赏月之机，又找先生研讨诗文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董仲舒的求知欲愈见强烈，遍读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各家书籍，成为儒学大师。在景区湖中心的小岛有一个“不窥园”，是仿照苏州园林建造一个巧夺天工的小园子，就是根据董仲舒“目不窥园”的典故，岛上有三所建筑——“学而”、“神思”、“逸兴”。

董子巷是富有江南秦淮特色的仿古文化商业区，着力展现中国古文化和德州特色地域文化，以徽式建筑为主体，以灰、白为主色调，黛瓦白墙，明间大窗，凸显了传统商业业态和现代商业业态共存，古建筑风格与当今设计理念有机融合的杰出设计思想，其建筑设计力图从地域中寻找依据，提升文化内涵，并以现代的手法表现出来。建筑采用灰红为主色调，飞檐斗拱，屋顶舒展平远，庄重大方，气势宏伟，突出了汉风唐韵的建筑风格，与董子读书台建筑群浑然天成，十分协调。

柳湖书院是为了研究董子文化提供场地，是集大型会议，学术研讨、创作于一体的场所。柳湖是董子园风景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诗人田香城在柳湖岸边兴建了“数帆亭”。与湖心岛相连的有三座桥，分别为天和桥、地和桥、人和桥。柳湖岸边的石舫叫春秋舫，“舫”即船，承载历史，继往开来。董仲舒著作为《春秋繁露》，春秋又有时代变迁、历史发展的意思。

董子园景区里有一个非常宽阔的水面叫做柳湖，和湖心岛相连的有三座桥，连接湖心岛与文化街的叫作人和桥，廊桥叫做天和桥，连接湖心岛和湖心小亭的桥叫作地和桥。中国的老百姓都讲究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即“天人合一”。园中有许多雕塑，大多是关于董子的故事，如“三年不窥园”、“乾隆皇帝御笔题字”、“卢雅雨柳湖结社”等。生态园林因河相连，临河相守，体现出人文建筑空间与自然生态空间相和谐的城市景观。

董仲舒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天人感应”。什么是天人感应呢？他认为“人副天数”，即人是天的副本，人和天是相通的。如果政治不清明，天就会降“灾异”、“天谴”警告；如果政治清明，就会出现祥瑞。董仲舒的这种理论在今天看来是非常荒唐的，但其实是非常高明的。在评价一个思想家的时候，不应该只看他说了什么，而是应该看他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董仲舒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为了规范皇权，限制权力。我们今天讲“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是在皇权独尊，法治不昌明的时代。怎么才能规范君权、限制君权呢？董仲舒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天人感应”。这看似神化了君权，认为君权天授，但也在无形之中为君权安上了一个“紧箍咒”。董仲舒明确提出“屈民以申君”，但也提出“屈君以申天”。他一方面站在儒家“民本”的角度上，承认无道之君可以易位；另一方面又强调“天人感应”，只要君主的行为合乎“天道”就可以永保太平。也就是说政权的合法性以及皇权能否稳固不取决于别的，只要符合天意即可。而天意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民心，就是儒者对于政治的批判与解释。因为这套规范君权的理论就是儒者发明出来的，事实上其中暗含了儒者希望限制君权、规范君权的企图。秦汉以后的儒者虽然没有先秦儒家的那种对君权的猛烈批判，但这是时代使然。以前是一个诸侯割据的时代，可以周游天下。而秦汉大一统，儒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如对，对于君权的批判自然就弱了很多。但并不是说就完全丧失了，只是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体现出来，董仲舒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不像公孙弘一样曲学阿世，一生仕途不太顺畅，甚至因为提倡“灾异”有过杀身之祸。董仲舒的这种做法可谓是高明，他是将君臣关系从具体的人、事上抽出，作为一种普遍的法则，从历史语境下抽离出来。在更高层面上维护了儒家的道义的同时，既为政权的合法性找到了依据，也为政权的稳固性找到了保障。这个依据和保障就是“天意”。